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無前例，中國“最有錢”的超級大學來了

中國高等教育，很久沒有出現這樣一個信號。

1月14日，浙江省十四屆人大四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出現了一行并不算顯眼、但分量不輕的表述——“支持錢塘大學籌建”

這意味著，一所由社會資本主導、定位新型研究型大學的高校，已經被正式納入地方發展框架。

而這所學校背后的出資人，是養生堂集團董事長鐘睒睒。

按照此前披露的信息，鐘睒睒將捐贈400億元用于錢塘大學的籌建。

這一數字，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幾乎沒有先例。

如果一切順利，錢塘大學將成為中國第9所新型研究型大學。

新型研究型大學，正在成為一條“新賽道”

過去十多年，中國高等教育體系中悄然出現了一種新形態。

它們規模不大，不追求“大而全”，卻對標世界一流理工強校；不走傳統學科鋪設路線，而是直接錨定國家最緊缺的方向。

目前，已經落地的新型研究型大學包括：南方科技大學、上海科技大學、西湖大學、深圳理工大學、康復大學、福耀科技大學、大灣區大學、寧波東方理工大學。

幾乎每一所背后，都站著企業家或產業資本。

• 福耀科技大學，由曹德旺出資百億，目標非常明確：補制造業短板；
• 寧波東方理工大學，虞仁榮捐資300億，核心指向集成電路；
• 西湖大學，則聚焦生命科學與基礎理學。

這些學校的共同特征是：直接回應產業與科技最現實的“卡點”

而且，它們并非“紙面大學”。從招生情況看，新型研究型大學正在迅速獲得高分考生認可——寧波東方理工大學首年招生，計算機專業分數線幾乎追平浙大；福耀科技大學首招50人，投檔線直接超過多所傳統名校。

錢塘大學，為什么落子在杭州？

如果說前幾所新型研究型大學各有側重，那么錢塘大學的指向非常清晰——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

這并非偶然。

杭州是全國數字經濟最活躍的城市之一，算力規模位居前列，“杭州六小龍”等一批AI企業頻繁出圈。

但一個現實問題也日益突出：

應用層公司很多，底層技術與基礎研究的人才嚴重不足。

從全國數據看，在4311家人工智能骨干企業中：

• 應用層企業占比超過六成；
• 真正從事基礎層、技術層研究的企業，占比不到四成。

這背后對應的是人才結構問題——頂尖研究型人才少，復合型人才斷層明顯，供給與產業需求錯位。

錢塘大學要補的，正是這一環。

目前，學校依托浙江錢塘基礎科學研究院籌建，已經開始組建高水平師資團隊，多名來自北大、中科院體系的科研人員全職加入。

一所大學的誕生，也是一種城市選擇

錢塘大學的推進速度，同樣值得注意。

從首次公開籌建意向，到拿到建設用地規劃許可，整個過程只用了不到兩年時間。

地方政府在土地、審批、規劃等環節給予了明顯支持，并將其納入城市人才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釋放出一個清晰信號：新型研究型大學，正在成為地方競爭的新抓手。

它們不只是培養學生，更像是“長期運行的產業實驗室”，把科研、產業、資本、人才鎖在同一套系統里。

從企業家到大學創辦者，并非中國獨有

放在更長的歷史尺度上，這種路徑并不陌生。

• 洛克菲勒之于芝加哥大學，
• 斯坦福家族之于斯坦福大學，
• 卡內基之于卡內基梅隆大學

西方一流大學的背后，同樣有產業資本的深度參與。

不同的是，中國正進入這樣一個階段：企業家開始把個人財富，系統性地轉化為公共知識資產。

鐘睒睒、曹德旺、虞仁榮們，正在用另一種方式，把名字寫進社會結構中。

錢塘大學，更像一個長期變量

錢塘大學能否真正辦成世界級研究型大學，還有很多未知數。

但可以確定的是，它的出現，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中國高等教育、產業升級和城市競爭三條線交匯后的產物。

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里，這類大學的走向，都會值得被持續觀察。

因為它們影響的，不只是幾屆學生，而是中國科技與產業體系的底層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