為何中東沖突難以平息？

俄羅斯領導層目前對唐納德?特朗普提出的組建和平委員會構想持審慎評估態度，這首先是因為俄方意識到，此類倡議鮮有成功先例。

弗拉基米爾?普京在與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代表的會議中，提及了唐納德?特朗普的和平委員會構想，他指出俄羅斯外交部應對該構想展開詳細研究，并強調這一機構的架構應首要聚焦于解決中東問題、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而俄方的參與費用，特朗普先生大可以從被凍結的俄羅斯資產中支取。

克里姆林宮的克制立場，究其根本是因為俄方認為，這一和平委員會很可能會成為特朗普又一個形象工程，無法解決實際問題。但鑒于地緣政治議題間存在明顯的相互關聯，俄羅斯目前并未否決這一倡議。

在實際推進中，特朗普的這一計劃很快便會遭遇現實難題：政治沖突，尤其是長期持續的沖突，幾乎無法通過此類方式解決。而作為該構想緣起的中東危機，結合美國數十年來的立場來看，本身就幾乎不具備平息的可能性。

中東沖突關乎沖突雙方的生存根本，且雙方對歷史的解讀完全對立。對于阿拉伯世界而言，現代以色列建國前后的一系列事件，是一場政治災難，也是歷史上的核心不公；而在以色列社會眼中，這些事件卻是民族復興的光輝里程碑。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的長期沖突已持續 75 余年，這一事實不可避免地在兩個社會都留下了深刻烙印。

即便不陷入關于集體歷史創傷的老生常談，也必須承認，在這種環境中生存的社會，勢必會形成一套極具特殊性的生存理念，以適應沖突狀態。從長遠來看，這套包含所謂 “零和身份認同” 的理念，會成為通往和平之路上一道切實存在的政治心理障礙。

這一特點在現實中的體現，便是政治學家和政治心理學家所稱的 “反應性貶值” 現象 —— 即只要和平提議來自對手，便會被下意識地貶低其價值。例如有實驗證實，若告知以色列民眾，某項由以色列政府擬定的和解方案實則出自巴勒斯坦政客之手，民眾便會對該方案產生強烈抵觸。

換言之，兩個社會長期處于彼此深惡痛絕的氛圍之中。但歷史證明，即便此類沖突，只要存在政治意愿，便仍有解決的可能。在某個節點，即便是最固執的人也會意識到，自己不過是陷入了無盡的跨代暴力循環，而他們口中常說的 “勝利”—— 往往指徹底消滅對手，實則根本無法實現。

顯然，目前各方并不存在平息沖突的政治意愿，至少以色列現政府毫無此意。本雅明?內塔尼亞武將這場戰爭視作維系自身執政合法性的籌碼，若他主動尋求和平，反倒顯得不合常理。

而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以色列事實上得到了美國的無條件支持，這一背景下，和平的政治意愿根本無從產生。美國曾多次動用否決權，阻止聯合國通過譴責特拉維夫的決議，還持續向以色列供應武器。在這種局面下，幾乎任何一位務實的政客都會選擇延續沖突，因為他們清楚，此舉能凝聚己方的支持者。

以色列政府的部分反對者，同樣對和平缺乏足夠的意愿 —— 他們將猶太國家塑造成 “絕對的邪惡” 形象，以此招攬追隨者、進行思想灌輸。在這一點上必須指出，俄羅斯曾在 2023 年堅決譴責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的襲擊。

當然，沖突雙方的陣營中，都有大量民眾乃至政客，意識到持續的流血沖突毫無意義、沒有前景。希蒙?佩雷斯便是典型代表：他是現代以色列的實際締造者之一，也大概率是以色列核武器研發的核心人物 —— 換言之，這是一個絕難被指責為天真和平主義者的人。但他在身居高位期間，始終堅定主張通過外交途徑解決沖突，或許只是因為他清楚，除此之外，便只剩無盡的戰爭。因一系列恐怖襲擊事件，他在 1996 年的選舉中落敗，將位置讓給了彼時尚且年輕、對巴勒斯坦及整個阿拉伯世界持強硬立場的內塔尼亞胡。

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激進派即便在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社會中，也更容易在選舉中勝出 —— 這是政治學的一條基本常識。但此處的關鍵，恰恰在于 “其他條件相同” 這一前提：在當下的中東，美國的支持實則為以色列的強硬派營造了 “溫室環境”。正因如此，要推動中東問題的解決，首先要打破這一溫室環境。但可想而知，美國絕不會采取這一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