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66年9月，天津出了個怪事兒。
那會兒局勢緊得要命，到處都是條條框框，空氣里都透著一股子緊張勁兒。
可偏偏在20號到22號這三天，大街上那場面，簡直讓人不敢信。
差不多五十萬老少爺們，就像心里通了氣似的，根本不管那些個封鎖令，全涌到了馬路上。
不是鬧事，也不是去斗誰，大伙兒只為一個目的——送送那個人。
人群里頭，有被他幫過的窮苦人，有跟著他干了半輩子的老伙計，更多的是心里覺得“虧欠”、心窩子疼的普通市民。
隊伍排成了長龍，那陣勢，誰看了都得驚掉下巴。
這人是誰？
萬曉塘，當時天津的一把手。
這事兒乍一聽，也就是感人點兒。
可在那個節骨眼上，能讓五十萬人冒著掉腦袋的風險，自個兒組織起來游行悼念，光靠“愛戴”倆字哪解釋得通？
這后頭，其實壓著一筆攢了十七年的“情分賬”。
這筆賬得翻回1952年說起。
那時候天津是北方經濟的大梁，可底子還沒緩過來，壓力山大。
上面為了把天津搞上去，下了步狠棋：從全國拔尖兒選干部去支援。
名單短得很，一共就十六個。
萬曉塘就在這里邊。
來這之前，他履歷清清楚楚：1910年生在窮農家，1937年入的黨，那是從槍林彈雨里爬出來的。
接到調令那會兒，萬曉塘心里跟明鏡似的：去天津，絕不是去享清福，而是去啃一塊硌牙的“硬骨頭”。
那時候天津啥都缺，買賣斷了，攤子爛了。
咋整？
是混日子當太平官，還是把腦袋別褲腰帶上拼命？
萬曉塘沒二話，選了后者。
這一拼，就是整整十七個年頭。
從1952到1966，官越做越大，最后當了一把手，可他辦事的性子一點沒改。
見過他干活的人，后來提起他，腦子里就三個畫面：起早貪黑、兩袖清風、事必躬親。
這話說得輕巧，真干起來是要人命的。
特別是在那個啥都要重頭再來的年代，想把天津一點點變成工業基地，坐辦公室喝茶肯定沒戲。
萬曉塘心里那筆賬算得特實在：既然坐在這個位子上，就得對得起這方水土。
在他帶著干之下，天津的煙囪冒煙了，買賣活了，工業底子也打起來了。
這成績可不是大風刮來的，那是無數個通宵熬出來的。
但這筆賬，是有利息的。
越往后，特別是那股風刮起來之后，擔子重得壓死人。
萬曉塘整個人就像繃緊的弦，吃飯睡覺全亂了套，加班加點成了家常飯。
鐵打的身子也經不住這么造。
常年這么透支，加上吃睡沒點兒，身體眼瞅著就不行了。
可他哪敢停啊。
面對那場眼看要來的風暴，他滿腦子想的都是計劃、是咋應對、是咋護住天津這個家底兒。
只可惜，老天爺沒給他留時間。
1966年9月19日，萬曉塘的心臟罷工了。
那年他才56歲。
擱在那種高壓環境下，很多人甚至覺著他看著也就五十出頭，正是經驗足、能干事的時候。
死因沒啥懸念：累死的，心臟沒扛住。
防御工事還沒修完，主帥先倒了。
他在五十多歲這道坎上，匆匆忙忙畫上了句號。
消息一傳開，整個天津衛都炸了鍋。
對老百姓來說，這哪是死個官啊，簡直是自家頂梁柱塌了。
這也就解釋了，為啥20號到22號那三天，會有那場驚天動地的五十萬人大送行。
照理說，1966年那會兒亂得邪乎，縮起脖子做人才是正道。
為一個死人搞這么大動靜，風險大得沒邊，搞不好就得把自己搭進去。
可天津人不管那套虛的。
這五十萬人的想法特簡單：你把命都交給我們了，送你最后一程，這是做人的本分。
沒人組織，也沒人喊號子。
街上的隊伍里，工人、干部、小市民，全來了。
他們把當時的禁令當耳旁風，非要走這一遭。
這場游行，其實就是天津百姓給萬曉塘這十七年交的一份“驗收單”。
回過頭看，萬曉塘這輩子確實太拼了。
窮苦出身，鬧革命，建國后又在天津死磕了十七年。
他估計自己都沒想到，最后會走得這么急，更沒想到身后會有五十萬老百姓豁出命來送他。
有人問：為工作把命搭上，劃算嗎？
光看他自己，五十多歲就走了，是挺虧。
可你看看大街上那烏壓壓的人群，看看那五十萬張哭喪的臉，這賬就得換個算法了。
一個盡心盡力的書記，一輩子都在為國家、為百姓操心。
誰是真干事，誰是花架子，誰心里裝著百姓，誰心里裝著烏紗帽，老百姓心里那桿秤，準著呢。
萬曉塘用一條命，換回了這座城的生機，也換回了五十萬人實打實的敬重。
這對他來說，興許就是最好的結局。
這一輩子，沒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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