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張A4紙靜靜地躺在我辦公桌的正中央。
紙面微微反光,頂端“干部晉升審批表”幾個宋體字格外刺眼。照片欄里,一張中年發福的臉龐正對著我,嘴角掛著體制內人慣有的、分寸恰好的微笑。
賈景浩。
我的手指懸在表格上方,沒有落下。
推薦理由一欄,有人用藍色鋼筆補充了一行小字:“其岳父陳永壽同志系本地老會計,群眾基礎較好。”
窗外的梧桐葉子被風吹得嘩嘩作響。
三十年了。
那個名字像一把生銹的鑰匙,突然插進記憶的鎖孔,狠狠一擰——所有我以為早已封存的畫面、聲音、氣味,全都轟然涌出。
夏夜黏稠的空氣。
昏黃路燈下她哭腫的眼睛。
還有那個男人斬釘截鐵的聲音:“滾!我女兒就是嫁給要飯的,也不會跟你這個窮小子!”
我閉上眼,深吸一口氣。
再睜開時,目光落在審核意見欄那片空白上。
筆筒里那支黑色簽字筆,筆尖還殘留著上次批文件時留下的墨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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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那年夏天特別熱。
鎮上的石板路被曬得發燙,踩上去能感到熱氣透過塑料涼鞋底往上冒。我在沈晨曦家對面的槐樹下等了整整一下午。
樹蔭挪了位置,我就跟著挪。
汗把白背心濕透,緊緊貼在背上。
傍晚時分,她家那扇漆成暗紅色的木門終于開了條縫。沈晨曦探出半個身子,左右張望,看見我時眼睛亮了一下,隨即又暗下去。
她快步走過來,腳步很輕。
“你快走吧。”她把一個折成小方塊的紙條塞進我手里,“我爸發現了。”
紙條被她的汗水浸得有些軟。
我還沒來得及說話,院門里就傳來她父親陳永壽粗糲的嗓音:“晨曦!跟誰說話呢?”
沈晨曦渾身一顫,推了我一把。
我退到樹后,看著她低著頭跑回院里。木門關上時發出沉悶的響聲。
天色暗下來,我才敢展開那張紙條。
鉛筆寫的字被淚水暈開了幾處,勉強能辨認:“晚上九點,老地方。我有話跟你說。”
老地方是鎮子西頭廢棄的磚窯。
我攥著紙條往家走,手心全是汗。
到家時天已經黑透了。三間瓦房,墻皮剝落得厲害。屋里點著煤油燈,母親在灶臺邊熱剩飯,父親蹲在門檻上抽煙。
“又去找沈家丫頭了?”父親沒抬頭,煙頭的紅點在黑暗里明滅。
我沒吭聲。
“趁早死了這條心。”他把煙蒂扔在地上,用鞋底碾了碾,“陳永壽是什么人?鎮公所的會計,吃公家飯的。咱們家呢?”
母親端著碗過來,輕輕碰了碰父親的胳膊。
父親站起來,背對著我:“下個月,跟我去縣里建筑隊干活。攢點錢,過兩年托人說個實在姑娘。”
煤油燈的光晃動了幾下。
我盯著墻上自己的影子,很長,很瘦,歪歪扭扭地貼在土坯墻上。
九點差一刻,我溜出家門。
磚窯在鎮子最西邊,周圍長滿了荒草。月光很淡,照得那些殘破的磚垛像蹲伏的怪獸。
沈晨曦已經在那里了。
她穿著碎花襯衫,靠在半截磚墻上,聽見腳步聲猛地轉過身。月光下,她的臉蒼白得像紙。
“我爸給我定親了。”她開口第一句就是這個。
我愣在原地。
“賈科長的兒子,賈景浩。”她說得很快,像是怕一停下來就說不下去了,“在縣化肥廠上班,下個月就要……就要過禮了。”
夜風穿過磚窯的空洞,發出嗚嗚的聲響。
“你答應了?”我的聲音干澀得不像自己的。
沈晨曦的眼淚一下子涌出來。她搖頭,拼命搖頭,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我走過去想拉她的手。
她躲開了,往后退了一步,背抵在磚墻上。“我爸說,如果我不同意,他就去你家鬧。”她用手背抹了把臉,“說你……說你騷擾我,讓你家在鎮上待不下去。”
荒草里有蟲子在叫,一聲接一聲。
“我們跑吧。”我說。
這句話在我腦子里盤旋了無數遍,說出來時卻輕飄飄的,一點分量都沒有。
沈晨曦看著我,眼睛在黑暗里閃著水光。她張了張嘴,最后還是搖頭。
“我能跑到哪兒去?”她的聲音很輕,“我媽身體不好,藥不能斷。我弟還在上學……”
她沒再說下去。
但我們都知道后面的話是什么——我家更跑不了。三間破瓦房,兩畝薄田,生病的奶奶,還有欠著的外債。
月亮從云層后面露出半張臉。
沈晨曦從口袋里掏出一個小布包,塞進我手里。“這是我攢的,十八塊六毛。”她的手指冰涼,“你……你去外面吧。縣城,或者省城,找個活路。”
布包上繡著一朵小小的梅花,針腳歪歪扭扭的。
“我不……”
“拿著!”她突然提高聲音,然后又壓下去,帶著哭腔,“算我求你了,拿著錢,走得遠遠的。別回來了。”
磚窯深處有夜鳥撲棱翅膀的聲音。
遠處傳來狗叫,一聲,兩聲,在寂靜的夜里傳得很遠。
沈晨曦側耳聽了聽,臉色變了。“我得回去了。”她說著,最后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里有太多東西——不舍,絕望,哀求,還有某種下定決心的決絕。
她轉身往鎮子方向跑,碎花襯衫在月光下一閃一閃的,很快就消失在荒草叢里。
我站在原地,握著小布包,布料上還殘留著她的體溫。
風大了起來。
02
調回市里的第二周,我還在熟悉環境。
辦公室在三樓,朝南,窗戶正對著機關大院里的幾棵老松樹。早晨陽光照進來,把深紅色的辦公桌面曬得發燙。
人事檔案堆了半尺高。
我一份份翻看,努力把名字和臉對上號。韓濤敲門進來時,我正捏著眉心緩解疲勞。
“蕭局,這幾份文件需要您簽個字。”他把文件夾放在桌上,動作很輕。
小伙子三十出頭,做事干練,是我從原單位帶過來的少數幾個人之一。
我接過文件,快速瀏覽著。
簽完字遞還給他時,隨口問了句:“下面鄉鎮的情況,你摸得怎么樣了?”
“正在梳理。”韓濤接過文件,“上周去了兩個鎮,這周安排了三個。對了,青石鎮那邊——”
他頓了頓,似乎在斟酌用詞。
“怎么了?”
