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鏡律師觀察 | 保護“吹哨人”就是保護民營經濟

楊洋/文

2025年末，中國證監會聯合財政部頒布《證券期貨違法行為“吹哨人”獎勵工作規定》，將舉報獎勵的上限顯著提高至一百萬元人民幣。這一以“百萬重獎”為標志的新規，迅速成為資本市場關注的焦點。

近期，南方周末發布的《百萬元重獎“吹哨人”，能讓更多內部人站出來？》一文，進一步對我國“吹哨人”制度進行了深入探討，引發了廣泛的社會思考。

然而，放眼全球的反舞弊實踐，一個根本性問題隨之凸顯：單純的經濟激勵，即便是百萬元的封頂獎勵，是否足以抵消內部知情者因舉報行為所面臨的職業生涯中斷、人身安全威脅乃至法律追訴的巨大風險？

近年來，騰訊、字節跳動等頭部企業頻頻通過公告形式自曝內部舞弊事件，將涉案員工移送司法機關，其背后線索的來源，往往正是那些承受著巨大壓力的內部“吹哨人”。

因此，構建一套激勵有效、保護周全的“吹哨人”制度，已超越了單純的企業管理范疇，成為關乎民營經濟能否在法治軌道上實現高質量發展、市場公平競爭秩序能否得到有效維護的系統性工程。

從“激勵金額”到“保護實效”

證監會新規首次明確“百萬重獎”，其積極意義應當肯定。獎勵比例從罰沒款的百分之一提升至百分之三，獎金上限從原有的三十萬元或六十萬元統一大幅提高至一百萬元。這無疑是對過去激勵力度不足問題的一種回應。

然而，自2014年《證券期貨違法違規行為舉報工作暫行規定》確立有獎舉報制度以來，12年間在證監會官網公開的獎勵案例僅有寥寥8起。從這些有限的案例來看，對“吹哨人”的激勵不足曾是常態，而“吹哨人”卻長期面臨被打擊報復的顯著風險。不過，新規通過上調獎勵比例和上限，意圖扭轉這一局面。

將視野轉向國際，美國的實踐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制度參照。肇始于2002年安然、世通丑聞后的《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與2010年金融危機后出臺的《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共同構筑了美國資本市場“吹哨人”制度的核心框架。其最顯著的特征在于“罰金分成”模式與獎勵上限的開放性。根據《多德-弗蘭克法案》，“吹哨人”可獲得的獎勵為監管機構通過其線索所收取罰金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

相較于我國一百萬元的獎勵上限，差異不僅在于數字的懸殊，更揭示了制度理念的不同：我國的制度在相當程度上仍將舉報視為行政執法的“輔助線索來源”，而美國的實踐則更傾向于將“吹哨人”制度塑造為一種市場化的“自律監管核心機制”。

在保護機制方面，新規展現了明確的進步意識。《證券期貨違法行為“吹哨人”獎勵工作規定》第二十一條要求對“吹哨人”身份信息實行匿名管理，并強調收集內部知情人員個人信息應限于“實現獎勵目的的最小范圍”。第二十三條更是明確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以“解除、變更勞動合同或者其他方式阻攔、限制或者干擾內部知情人員提供違法線索”。這些條款直指舉報人最為擔憂的身份泄露與職場報復問題，值得肯定。

然而，原則性規定如何轉化為周密可操作的實施細則，仍有待觀察。在熟人社會與高度組織化的企業內部，通過非正式渠道施壓、邊緣化甚至構陷舉報人的風險，遠非一紙禁令所能徹底根除。

相比之下，《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第806節為公眾公司雇員提供了更為堅實且可訴諸司法的保護。該法條規定，雇主不得因雇員合法地向聯邦機構、國會成員或公司內部更高職權者提供涉嫌違反證券欺詐相關法律的證據或協助調查，而對其采取解雇、降職、停職、威脅、騷擾等任何歧視性行為。遭受報復的雇員有權在法定期限內向勞工部申訴或直接向聯邦地區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可獲得的救濟包括復職、欠薪（含利息）、補償特殊損害以及律師費等。這種將反報復保護上升到可獨立提起民事訴訟的權利層面，為舉報人構筑了強大的司法后盾。

從“激勵金額”到“保護實效”，我國“吹哨人”制度的升級之路，關鍵或許不在于獎勵金額的持續攀升，而在于能否借鑒成熟經驗，推動制度理念從“行政補充”向“市場自律”演進，并著力構建獨立于行政體系的獎勵基金、強化可司法化的反報復保護條款，以及在更高層級的立法中固化這些保護原則。唯有如此，方能讓內部知情者不僅“心動于獎”，更能“安心吹哨”。

