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在自傳里回憶,2008年是他對中美競爭格局產生清晰認知的一年。
那一年,他正投身美國總統競選,而美國正深陷次貸危機的漩渦,華爾街巨頭接連倒下,雷曼兄弟破產的余波蔓延至整個實體經濟,制造業指數跌至近三十年最低,失業率創下十六年來新高,消費者信心也落到歷史谷底。
這樣的困境讓他不得不審視全球格局,尤其是中美之間的發展差異,最終坦言美國已難以同中國進行公平競爭。
2008年的中美經濟呈現出鮮明對比。美國經濟全年出現0.3%的負增長,金融領域的動蕩持續向實體經濟滲透,政府為挽救經濟推出一系列救市措施,先是布什政府的7000億美元金融救援方案,后續奧巴馬政府又加碼推出7870億美元經濟刺激計劃。
這些措施多依賴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大幅下調利率至零附近,通過回購債券、注入流動性等方式穩定市場,卻也埋下隱患,財政赤字突破萬億美元,通貨膨脹風險加劇,還進一步固化了制造業空心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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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美國金融業占GDP比重升至11.7%,而制造業占比跌破12%,通用汽車申請破產保護,底特律的工業衰退跡象明顯。
同一時期,中國經濟展現出強勁韌性。即便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全年GDP增速仍保持在9.7%,外匯儲備突破1.9萬億美元,對美貿易雖增速放緩至入世七年來最低點,但總額仍達3337.4億美元。面對危機,中國推出的經濟刺激計劃精準投向基建、科技和民生領域,既穩固了經濟基本面,又為長遠發展筑牢根基。
當時中國制造業已形成完整產業鏈,外商投資企業雖占據中美貿易六成以上份額,但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均保持增長態勢,私營企業進出口增速仍達25.9%。在科技領域,華為推出首款3G手機,比亞迪研發出全球首款量產雙模電動車,專利申請量突破80萬件,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這些進展都讓美國感受到了競爭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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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國應對危機的路徑差異,更凸顯了競爭態勢的變化。美國的救市措施過多依賴金融手段,大量資金流入金融領域,不僅擠出了私人投資,還滋生了道德風險,部分獲救金融機構甚至利用資金進行投機活動。
政府決策也受黨派博弈影響,后續的醫改法案在國會扯皮多年,最終未能落地,暴露了治理效率的不足。而中國能夠集中力量推進關鍵領域建設,政策執行連貫高效,4萬億刺激計劃推動基建領域快速發展,同時帶動相關產業升級,讓經濟在危機中保持穩定增長,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引擎。
奧巴馬在自傳中提到的競爭困境,本質上是兩國發展模式和產業基礎的差距顯現。當時美國制造業空心化問題突出,過度依賴金融創新,實體經濟競爭力下滑,而中國正從“世界工廠”向產業鏈上游攀升,不僅在傳統制造業保持優勢,在新興科技領域也逐步實現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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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美出口機電產品雖增速回落,但總額仍達1528.6億美元,同時自美進口農產品增速迅猛,貿易結構更趨多元。反觀美國,高新技術產品進口增長乏力,制造業活動萎縮,不得不依賴中國購買國債維持資金鏈,2008年中國持有美國國債規模突破1萬億美元,成為其最大債權國。
這種競爭格局并非偶然形成。中國通過多年深耕實體經濟,完善產業配套,積累了深厚的發展底氣,即便在危機中也能逆勢推進產業升級和科技研發。而美國長期沉迷金融游戲,產業結構失衡,加上國內治理效率不足,政策難以形成合力,導致在與中國的競爭中逐漸落入下風。
奧巴馬在2008年的觀察,正是捕捉到了這種格局變化的信號,他坦言的難以公平競爭,本質上是對兩國發展態勢差異的客觀認知,也是對美國自身發展困境的清醒反思。這種競爭態勢的演變,并非短期因素導致,而是長期發展積累的結果,也為后續中美關系的發展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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