“青石鎮的副鎮長賈景浩,想約時間向您匯報工作。”韓濤說,“我跟他說您剛來,日程緊,但他托了兩次話。”
這個名字像一根細針,輕輕扎了一下我的神經。
“知道了。”我低頭整理桌上的文件,“先放放吧,等調研安排出來再說。”
韓濤點頭,退了出去。
門關上的聲音很輕。
我站起來走到窗前,推開玻璃窗。初秋的風帶著涼意吹進來,樓下大院里有幾個干部模樣的人在走動,低聲交談著什么。
青石鎮。
那是我出生的地方。雖然鎮子這些年擴建了不少,但老街的模樣大概還在。供銷社門口那棵老槐樹,不知道被砍了沒有。
下午有個短會。
散會后我獨自下樓,沒讓司機送,說想走走。辦公樓是老建筑,走廊兩側貼滿了各種通知和宣傳欄,白熾燈有些昏暗。
走到一樓大廳時,我看見韓濤站在門口,正在和兩個人說話。
一個背影佝僂的老人,穿著洗得發白的灰色夾克,雙手拘謹地交握在身前。另一個是中年男人,微微發福,側臉對著我,正頻頻點頭。
我的腳步慢了下來。
老人轉過身來,臉上堆著小心翼翼的、近乎討好的笑容。他比三十年前老了很多,頭發全白了,背也駝了,但那雙眼睛——那雙曾經用嫌惡和鄙夷看我的眼睛——我還是認出來了。
陳永壽。
他正對韓濤說著什么,語速很快,手勢幅度很小。韓濤耐心聽著,偶爾點點頭。
中年男人這時也轉過臉來。
照片上看不太出來,真人確實發福得厲害,肚子微微凸起,臉頰的肉有些下垂。
但他笑起來時眼角堆起的皺紋,還有那個點頭的姿態,都讓我想起當年在鎮公所門口見過的那個年輕人。
那時他穿著嶄新的的確良襯衫,推著一輛鳳凰牌自行車,車鈴鐺擦得锃亮。
陳永壽站在他旁邊,拍著他的肩膀,聲音大得半條街都能聽見:“景浩啊,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我父親當時拉著我快步走過,頭埋得很低。
“蕭局?”
韓濤看見了我,喊了一聲。
陳永壽和賈景浩同時轉過頭來。
那一瞬間,時間仿佛凝固了。陳永壽臉上的笑容僵住,眼睛睜大,渾濁的眼球里閃過難以置信的神色。他的嘴唇動了動,卻沒發出聲音。
賈景浩顯然不認識我,但看見陳永壽的反應,也察覺到了異樣。他看看我,又看看岳父,表情困惑。
“這位是我們新來的蕭局長。”韓濤介紹道。
賈景浩立刻上前一步,伸出雙手:“蕭局長您好!我是青石鎮的賈景浩,一直想去拜訪您……”
他的手懸在半空。
我沒有立刻去握,目光越過他,落在陳永壽臉上。老人此刻已經低下頭,盯著自己的鞋尖,雙手不安地搓動著。
“賈副鎮長。”我最終伸出手,和他短暫地握了握,“聽韓濤提過你。”
手掌接觸的時間不超過兩秒。
賈景浩的手心有些濕。
“是是是,工作做得還不夠……”他話說得很快,“蕭局長哪天有空去我們鎮指導工作,我們全鎮上下都翹首以盼。”
陳永壽始終沒抬頭。
大廳里的光線有些暗,他站在陰影里,整個人縮成一團,和記憶中那個腰板挺直、聲音洪亮的會計判若兩人。
“會有安排的。”我說完,對韓濤點點頭,“我先走了。”
轉身離開時,我能感覺到背后的目光。
一直走到大院門口,我才放緩腳步。秋風吹過,路邊的梧桐葉子嘩啦啦響成一片。
門衛室的老師傅探出頭:“蕭局長,車不在嗎?”
“走走路。”我說。
沿著人行道慢慢走,轉過兩個街口,不知不覺走到了老城區。這里的建筑還保留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風格,墻面上爬著枯黃的爬山虎。
一個小賣部門口,幾個老人在下象棋。
我站在路邊看了會兒,聽見他們用熟悉的鄉音爭吵:“你這步臭棋!”
“你懂個屁!”
其中一個老人抬起頭,和我對視了一眼。
他的目光在我臉上停留了幾秒,然后若無其事地移開,繼續盯著棋盤。
但我知道他認出來了。
三十年前,就是這個老人,在鎮公所門口的人群里,看著我父親拉著我狼狽離開,然后搖搖頭,對旁邊的人說:“老陳家那丫頭,本來跟蕭家小子挺好,可惜了。”
可惜了。
我轉身往回走。
天色暗了下來,街燈一盞盞亮起,把我的影子拉長又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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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周末我在辦公室加班。
韓濤送來的調研方案攤在桌上,幾個備選鄉鎮的名字列在上面。
青石鎮排在第三個,后面跟著簡短的備注:“傳統農業鎮,近年嘗試發展特色種植,但成效一般。負責人賈景浩,任職六年,群眾評價尚可。”
“尚可”這個詞很微妙。
我拿起紅筆,在青石鎮下面劃了道橫線。
周一上午的班子會上,調研安排正式確定。我主動提出要去南邊幾個鄉鎮,名單里自然包括了青石鎮。
“蕭局親自去也好。”分管農業的副局長說,“那幾個鎮確實需要多關注。”
散會后,韓濤跟我回辦公室。
“青石鎮那邊,需要提前通知嗎?”他問。
“不用。”我翻開另一份文件,“到了再看實際情況。”
韓濤點頭記下,猶豫了一下,又說:“賈景浩昨天又給我打電話,問您喜歡喝什么茶,他好準備。”
我抬起頭。
韓濤的表情很自然,顯然不知道其中的過往。在他眼里,這只是一個基層干部想要討好新領導的尋常舉動。
“告訴他,白開水就行。”
“好的。”
韓濤離開后,我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
腦海里浮現出昨天在大廳見到的那一幕——陳永壽佝僂的背影,賈景浩堆笑的臉,還有那雙濕漉漉的手。
電話響了。
是省里一個老領導,問我適應得怎么樣。寒暄幾句后,話題轉到工作上。
“你們市下面有幾個鎮,歷史遺留問題不少。”老領導說,“處理的時候要慎重,特別是人事問題。有些干部在基層待久了,雖然能力一般,但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我應著,心里明白這話有所指。
掛了電話,我走到窗前。
大院里那幾棵松樹在風里輕輕晃動,樹梢已經泛出深秋特有的暗綠色。幾個年輕干部抱著文件匆匆走過,步履輕快。
我想起三十年前離開鎮子那天的情景。
凌晨四點,天還沒亮。我背著用化肥袋改裝的行李包,里面塞著幾件換洗衣服和那個繡著梅花的小布包。母親偷偷塞給我兩個煮雞蛋,眼睛紅紅的。
父親蹲在門檻上抽煙,沒說話。
我走到村口時回頭看了一眼,三間瓦房在晨霧里只剩下模糊的輪廓。那只老黃狗跟了我一段,被我趕回去了。