制度實踐的中國式挑戰

《證券期貨違法行為“吹哨人”獎勵工作規定》的修訂，承載著破除“12年間僅8起公開獎勵”這一局面的深切期望。

新規在獎勵門檻、保護措施和辦理程序上的優化，體現了監管層鼓勵舉報、強化執法的決心。然而，將文本上的進步轉化為現實中踴躍的舉報與高效的查處，仍需克服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與實踐挑戰。

首先，獎勵的吸引力與確定性面臨雙重考驗。

盡管獎勵上限提至百萬，但相較于舉報人可能付出的職業生涯中斷、人際關系破裂乃至人身安全風險，其風險與收益是否匹配？尤其是對于涉及核心管理層、關乎企業存亡的重大舞弊案件，知情者所掌握的線索價值可能極高，但面臨的報復風險也極大。此時，封頂的一百萬元獎勵是否足以激發其良知與勇氣？

根據《證券期貨違法行為“吹哨人”獎勵工作規定》第十八條與第二十條，獎勵資金納入證監會部門預算，其發放需“根據獎勵案件數量、獎勵金額測算情況和當年部門預算情況批次實施”。這意味著舉報人何時能拿到獎金，不僅取決于案件罰沒款是否足額入庫，還受制于年度財政預算的審批流程，存在顯著的不確定性與延遲風險。

實踐中，被罰上市公司拖延繳納甚至拒不繳納罰款的情況并不鮮見，這進一步動搖了獎勵的確定性。舉報人可能面臨漫長的等待，甚至因預算問題或被執行人無財產可供執行而無法獲得獎金，這無疑會挫傷潛在的舉報意愿。

其次，保密承諾的“防火墻”能否真正筑牢，是“吹哨人”決定是否站出來的心理基石。

新規對身份信息保密作出了嚴格規定，要求“匿名管理”“最小范圍”收集信息，并對泄露者追究行政乃至刑事責任。這些規定至關重要。

然而，在實踐層面，保密挑戰依然嚴峻。在人情社會與緊密的組織結構中，通過調查詢問的范圍、內容、接觸人員，甚至獎金發放的財務流程，都可能無意中泄露信息源。

盡管新規第二十三條禁止以“解除、變更勞動合同”等方式干擾舉報，但企業若通過冷落、邊緣化、調至不重要崗位等隱性手段進行“軟報復”，監管機構如何及時發現、界定并有效干預？

舉報人往往處于絕對的弱勢地位，其舉報行為本身就使其與企業站在對立面，如何確保其在漫長的調查與后續職業生涯中持續受到保護，是新規落地面臨的最大考驗之一。

再者，制度執行的“最后一公里”存在現實障礙。

新規第七條要求舉報線索需“提供可供核查的具體事實和客觀證據”，這對于非專業調查人員的內部員工而言門檻不低。

實踐中，多數舉報人可能僅知曉可疑跡象或片段信息，難以提供完整的“證據鏈”。如何評估此類線索的初查價值，避免因證據門檻過高而將有效線索擋在門外，需要監管機構擁有專業的研判能力和一定的容錯空間。

此外，新規第十條規定“線索處理單位不另行就線索處理情況答復或者告知‘吹哨人’”。這一旨在提高行政效率、防止干擾的規定，在保護舉報人知情權與參與感方面可能存在負面影響。舉報人在提供線索后便陷入“黑箱”狀態，無法知曉進展，容易產生焦慮和不信任感，進而影響其后續配合調查的積極性。

為突破這些困境，未來的制度進化可沿著幾個方向探索。

其一，推動更高層級的立法保障，例如在正在制定的《上市公司監督管理條例》中，可以專章或專條明確“吹哨人”的權利、保護措施與救濟途徑，提升保護力度。

其二，探索設立相對獨立的“投資者保護舉報獎勵基金”，其資金來源于證券違法違規罰沒款的一定比例提成，實現資金的自我造血與獨立運作，減少對財政預算的依賴，提高獎勵發放的效率和確定性。

其三，可由證監會牽頭，制定更為細化的舉報線索受理、評估、反饋（在不影響調查的前提下）與保護的操作細則，特別是針對“軟報復”行為的認定標準與處理程序，讓保護條款真正“長出牙齒”。

“吹哨”行為與商業秘密的沖突

“吹哨人”制度的核心悖論在于：最有效的舉報往往需要提供足以揭示違法行為的內部文件、數據或溝通記錄，而這些材料恰恰可能是企業采取嚴密保護措施的“商業秘密”。

舉報人于是陷入兩難：恪守保密義務，則舉報可能因證據不足而石沉大海；提供關鍵證據，則隨時可能面臨企業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條為依據提起的侵犯商業秘密民事索賠，甚至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的“侵犯商業秘密罪”追究刑事責任。

如何厘清合法舉報與侵權行為的邊界，為基于公共利益的善意舉報人構建一個清晰的“法律安全區”，是“吹哨人”制度能否真正破局的關鍵。

當前，法律層面在此問題上仍處于模糊地帶。2025年4月25日市場監管總局發布的《商業秘密保護規定（征求意見稿）》第十四條規定：“鼓勵、支持和保護一切組織和個人對侵犯商業秘密行為進行社會監督。市場監督管理部門應當為舉報和協助查處侵犯商業秘密的組織和個人保密。”這一條款體現了保護舉報人的原則性立場。

然而，它并未正面回答一個核心問題：舉報人為了向監管部門揭發其他違法行為（如財務造假、欺詐發行、商業賄賂）而不可避免地披露、提供企業的商業秘密信息，是否應當因此被豁免侵犯商業秘密的法律責任？

征求意見稿僅提及“不得捏造商業秘密侵權事實誣陷他人、實施敲詐勒索”，但對于“正當舉報”與“侵權披露”的界限，缺乏可操作的界定標準與豁免規則。

從法理與實踐角度看，善意舉報應當獲得責任豁免的空間。

首先，從行為性質分析，舉報違法犯罪線索本身具有維護市場秩序和公共利益的正當性。一個行為即便在形式上符合某一罪名的構成要件，但如果其目的是為了制止一個具有更大社會危害性的違法犯罪行為，則該行為可能因缺乏違法性而不構成犯罪。其次，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立法目的來看，保護商業秘密是為了維護公平競爭秩序和鼓勵創新。而當商業秘密成為掩蓋重大違法犯罪的工具時，對此類“秘密”的揭露，在更高層面上符合公平競爭與公共利益的終極目標。

然而，實踐中企業以“侵犯商業秘密”為武器反擊舉報人的風險真實存在。企業可能主張，無論舉報內容是否屬實，舉報人未經授權披露公司內部信息的行為本身已構成侵權，并借此對舉報人提起民事訴訟，主張巨額賠償，或向公安機關報案施壓。這種法律對抗不僅消耗舉報人的時間、金錢與精力，更對其形成巨大的心理威懾。

因此，構建明確的“吹哨人”商業秘密責任豁免機制已刻不容緩。這需要在立法或司法解釋層面進行精細設計。

首先，應明確豁免的適用條件，可考慮設定以下標準。其一，舉報人基于合理理由相信存在涉嫌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行為；其二，舉報對象為法定的監管機構、執法機關或司法機關；其三，披露的信息與所舉報的違法行為直接相關，且是為說明情況所必要的最小范圍；其四，舉報人并非出于惡意誣告、詆毀商譽或謀取不正當個人利益的目的。

其次，應探索建立程序性的“安全港”規則。例如，監管機構在接收可能涉及商業秘密的舉報材料時，可應舉報人要求，出具載明接收時間、內容摘要的保密接收憑證。在未來可能發生的侵犯商業秘密訴訟中，該憑證可作為舉報人行為具有正當目的、已向法定機關披露的關鍵證據。同時，監管機構自身在處理此類舉報時，應負有嚴格的保密義務。

最終，理想的解決方案是在《商業秘密保護規定》的正式稿，或未來修訂《反不正當競爭法》及相關司法解釋時，增設專門條款，明確規定：為舉報涉嫌違法犯罪行為之目的，依法向有關主管機關提供相關信息，只要非出于惡意，即使該信息構成權利人的商業秘密，提供者既不承擔侵犯商業秘密的民事責任，也依法不承擔刑事責任。此即所謂“基于公共利益的披露豁免”。唯有劃出這樣一條清晰的法律紅線，才能讓潛在的“吹哨人”放下對“秋后算賬”的最大恐懼，敢于運用其掌握的關鍵信息，履行社會監督責任。

企業治理的反舞弊生態

在強監管與法律高壓的宏觀背景下，民營企業的反舞弊斗爭早已超越了個案查處的范疇，演變為一場關乎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免疫力”建設。

從“事后查處”到“事前預防”的范式轉移，要求企業構建一個融制度剛性、渠道暢通、技術賦能與文化浸潤于一體的生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內部“吹哨人”不再是被動等待的線索來源，而是被主動培育、積極鼓勵和嚴密保護的反腐同盟軍。

2026年1月23日，騰訊發布《騰訊集團反舞弊通報》。根據通報，2025年全年，騰訊反舞弊調查部共發現并查處觸犯“騰訊高壓線”案件七十余起，九十余人因觸犯“騰訊高壓線”被解聘，其中二十余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公安機關處理，三十余名涉案的外部人員也被公安機關一并抓捕。

以騰訊為代表的企業反腐實踐表明，企業反舞弊體系本身就是對全社會“吹哨人”生態的有力支撐。騰訊的反舞弊體系提供了一個系統化建設的范本，其支柱可概括為三個方面：清晰的準則、通暢的渠道與技術化的能力。