鎮上的班車一天只有兩趟。
我在車站等了三個小時,期間看見沈晨曦家的方向有炊煙升起。她應該已經起床了,或許正在梳洗,準備去鎮公所上班——陳永壽給她安排了個臨時工的位置。
班車來的時候,太陽已經升得很高。
車子發動時,我最后看了一眼這個生活了二十年的鎮子。供銷社,衛生院,鎮公所的二層小樓,還有磚窯所在的那片荒地。
一切都迅速向后倒退,變小,最后消失在塵土里。
后來我去了省城。
在建筑工地搬過磚,在餐館洗過碗,睡過橋洞,也擠過十個人一間的工棚。十八塊六毛錢很快就用完了,小布包我一直留著,藏在貼身的口袋里。
第三年,我抓住一個機會,進了家小工廠當學徒。
再后來,參加招考,進了體制,從最基層做起。一步一步,調動,升遷,結婚,生子,離婚,再調任。
三十年就這么過去了。
辦公室的門被輕輕敲響。
“進。”
韓濤拿著一個文件夾進來:“蕭局,這幾份是急件,需要今天處理完。”
我回到辦公桌前。
最上面那份是某個項目的審批材料,申報單位一欄寫著“青石鎮人民政府”,負責人簽字處是“賈景浩”三個字,字跡工整,一筆一畫都很用力。
我翻到最后一頁,在審批意見欄簽下自己的名字。
筆尖劃過紙張,發出沙沙的聲響。
04
干部晉升推薦表是周三上午送到的。
人事科長親自送來,厚厚一沓,按程序需要我初審。“這批主要是鄉鎮和街道的副職轉正,或者平級調整。”他把表格放在我桌上,“您先過目,有問題我再來取。”
我點點頭,等人走了才翻開。
第一份就是賈景浩的。
表格打印得很規范,照片應該是近期拍的——比我在大廳見到時更正式些,頭發梳得整齊,西裝領帶,笑容標準。只是眼袋有些重,粉底也遮不住。
姓名:賈景浩。
出生年月:196X年X月。
工作單位:青石鎮人民政府。
現任職務:副鎮長。
擬任職務:鎮長。
推薦理由一欄打印的內容很常規:政治素質較好,業務能力較強,群眾基礎扎實……但在最下面,有人用藍色鋼筆補充了一行小字。
字跡清秀,應該是人事科哪個小姑娘寫的。
“其岳父陳永壽同志系本地老會計,退休后仍關心鎮里發展,群眾口碑較好。家庭背景可視為加分項。”
我盯著那行小字看了很久。
鋼筆的墨色有些淡,像是寫字的人猶豫著該不該寫,最終還是寫了,但沒敢用力。
窗外的光線漸漸移動,照在表格上,把照片里賈景浩的臉映得發亮。
我放下表格,走到文件柜前,打開最下面的抽屜。里面有個鐵皮盒子,生了些銹,邊緣的漆已經剝落。
打開盒子,最上面是一本舊相冊。
翻到中間頁,照片已經泛黃。兩個年輕人站在磚窯前,女孩扎著麻花辮,男孩穿著洗得發白的襯衫,兩人都沒看鏡頭,而是側著臉,看著彼此笑。
照片背面有一行鉛筆字,娟秀的字體:“198X年夏,和澹。”
“澹”字被水漬暈開了一點。
下面還有一行更小的字,寫得很匆忙:“等我。”
等我。
可我沒等來她,她也沒等來我。
鐵皮盒子里還有其他東西:一本邊角卷起的《平凡的世界》,扉頁上有她寫的名字;一支用了一半的鉛筆;還有那個小布包,梅花已經褪色,針腳依舊歪歪扭扭。
我把布包拿出來,握在手里。
布料已經脆了,稍一用力就會碎掉似的。十八塊六毛錢早就花了,但布包本身我一直留著,像是留著某種憑證,證明那些日子真實存在過。
我合上鐵皮盒,放回抽屜,鎖好。
接起電話,是秘書科通知下午的會議改時間了。我應了聲,掛斷后回到辦公桌前。
賈景浩的表格還攤在那里。
我拿起紅筆,在“擬任職務”旁邊點了一下,留下一個小小的紅點。然后翻到第二份表格,開始往下看。
這一批共有十七個人。
我一份份看過去,有的履歷光鮮,有的平平無奇。有個女干部四十五歲了還在副科崗位上,推薦意見里寫著“任勞任怨,但因家庭原因多次拒絕調動”。
家庭原因。
我用筆在那四個字下面劃了道線。
全部看完已經中午了。我把表格整理好,摞整齊,賈景浩的那份夾在中間,不顯眼的位置。
食堂里人不多。
我打了份簡單的飯菜,找了個角落坐下。剛吃幾口,就聽見鄰桌幾個年輕人在議論。
“聽說這批提拔的有青石鎮那個賈副鎮長?”
“好像是,他岳父以前是鎮里的老會計,人脈廣。”
“光有人脈有什么用,得有能力才行。青石鎮這些年發展也就那樣。”
“話不能這么說,基層工作不好做……”
他們看見我,聲音低了下去,埋頭吃飯。
我慢慢咀嚼著嘴里的飯菜,味同嚼蠟。
下午的會議是關于招商引資的,開了兩個多小時。散會時天色已暗,我回到辦公室,沒有開燈,就坐在黑暗里。
窗外城市的燈光一盞盞亮起。
遠處商業區的霓虹燈變幻著顏色,把半邊天空映成暗紅色。這座我出生的城市,如今已經陌生得讓我認不出來了。
老街拆了,磚窯早就推平建了廠房。
供銷社變成了超市,鎮公所的小樓翻新成辦公樓。老槐樹倒是還在,但周圍全是水泥地,樹根被圈在一個小小的花壇里。
一切都變了。
可有些東西似乎又沒變。
比如那張晉升表格,比如陳永壽佝僂的背影,比如賈景浩濕漉漉的手掌心。
手機震動了一下。
是女兒發來的微信:“爸,這周末回家嗎?我包餃子。”
我回了句:“看情況。”
鎖屏,把手機放回口袋。黑暗中,我能聽見自己的呼吸聲,緩慢,平穩,刻意控制著的平穩。
走廊里傳來腳步聲,由遠及近,又由近及遠。
有人在下樓,哼著不成調的歌。
我站起來,打開燈。突如其來的光亮刺得眼睛發疼。我瞇著眼,走到辦公桌前,再次翻開那沓表格。
賈景浩的照片在燈光下顯得有些模糊。
我拿起筆,在審核意見欄停頓。
筆尖懸在紙面上一厘米的地方,墨跡隨時可能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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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記憶有時候像一潭死水。
你以為它早就干了,結了厚厚的痂,把底下那些東西封得嚴嚴實實。可某天不知誰往里面扔了塊石頭,漣漪蕩開,底下的淤泥全都翻涌上來。
帶著腐爛的氣味。
那天在鎮公所門口,陳永壽的聲音大得整條街都能聽見。
我父親拉著我的手,想快點走過去。但陳永壽看見了我們,故意提高了音量。
“有些人啊,就是認不清自己幾斤幾兩。”他對著圍觀的人說,眼睛卻斜睨著我們,“家里鍋底都黑得照不見人影了,還想著攀高枝。”
有人發出低低的笑聲。
父親的手猛地收緊,攥得我手骨生疼。但他沒停步,頭埋得更低,幾乎是拖著我往前走。
陳永壽還在后面說:“我女兒是什么人?鎮公所的職工!以后要嫁也是嫁吃公家飯的。有些人癩蛤蟆想吃天鵝肉,趁早死了這條心!”
陽光很烈,曬得石板路發燙。
我回頭看了一眼。
陳永壽站在鎮公所門前的臺階上,背著手,腰板挺得筆直。他身邊站著賈景浩,穿著嶄新的白襯衫,自行車靠在旁邊,車鈴鐺在陽光下閃閃發亮。
賈景浩也看見了我。
他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一瞬,然后移開,臉上沒什么表情,既沒有得意,也沒有輕蔑,就像看見一個無關緊要的路人。
那種漠然比嘲笑更傷人。
父親把我拉回家,關上門,然后蹲在門檻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煙。母親在屋里小聲啜泣,壓抑著聲音,怕被鄰居聽見。
煙味彌漫了整個院子。
黃昏時分,父親終于站起來,腿麻了,踉蹌了一下。他走到我面前,看了我很久,然后抬手——
我以為他要打我。
但他只是把手放在我肩膀上,很重地按了按。“忘了吧。”他的聲音沙啞得厲害,“咱們這樣的人家,攀不上。”
那天晚上我沒吃飯。
躺在硬板床上,睜著眼睛看屋頂的房梁。月光從瓦縫漏進來,在泥地上投下細碎的光斑。老鼠在墻角窸窸窣窣地跑過。
第二天我就病倒了。
高燒,說胡話,把母親嚇壞了。赤腳醫生來看過,開了幾副藥,說沒什么大事,就是急火攻心。
我在床上躺了三天。
第四天能下床時,聽說沈晨曦和賈景浩正式定親了。過禮的隊伍從鎮東頭走到西頭,鞭炮放了足足一刻鐘,碎紅紙撒了一路。
我沒去看。
收拾了簡單的行李,把那個繡著梅花的小布包藏在最里面。母親偷偷塞給我的兩個煮雞蛋,我一直沒舍得吃,后來在長途車上揣得太久,都臭了。
三十年。
父親在我進城的第五年去世了。肺病,常年抽煙加上在建筑隊吸的粉塵。臨終前他拉著我的手,說:“別恨了,恨人累。”
我說我不恨。
他說你撒謊。
母親多活了十年,走得很平靜。葬禮上來了不少人,有些我都不認識。他們說母親人好,年輕時幫過鄰里不少忙。
陳永壽沒來。
但他托人送了個花圈,落款是“老同事陳永壽敬挽”。我把花圈放在最邊上,儀式結束后和其他花圈一起燒了。
火很旺,紙花很快卷曲,變黑,化成灰燼。
韓濤的聲音把我拉回現實。
我抬起頭,發現自己還坐在辦公桌前,手里捏著那支紅筆,筆尖已經干涸了。
“您沒事吧?”韓濤關切地問,“臉色不太好。”
“沒事。”我放下筆,“會議紀要整理好了?”
“好了,請您過目。”他把文件夾放在桌上,卻沒有立刻離開,“另外,青石鎮那邊又聯系了,問您具體哪天去,他們好準備匯報材料。”
“告訴他們,不用特意準備。”我說,“我想看真實情況。”
韓濤點點頭,退了出去。
門關上后,我靠在椅背上,深深吸了口氣。空調出風口發出輕微的嗡鳴,桌上的臺燈亮著溫暖的光。
這一切都是真實的。
紅木辦公桌,真皮座椅,墻上的城市發展規劃圖,書架里整齊的文件盒。我是這里的負責人,手里握著實實在在的權力。
包括那張晉升表格的生殺大權。
我拉開抽屜,拿出鐵皮盒子,打開。泛黃的照片還在,兩個年輕人笑得那么無憂無慮,好像全世界的苦難都與他們無關。
她等了嗎?
也許等過,在剛結婚那幾年,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但日子總要過下去,孩子出生了,柴米油鹽,家長里短,一年又一年。
等我終于有能力回來時,已經太遲了。
不是回不來,是回不去了。
我把照片放回去,鎖上抽屜。鑰匙轉動時發出清脆的“咔嗒”聲,像是某種終結。
窗外的天色已經完全暗了。
我收拾好東西,關燈,鎖門。走廊里靜悄悄的,只有我的腳步聲在回蕩。下樓時遇見加班的年輕人,他們恭敬地打招呼:“蕭局下班了。”
“嗯,你們也早點休息。”
走出辦公樓,夜風很涼。司機已經把車開到門口,看見我出來,下車打開后門。
“回家嗎,蕭局?”
“先不急,去江邊轉轉。”
車子平穩地駛出大院,匯入夜晚的車流。江邊的路燈連成一條光帶,對岸的霓虹燈倒映在水里,碎成一片片晃動的光斑。
我在堤岸上走了一段。
江水緩慢流淌,發出細微的聲響。有夜釣的人坐在小板凳上,魚竿伸向黑暗的水面,浮標上的熒光在夜里一閃一閃。
手機又震動了。
這次是韓濤:“蕭局,剛接到通知,省里后天有個臨時調研,原定的青石鎮之行可能需要推遲。”
我回了句:“知道了。”
收起手機,繼續往前走。
遠處有貨輪駛過,汽笛聲悠長沉悶,在江面上傳得很遠。風吹起我的衣角,帶來江水特有的腥味。
三十年前,我也在江邊站過。
那時候剛進城,身上只剩下最后幾毛錢。我在江邊坐了一整夜,看著對岸的燈火,想著要不要跳下去。
最終沒有。
因為想起那個小布包,想起她說“算我求你了,拿著錢,走得遠遠的”。
她求我活下去。
那我就活下去,活出個人樣來。
現在我做到了。
可然后呢?
我轉過身,往回走。影子在路燈下縮短又拉長,像一個沉默的伴侶,陪著我走過這三十年漫長的夜路。
06
省里的調研持續了三天。
結束后我讓韓濤把青石鎮的所有材料都送過來,包括賈景浩近五年的工作詳報、年度考核、重點項目進展,還有群眾信訪記錄。
韓濤有些意外,但沒多問。
材料送來時裝了滿滿兩個檔案盒。我花了一整天時間,一份份仔細看。
出乎意料,賈景浩的工作記錄比我想象的要扎實。
青石鎮是個傳統農業鎮,沒什么資源優勢,招商引資困難。但在他分管農業的六年里,鎮里嘗試了三個特色種植項目——兩個失敗了,一個勉強維持。
失敗項目的總結報告寫得很詳細。
什么原因,哪些環節出了問題,農戶損失多少,鎮里如何補救。沒有推卸責任,也沒有夸大成績,就是平鋪直敘地陳述事實。
其中一個項目涉及二十多戶農民,投入了積蓄,結果因為技術不成熟全賠了。有農戶到鎮里鬧過,賈景浩自己掏腰包墊了一部分補償款,數額不大,但態度是有的。
材料里夾著一封手寫信。
字跡稚嫩,應該是個孩子寫的:“賈叔叔,謝謝您幫我聯系康復學校的老師。我現在能慢慢走路了。媽媽說您是好人。”
信紙是作業本上撕下來的,邊緣參差不齊。
我翻到背面,有辦公室人員的備注:“該戶為殘疾兒童家庭,賈副鎮長協調縣殘聯解決康復訓練問題,未動用鎮里經費。”
繼續往下看。
信訪記錄顯示,賈景浩任期內青石鎮的群眾上訪量逐年下降。特別是土地糾紛這類農村常見矛盾,處理滿意度達到八成以上。
有個案例很典型。
兩戶鄰居因為宅基地邊界鬧了十幾年,打過架,報過警,村里鎮里調解無數次都沒用。
賈景浩接手后,前后跑了七趟,最后想出個折中方案——兩家各讓一步,空出來的地方修成公共晾曬場,誰都能用。
方案通過了。
現在那塊晾曬場成了村里的公共空間,農忙時曬糧食,平時老人孩子在那兒活動。
考核評價一欄,歷年都是“稱職”。
沒有“優秀”,但也沒有“基本稱職”或“不稱職”。評語大同小異:“工作認真負責,但創新意識不足,開拓精神有待加強。”
我看完所有材料,合上檔案盒。
窗外天色漸晚,辦公室沒有開燈,只有電腦屏幕的微光映在臉上。
韓濤敲門進來送文件時,嚇了一跳。“蕭局,您怎么不開燈?”
“沒事。”我接過文件,“這些材料你看過嗎?”