首先，以《騰訊陽光行為準則》為核心的制度體系，將“正直”價值觀轉化為毫不可觸碰的“高壓線”。這六條高壓線內容具體、指向明確，通過全員培訓、入職教育、持續宣導，深入人心。它不僅僅是禁令清單，更是行為指引。其中關于“商業賄賂及職務侵占”的規定，直接對標《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與第二百七十一條職務侵占罪，實現了企業內部規范與國家法律的無縫銜接。

其次，多渠道、受保護的舉報機制是這一體系的神經末梢。騰訊公開了包括專項郵箱、舉報電話、通信地址、微信公眾號在內的多種舉報途徑，并承諾“對舉報人的身份和所提供的信息進行嚴格保密”，同時“嚴厲禁止報復舉報人、證人及調查人員”。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證人、鑒定人、被害人認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請求予以保護。

騰訊的內部舉報渠道及保護承諾，將法律賦予公民的舉報權利與尋求保護的權利，轉化為了企業內部可執行、受保護的具體操作路徑。

第三，技術驅動的主動發現能力，標志著企業反舞弊從“被動接收”走向“主動掃描”。騰訊在其通報中透露，已“通過自建的多個AI分析工具構建了動態風險模型”，在業務流程中主動掃描風險。這種基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持續監控，能夠發現人力難以察覺的異常模式，將風險控制在萌芽狀態。這不僅提升了效率，更與內部舉報機制相輔相成，共同織密了監督網絡。

一個有效的體系必須形成從預防、發現、查處到教育的完整閉環，文化則是貫通閉環的靈魂。企業內部“不容忍舞弊”的文化氛圍，使得遵守準則成為員工的內心認同，也讓內部舉報不被視為“背叛”，而被理解為維護共同價值觀的“正直之舉”。

對企業來說，反舞弊絕必須是“一把手工程”；其次，制度建設是基礎，但必須輔以技術的賦能和文化的滋養。與此同時，企業內部健康的“吹哨”文化，與外部監管的“吹哨人”制度，應形成互補、強化的關系。

鼓勵內部問題及時發現、上報和解決的企業，能夠更早地化解風險，減少問題外溢對社會和監管機構的沖擊。

結語

民營經濟的健康發展，離不開法治陽光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而侵蝕這一環境的最大毒瘤之一，正是企業內部滋生的腐敗。

保護“吹哨人”，激勵內部知情者勇敢地揭露不法行為，是刺破腐敗黑箱、實現企業自我凈化與社會監督結合的關鍵所在。

第一，保護“吹哨人”是企業反舞弊與源頭治理的邏輯前提。有統計數據顯示，全球近半數的企業內部舞弊行為是通過知情人士舉報發現，其中超半數來自企業內部員工。缺乏有效的內部舉報與保護機制，企業將難以及時識別和清除內部的病變細胞。因此，構建讓員工“敢舉報、愿舉報、舉報有效”的機制，是企業構建現代治理體系、實現長治久安的基石。

第二，我國在“吹哨人”保護立法層面已取得長足進步，但系統性、可操作性與威懾力仍有待加強。《證券期貨違法行為“吹哨人”獎勵工作規定》的修訂邁出了重要步伐。《刑法修正案（十二）》與《民營經濟促進法》則從刑事打擊與促進源頭治理兩端，提供了堅實的法律與政策支持。

然而，對比成熟市場的制度，我們在獎勵的激勵強度與確定性、保護的可司法化與獨立性、以及舉報行為與商業秘密保護沖突的明確豁免規則上，仍存在提升空間。符合我國國情的“吹哨人”保護制度需要在更為完善、更具剛性的立法中予以固化。

第三，企業實踐證明了“制度、技術、文化”三位一體的內部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它們通過清晰的“高壓線”、通暢受保密的舉報渠道、技術賦能的主動風控以及企業內部的廉潔文化建設，將反舞弊從被動查處轉向主動預防。這不僅能降低企業自身的腐敗風險，也為員工行使監督權提供了安全的內部環境。

展望未來，推動中國特色的“吹哨人”制度走向成熟，需要多方協同。立法與司法機構需繼續完善法律框架，細化保護細則，探索責任豁免機制。監管機構需確保獎勵與保護承諾的切實履行，提升執法透明與公信力。廣大民營企業則應主動承擔起構建健康內部治理生態的主體責任，將保護“吹哨人”內化為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組成部分。

唯有如此，正義的哨音才能無所畏懼地響亮，掃除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之路上的陰霾。保護“吹哨人”，歸根結底，就是保護市場的良心，守護經濟發展的未來。

（作者系發現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黑鏡反舞弊團隊聯合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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