“大致瀏覽過。”韓濤說,“賈景浩這人,怎么說呢……不是那種能做出亮眼成績的干部,但做事踏實,肯下笨功夫。基層有些矛盾,就需要這種有耐心的人去磨。”
“笨功夫。”我重復這個詞。
“是的。”韓濤點頭,“現在很多干部追求短平快,喜歡搞面子工程。但像土地糾紛、鄰里矛盾這些事,急不得,只能慢慢調解。”
我沉默了一會兒。
“你覺得他適合當鎮長嗎?”
韓濤顯然沒料到我會這么直接地問,猶豫了一下:“從資歷和能力看,夠格。但青石鎮現在需要突破,他可能……魄力不夠。”
“嗯。”
“當然,這只是我的個人看法。”韓濤補充道,“最終還得領導定。”
他離開后,我打開臺燈。
暖黃色的光線照亮辦公桌一角。我拉開抽屜,拿出賈景浩的晉升表格,再次攤開。
照片里的人還是那樣微笑著,眼神里有種小心翼翼的、生怕出錯的神情。
我想起三十年前那個推著自行車的年輕人。
那時候他眼里有光嗎?也許有,也許沒有。時間太久,我記不清了。只記得他站在陳永壽身邊,接受著眾人的恭維,表情很平靜。
像是理所當然。
也許對他來說,這一切就是理所當然的。好的家庭,好的工作,娶鎮里最漂亮的姑娘。人生順理成章,按部就班。
而我呢?
我要拼盡全力,才能勉強夠到他的起點。
不公嗎?
也許。但這就是現實。有些人出生就在羅馬,有些人一輩子都在去羅馬的路上,還有更多人,連路都找不到。
我把表格放到一邊,打開電腦。
搜索欄里輸入“青石鎮賈景浩”,跳出幾條新聞。大多是鎮里的日常工作報道,植樹節活動,防汛檢查,慰問困難群眾。
照片上的賈景浩總是站在側位,把中間位置讓給更年長的領導或者群眾代表。他的笑容很標準,雙手交握在身前,微微躬身。
翻到最后一頁,有條三年前的舊聞。
青石鎮遭遇罕見暴雨,部分村莊被淹。賈景浩帶隊轉移群眾,在齊腰深的水里泡了兩天兩夜。照片拍得很模糊,能看見他背著一個老人,褲腿卷到膝蓋以上,滿臉泥水。
配文很簡單:“黨員干部沖鋒在前。”
沒有更多渲染。
我關掉網頁,靠在椅背上。
手機響了,是女兒。“爸,您這周末到底回不回來?餃子餡我都調好了。”
“回。”我說,“明天晚上到。”
“那行,我多包點,放冰箱凍著,您下次回來還能吃。”
掛了電話,我看看桌上的表格,又看看窗外。
城市的夜景很美,萬家燈火,每一盞燈背后都有一個家,一段故事,一些悲歡離合。
我的故事是什么?
一個窮小子逆襲的成功學案例?還是三十年恩怨未了的狗血劇?
也許都是,也許都不是。
我只是突然覺得很累。
不是身體上的累,是那種深入骨髓的疲憊,像是走了太遠的路,遠到已經忘了為什么要出發。
桌上的臺燈發出輕微的電流聲。
我伸手關掉它,讓黑暗重新籠罩辦公室。在黑暗里坐了很久,直到眼睛適應了,能看見窗外遠處閃爍的霓虹燈光。
然后我站起來,拿起外套,鎖門離開。
走廊的聲控燈隨著腳步聲一盞盞亮起,又一盞盞熄滅。
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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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去青石鎮那天是個陰天。
云層壓得很低,空氣潮濕悶熱,像是要下雨又下不出來的樣子。車子開出市區,沿著省道往南走,兩旁的農田已經開始泛黃,快到收割季節了。
韓濤坐在副駕駛,時不時介紹沿途的情況。
“這邊幾個鎮以水稻為主,青石鎮山地多,適合種茶,但規模一直上不去……”
我聽著,目光望向窗外。
越往南走,景色越熟悉。雖然路修寬了,房子蓋高了,但山巒的輪廓還在,河流的走向沒變。某個路口轉彎時,我甚至看見了記憶中的那座石拱橋。
橋還在,只是加了護欄,橋面鋪了水泥。
“蕭局以前來過這邊?”韓濤注意到我的神情。
“很多年前。”我說。
車子駛進青石鎮時,雨終于落下來了。細密的雨絲打在車窗上,很快連成一片,模糊了外面的景象。
鎮政府是棟三層小樓,外墻貼著白色瓷磚,有些已經脫落。院子里停著幾輛車,都是些舊款國產車。
賈景浩帶著幾個人在門口等候。
他撐著一把黑傘,快步走過來,替我拉開車門。“蕭局長,歡迎歡迎!路上辛苦了吧?”
雨聲很大,他不得不提高音量。
我和他握了手,這次他的手是干的,但有些涼。“賈副鎮長。”
“您這邊請,小心臺階。”
會議室在二樓,不大,能坐二十個人左右。長條桌鋪著墨綠色桌布,上面擺著礦泉水、筆記本和筆。墻上掛著鎮里的發展規劃圖,用不同顏色的圖釘標記著項目位置。
落座后,賈景浩開始匯報。
他準備得很充分,數據翔實,邏輯清晰。從經濟指標到民生項目,從困難問題到下一步打算,講得很流暢。
但我沒怎么聽進去。
我的目光數次掠過窗外。雨還在下,院子里那棵老槐樹被雨水沖刷得油亮——就是那棵樹,三十年前我站在它下面,等沈晨曦從家里偷偷溜出來。
當時也是夏天,也有過這樣一場雨。
我被淋得渾身濕透,卻不肯離開,怕錯過了她出來的那一刻。后來她真的出來了,撐著把破油紙傘,看見我就紅了眼眶。
“你傻啊,不會躲雨嗎?”
她把傘往我這邊傾,自己的半邊肩膀很快濕透了。我們擠在那把小小的傘下,能聽見彼此的呼吸聲。
那是我們最后一次單獨見面。
三天后,她就和賈景浩定親了。
“蕭局長?”
賈景浩的聲音把我拉回來。他停下來,有些不安地看著我:“我是不是……講得太啰嗦了?”
“沒有。”我端起水杯喝了一口,“繼續。”
他松了口氣,接著往下講。
匯報持續了一個小時。結束后,我提了幾個問題,都是材料里提到的薄弱環節。賈景浩回答得有些緊張,但還算到位。
“去村里看看吧。”我說。
“現在?”賈景浩看看窗外,“雨還挺大的……”
“沒關系。”
我們上了車,往最近的村子去。水泥路只通到村口,里面是狹窄的碎石路,坑坑洼洼,車子顛簸得厲害。
村里大多是老房子,有些翻新過,貼了瓷磚,但更多的是裸露的紅磚墻。雨水在路面上匯成細流,渾濁地流向低處。
賈景浩指著遠處一片坡地:“那就是我們嘗試的茶園,品種沒選對,產量一直上不去。”
“專家來看過嗎?”
“來看過,說要換種,但成本太高,農戶不愿意冒險。”
我們下了車,深一腳淺一腳地往坡上走。雨小了,變成蒙蒙細雨,空氣中彌漫著泥土和青草的氣味。
爬到半坡,能看見整個村子的全貌。
屋頂黑瓦,炊煙裊裊,幾只土狗在巷子里穿梭。有老人坐在屋檐下摘菜,看見我們,瞇著眼看了一會兒,又低下頭繼續干活。
“那個方向,”賈景浩指指西邊,“以前有個磚窯,早就拆了,現在建了個小加工廠,解決了一部分就業。”
我順著他指的方向望去。
只能看見一片廠房灰色的屋頂,和記憶中那個荒草叢生的磚窯完全對不上號了。
“蕭局長對這里很熟?”賈景浩試探地問。
“很久以前來過一次。”
他沒再追問,轉而介紹起村里的情況。這家兒子在外打工,那家老人生病,還有幾戶是低保戶,靠種點菜和領救濟金過活。
“最難的還是因病致貧。”他說,“新農合能報銷一部分,但大病還是扛不住。去年有個孩子得白血病,家里把房子都賣了,還是沒救回來。”
他說得很平靜,但眼神里有種無力感。
雨完全停了,云層裂開一道縫,陽光斜射下來,照在濕漉漉的茶樹上,葉子上的水珠閃閃發亮。
我們往回走。
快到村口時,遇見一個中年婦女,拎著菜籃子,看見賈景浩就笑:“賈鎮長又來啦?”
“來看看。李嬸,你腿好點沒?”
“好多了好多了,多虧你上次幫忙聯系醫院。”
簡單寒暄幾句,我們繼續往前走。賈景浩小聲說:“她丈夫去世得早,兒子在外地,一個人生活。前陣子腿摔骨折了,我讓村干部多關照。”
回到鎮里已經中午了。
食堂準備了便飯,四菜一湯,很樸素。吃飯時賈景浩話不多,偶爾給我夾菜,動作很拘謹。
飯后我提出單獨走走。
“我陪您……”
“不用,就在附近轉轉。”
我走出鎮政府,沿著老街慢慢走。雨后的石板路被沖洗得很干凈,縫隙里長出青苔。兩旁的店鋪大多關著門,只有一家雜貨店還開著,店主是個老太太,坐在門口打瞌睡。
走到老街盡頭,向右拐,再走一百米。
沈晨曦家原來就在這里。
但現在那棟房子已經不在了,原地建起一棟三層小樓,外墻貼著米色瓷磚,鋁合金窗戶,防盜網很密。院子里停著一輛電動車,晾衣繩上掛著幾件衣服。
我站在對面看了很久。
有個中年女人從屋里出來收衣服,看見我,警惕地打量了幾眼。我轉身離開,腳步有些匆忙。
回到鎮政府,韓濤已經在車里等著了。
“蕭局,接下來去下一個鎮?”
車子發動,緩緩駛出院子。我從后視鏡里看見賈景浩站在門口揮手,身影越來越小,最后消失在拐角處。
雨又開始下了。
08
回到市里的第三天,韓濤敲門進來,表情有些為難。
“蕭局,陳永壽老先生想見您。”
我抬起頭:“誰?”
“就是賈景浩的岳父,上次在樓下大廳遇見的那位。”韓濤說,“他托人遞話,說想拜訪老領導,匯報一下鎮里的情況。”
“匯報情況找賈景浩就行。”我低頭繼續看文件。
“我也是這么說的。”韓濤頓了頓,“但他很堅持,說有些歷史情況只有他清楚,對鎮里的發展規劃有幫助。”
我放下筆。
辦公室里很安靜,能聽見空調出風口的細微聲響。窗外的梧桐葉子在風里晃動,投下搖曳的影子。
“他人在哪兒?”
“就在樓下,傳達室等著。”韓濤說,“門衛打過兩次電話上來請示,我說您不在。但他不肯走,已經等了兩個小時。”
我看了眼時間,下午三點二十。
“讓他上來吧。”
韓濤有些意外,但很快點頭:“好的。”
他出去后,我站起來走到窗前。樓下的傳達室門口,確實有個瘦小的身影坐在長椅上,背駝得很厲害,雙手放在膝蓋上,一動不動。
像一尊石像。
五分鐘后,敲門聲響起。
“請進。”
門被輕輕推開,韓濤領著陳永壽進來。老人今天穿了件深藍色中山裝,洗得很干凈,但領口和袖口已經磨得發白。手里拎著個黑色人造革提包,邊緣開裂,用線粗糙地縫過。
“蕭局長,陳老來了。”
韓濤說完,看了我一眼,見我點頭,便退出去,帶上了門。
辦公室里只剩下我們兩個人。
陳永壽站在門口,不敢往前走。他低著頭,雙手緊緊攥著提包的帶子,手指關節因為用力而泛白。陽光從側面照進來,能看見他花白的頭發稀疏得蓋不住頭皮。
“坐。”我說。
他這才慢慢挪到沙發前,沒有坐實,只坐了半邊,腰挺得很直,像是隨時準備站起來。提包放在腿邊,手還是緊緊攥著。
“喝水嗎?”
“不、不用。”他的聲音很啞,說話時不敢看我,“蕭局長,打擾您工作了。”
我沒說話,等他繼續。
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喉結上下滾動了一下。“我……我是青石鎮的老會計,陳永壽。賈景浩是我女婿。”
“我知道。”
這三個字讓他渾身一顫。他抬起頭,飛快地看了我一眼,又低下頭。“蕭局長,我這次來,是想……想說說景浩的事。”
“他的工作表現,組織上會考察。”
“是是是,組織考察。”他重復著這個詞,像是在給自己壯膽,“景浩這個人,能力有限,但做事認真,從來不貪不占。鎮里誰家有點困難,他都愿意幫忙。”
我靠在椅背上,看著他。
三十年了。當年那個腰板挺直、聲音洪亮、當著半條街的人羞辱我父親的會計,如今縮在沙發里,背駝得像只煮熟的蝦,說話時聲音發顫。
時間真是最公平的東西。
“這些情況,材料里都有反映。”我說。
“是,是。”他連連點頭,手伸向提包,摸索著拉開拉鏈,從里面掏出一個牛皮紙信封,“蕭局長,我這里還有些材料,是關于鎮里早年的一些規劃……”
信封很舊,邊角都磨毛了。
他沒有把信封遞過來,而是放在茶幾上,用顫抖的手指推到我這邊。“您……您看看,也許有用。”
我盯著那個信封,沒動。
陳永壽的手停在半空,收回去也不是,不收回去也不是。他的額頭滲出細密的汗珠,在陽光下閃著微光。
“陳會計。”我開口。
他渾身一震。
“如果沒別的事,你可以回去了。”
他張了張嘴,想說什么,但最終只是點點頭,慢慢站起來。由于起得太急,踉蹌了一下,扶住沙發扶手才站穩。
“那……那我走了。”他深深鞠了一躬,轉身往門口走。
腳步很慢,每一步都像是用盡了力氣。
走到門口時,他停下,背對著我站了很久。我以為他會回頭說點什么,但他沒有。只是伸手握住門把手,輕輕轉動,拉開門,走了出去。
門緩緩合上。
辦公室里重新安靜下來。我坐在椅子上,目光落在那個牛皮紙信封上。信封沒有封口,能看見里面露出的一角——不是文件,是照片。
我走過去,拿起信封。
很輕。倒過來,幾張照片滑落在茶幾上。
第一張是黑白照,兩個年輕人站在磚窯前。第二張也是,兩人坐在河邊,女孩的腳浸在水里,男孩側臉看著她笑。第三張……
全是當年我和沈晨曦的照片。
照片邊緣已經發黃,有的地方有折痕,有的被水漬暈開。但保存得還算完好,一張張按時間順序排列。
最后一張背面有字。
不是當年的鉛筆字,而是新的鋼筆字,筆跡蒼老顫抖:“對不起。”
只有這三個字。
我捏著照片,手指因為用力而微微發抖。窗外的陽光斜射進來,照在照片上,把兩個年輕人的笑容映得格外清晰。
那時我們多大?十八?十九?
笑得那么無所顧忌,以為只要相愛就能戰勝一切。
多天真。
我把照片裝回信封,放回茶幾上。然后回到辦公桌前,坐下,拿起筆,卻不知道要寫什么。
腦子里很亂。
陳永壽為什么送這些照片來?道歉?求情?還是提醒我別忘了過去?
或許都是。
電話響了,是韓濤。“蕭局,陳老走了。需要我把那些材料拿出去嗎?”
“不用。”我說,“放那兒吧。”
掛了電話,我又看了眼那個信封。它靜靜地躺在茶幾上,在陽光照不到的地方,像一個沉睡多年的秘密,突然被挖了出來。
我拿起內線電話:“韓濤,進來一下。”
他很快來了。
“你去查一下,陳永壽家現在的情況。”我說,“不要驚動任何人,了解清楚就行。”
韓濤臉上閃過一絲疑惑,但沒多問:“好的,我馬上去辦。”
他離開后,我重新拿起那些照片。
一張張仔細看。照片里的沈晨曦總是笑著的,眼睛彎成月牙,嘴角有兩個淺淺的梨渦。她喜歡在辮子上系紅頭繩,穿帶碎花的襯衫,走路時腳步輕快得像在跳舞。
有一張照片里,她正往我嘴里塞野果子。
我皺著眉,她笑得前仰后合。背景是春天的田野,油菜花開得正盛,金黃一片。
那是什么時候拍的?四月?五月?
記不清了。
只記得那天很暖和,我們在田埂上走了很久,她采了一大把野花,編成花環戴在頭上,說要做新娘子。
我說好啊,等我攢夠錢就娶你。
她說要多少?
我說一百塊吧,應該夠了。
她笑得直不起腰,說一百塊哪夠啊,至少要兩百。
后來我真的攢了兩百塊。
但她已經嫁人了。
我把照片翻過來,背面那行“對不起”在眼前晃動。字寫得很用力,鋼筆尖劃破了紙面,墨跡有些洇開。
對不起。
三十年后的對不起,還有什么用?
窗外傳來汽車鳴笛聲,尖銳刺耳。我走到窗前,看見樓下街道上車水馬龍,行人匆匆,每個人都朝著自己的方向趕路。
沒有人回頭。
就像時間,一直往前走,從不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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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韓濤的調查結果三天后放在了我桌上。
只有一頁紙,但信息很全。
陳永壽今年七十六歲,退休多年。老伴五年前去世,現在獨居在老街后面的職工宿舍,房子不到五十平米。
退休金每月三千出頭,看病吃藥夠用,但攢不下錢。
女兒沈晨曦嫁到賈家后,頭幾年過得不錯。賈景浩在化肥廠上班,收入穩定,她在家帶孩子,做點零活。
但十年前化肥廠倒閉,賈景浩買斷工齡,托關系進了鎮政府,從辦事員做起。收入少了一大截,還要供孩子上學,日子緊巴巴的。
沈晨曦在鎮上的小學當過代課老師,后來學校清理編外人員,她被辭退了。現在在一家私人幼兒園幫忙,每月一千多塊。
他們的兒子去年考上了省城的大學,學費靠助學貸款,生活費靠勤工儉學。
“總體來說,就是普通家庭,不富裕,但也不算最困難的那一檔。”韓濤總結道,“陳永壽身體不太好,有高血壓和糖尿病,但舍不得住院,就在社區衛生站拿點藥。”
我點點頭,示意他繼續說。
“還有件事,”韓濤猶豫了一下,“賈景浩前年本來有機會調到縣里,職位更好,但他拒絕了。據說是因為岳父年紀大了,需要人照顧,沈晨曦一個人忙不過來。”
“就這些。”韓濤合上文件夾,“蕭局,您還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嗎?”
“沒了,辛苦。”
他離開后,我拿起那張紙又看了一遍。字不多,但勾勒出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家庭——為生計奔波,為兒女操心,為老人擔憂。
和千千萬萬個中國家庭一樣。
電話是在周五下午響起的。
我正在批最后幾份文件,準備周末去女兒家。看到來電顯示是陌生號碼,本不想接,但鬼使神差地拿起了話筒。
“喂?”
那邊沉默了幾秒,然后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很輕,有些沙啞:“是……蕭局長嗎?”
我握著話筒的手收緊。
那個聲音我聽過無數次——在磚窯的夜晚,在槐樹下,在雨中那把破油紙傘下。雖然現在蒼老了許多,帶著歲月磨礪出的粗糲,但底子里還是那個調子。
“是我。”我說。
又是一陣沉默。能聽見那邊輕微的呼吸聲,還有遠處模糊的電視聲響。
“我是沈晨曦。”她說。
三個字,像三塊石頭投進心里,蕩起一圈圈漣漪。我張了張嘴,想說什么,卻發不出聲音。
“景浩的事,我爸都跟我說了。”她的語速很慢,每個字都像是斟酌過,“他給你添麻煩了。”
“沒有。”
“他年紀大了,糊涂了,你別往心里去。”她停頓了一下,“那些照片……是我爸從我以前的相冊里拿的。他不知道怎么想的,非要給你送去。”
我握緊話筒,指尖發白。
“孩子去年考上大學了,學計算機,挺好的。”她突然轉了話題,聲音里帶上了一絲柔軟,“就是離家遠,一年回來兩次。”
“老賈……他也不容易。”她說這句話時聲音更低,“在鎮里這些年,沒少受氣。上面壓任務,下面群眾不理解,夾在中間難做人。但他從來沒抱怨過,該做的事都做了。”
窗外的天色暗下來,辦公室里沒有開燈。
“我爸當年……”她說到這里停住了,很久都沒再出聲。我能聽見她吸氣的聲音,像是在壓抑什么。
“都過去了。”我說。
“是,都過去了。”她重復著,聲音有些哽咽,“但他一直覺得對不起你,也對不起我。這些年,他心里也不好受。”
我沒有接話。
“蕭局長。”她突然用這個稱呼,拉開了距離,“我就一個請求——公事公辦。老賈如果夠格,你就提拔他。如果不夠,該怎么樣就怎么樣。別因為過去的事,影響你的判斷。”
她說得很平靜,但每個字都像針一樣扎在我心上。
“我不會。”
“那就好。”她像是松了口氣,“那我掛了。”
“等等。”
那邊沒有掛斷,但也沒說話,只是等著。
我想問她這些年過得好不好,想問她后不后悔,想問她有沒有想過如果……但話到嘴邊,全都咽了回去。
“保重身體。”最后我只說了這四個字。
“你也是。”
電話里傳來忙音,短促而有規律。我握著話筒,聽著那聲音響了很久,直到自動斷線,才慢慢放下。
辦公室里徹底暗了。
我沒有開燈,就坐在黑暗里,看著窗外城市的燈火一盞盞亮起。遠處商業區的大屏幕變幻著廣告,紅藍綠紫的光交替映在玻璃窗上。
我們都老了。
她不再是那個扎著麻花辮、笑起來有梨渦的姑娘,我不再是那個穿著破襯衫、一腔熱血的窮小子。
時間改變了一切。
但又好像什么都沒改變——那份埋在心底的遺憾,那份說不出口的愧疚,那份跨越三十年的、復雜的糾葛。
手機震動,是女兒發來的微信:“爸,您出發了嗎?餃子快煮好了。”
我回復:“馬上。”
起身,關電腦,收拾東西。經過茶幾時,看見那個牛皮紙信封還躺在那里。我猶豫了一下,還是拿起來,放進了公文包。
鎖門,下樓。
司機已經在等了。“蕭局,去您女兒家?”
車子駛入夜色。我靠在座椅上,閉上眼睛。腦海里反復回響著剛才電話里的聲音,她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停頓。
“公事公辦。”
她說得對。
無論過去有多少恩怨,現在坐在這位置上的我,首先要對得起這份職責。個人的情感,必須讓位于職業的判斷。
可什么才是“公事公辦”?
嚴格按照程序?完全看工作表現?不考慮任何人情因素?
理論上是的。
但實際上呢?那些考核指標背后的故事,那些數據無法反映的付出,那些在平凡崗位上日復一日的堅守——
這些該怎么衡量?
車子停在女兒家樓下。我拎著公文包上樓,敲門。女兒開門,系著圍裙,手上還有面粉。
“爸,您可算來了,餃子都煮好一鍋了。”
屋里飄著飯菜的香味,溫暖的光線從門里瀉出來。女婿在擺碗筷,小外孫女跑過來抱住我的腿:“外公!”
我彎腰抱起她。
很輕,很軟,身上有兒童沐浴露的甜香味。她把臉貼在我脖子上,小聲說:“外公,我學會包餃子了,雖然不好看。”
“讓外公看看。”
餐桌上果然擺著一盤奇形怪狀的餃子,有的露餡,有的皮太厚。但我夾起一個放進嘴里,認真咀嚼。
“好吃。”
女兒笑了,眼角有細細的皺紋。她也老了,不再是那個趴在我背上要糖吃的小丫頭。
時間啊。
吃飯時女兒問起工作順不順利,我說還好。她沒多問,轉而說起孩子的趣事,說最近菜價又漲了,說想換個大點的房子但錢不夠。
都是些瑣碎的日常。
但這就是生活,真實,具體,充滿煙火氣。
就像沈晨曦和賈景浩的生活,像陳永壽的生活,像千千萬萬普通人的生活——沒有那么多的波瀾壯闊,有的只是日復一日的堅持和忍耐。
吃完飯后,我站在陽臺上抽煙。
女兒不讓我在屋里抽,說對孩子不好。其實我已經戒了很久,但今天特別想抽一根。
夜色深沉,遠處有霓虹燈在閃爍。
我掏出手機,翻出那個陌生號碼,看了很久。最終還是沒有撥出去,只是把它存進通訊錄,名字只有一個字:“沈”。
然后刪掉了。
就像刪掉一段不該再打擾的過去。
10
周一早上,賈景浩的晉升表格重新放在了我面前。
經過周末的思考,我已經有了決定。但落筆前,我還是把表格從頭到尾又看了一遍。
照片,履歷,推薦理由,考核記錄。
還有我自己讓韓濤補充的那些材料——關于他處理過的具體案例,群眾的評價,以及那些沒有寫在正式報告里的細節。
筆握在手里,有些沉。
我想起三十年前離開鎮子時,手里攥著的那個小布包。十八塊六毛錢,繡著歪歪扭扭的梅花,布料被汗水浸得發軟。
想起磚窯的夜晚,她哭著說“算我求你了”。
想起鎮公所門口,陳永壽羞辱的聲音和我父親埋低的頭。
想起這些年走過的路,熬過的夜,受過的委屈,和終于得到的一切。
然后我想起那封孩子寫的感謝信,字跡稚嫩但真誠。
想起坡地上那些長勢不佳的茶樹,和賈景浩說“農戶不愿意冒險”時眼里的無奈。
想起雨中那個背老人轉移的背影,模糊但真實。
想起陳永壽佝僂著背坐在沙發上的樣子,和照片背面那行顫抖的“對不起”。
想起電話里沈晨曦平靜的聲音:“公事公辦。”
筆尖終于落下。
我沒有寫“同意”或“不同意”,而是先寫了一段話:“該同志長期在基層工作,熟悉農村情況,處理復雜矛盾有一定經驗。群眾基礎較好,作風務實。但在創新發展、開拓局面方面能力有所欠缺,需進一步加強學習,提升謀劃和推動發展的能力。”
然后,在審核意見欄,我寫下:“建議繼續擔任現職,加強培養鍛煉。暫不適宜提拔為正職。”
落款,簽名,日期。
寫完后,我把表格輕輕推到一旁,沒有立刻叫韓濤來取。而是站起來,走到窗前,推開窗戶。
深秋的風立刻灌進來,帶著涼意,吹動了桌上的文件。
從那個被羞辱的窮小子,到如今坐在這間辦公室里的負責人。這條路我走了三十年,每一步都踩著自己的汗水和尊嚴。
我曾經以為,如果有一天我能站在高處,一定要讓那些看不起我的人付出代價。
可真正站在這里時,才發現——
最大的代價,是時間本身。
它帶走了青春,帶走了愛情,帶走了健康,帶走了所有本該美好的東西。留下的,只有皺紋,白發,和一顆被歲月磨出厚繭的心。
陳永壽付出了代價。他從一個體面的會計,變成如今這個卑微的老人,用顫抖的手寫下“對不起”。
沈晨曦付出了代價。她嫁給了不愛的人,過了三十年平淡甚至清苦的生活,在電話里用平靜掩蓋所有遺憾。
賈景浩付出了代價。他得到了婚姻,卻可能從未得到過愛情;他得到了工作,卻一直在平庸中掙扎。
我也付出了代價。我得到了權力和地位,卻失去了最珍貴的那個人,和那段最純粹的感情。
沒有贏家。
在這場跨越三十年的恩怨里,我們每個人都是輸家,輸給了現實,輸給了時間,輸給了人性里那些無法克服的弱點。
風更大了,吹得窗框輕輕震動。
我關上車窗,回到辦公桌前。按下內線電話:“韓濤,來一下。”
“這份表格,按程序走。”我把賈景浩的表格遞給他,“我的意見都在上面了。”
韓濤接過去,快速瀏覽了一遍。他的表情有些復雜,抬起頭想說什么,但最終只是點頭:“好的,我馬上處理。”
“還有,”我叫住他,“以我的名義,給青石鎮撥一筆專項經費,用于農業技術培訓。特別是茶葉種植,請專家去實地指導,費用我們承擔。”
韓濤愣了一下,隨即明白過來:“是,我這就去辦。”
他離開后,辦公室里重新安靜下來。
我坐回椅子上,拉開抽屜,拿出那個鐵皮盒子。打開,取出泛黃的照片,最后看了一遍。
照片里的兩個年輕人還在笑,永遠停留在那個夏天。
然后我把照片翻過來,用筆在空白處寫了一行字:“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寫完后,我把照片放回去,蓋上盒子,鎖進抽屜最深處。
鑰匙轉動時,發出清脆的“咔嗒”聲。
這一次,是真的鎖上了。
窗外的梧桐樹已經掉光了葉子,光禿禿的枝椏伸向灰色的天空。但我知道,等到明年春天,它又會發出新芽,長出綠葉,周而復始。
就像生活,總要繼續。
我拿起下一份待批的文件,翻開,拿起筆。
筆尖落在紙面上,發出沙沙的聲響,平穩,堅定,不再猶豫。
風從窗戶縫隙鉆進來,吹動了桌角的日歷。
一頁輕輕翻過。
新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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