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38歲的教授從北大出走

1950年3月的一天夜里，李景均推開北大宿舍的門，把裝滿書的皮箱塞進三輪車。他抱著4歲的女兒，妻子林伯貞緊跟在后面。車夫蹬著車往前門火車站趕，北京城的夜燈一盞盞從身后掠過。

李景均，1912年生于天津大沽的一個做桐油生意的富商之家。由于家庭條件較好，因此，李景均自幼就接受到了較為先進的教育。

在1932年的時候，他憑借自己的努力成功考入了當時著名的金陵大學，開始對農業進行專門學習，此時，李景均也希望自己能夠在農業領域內開創一番事業。

在從金陵大學畢業后，1937年李景均赴美國康乃爾大學農學院學習植物育種及遺傳，在其攻讀博士期間，他閱讀了著名遺傳學家杜布詹斯基的《遺傳及物種起源》并以此確定了自己未來的研究方向：群體遺傳學。

1940年，李景均順利拿到了博士學位后，又去哥倫比亞大學及北卡羅來納大學進修數學和統計學。李景均在芝加哥認識了后來成為其妻子的美籍華人林伯貞。

按照正常的發展路徑來說的話，李景均一定可以在美國得到一份穩定、高薪的工作。但是他卻始終心系著仍處于戰火之中的祖國，當時，他在與妻子完婚后，就毅然決然地放棄了美國安穩的生活，坐上了駛向中國的輪船。

1941年，李景均帶妻子回國。本來乘坐郵輪僅需三周就可以抵達上海，但為了躲避日軍潛艇，郵輪多次改變航向，還多次換乘游輪，在海上航行了51天，才抵到香港。

那的香港也不太平，日軍已開始進攻香港，李景均夫婦又被困在香港近兩個月，十分窘迫。

由于他只帶了旅行支票而無人愿意兌現，他們兩人身無分文，十分窘迫，天天處于極度饑餓之中。幸運的是他遇見了在康奈爾念書時認識的朋友，朋友給了他500元港幣及一些大米。

57年后，李景均回憶起當時的困境時說：“如果你處于極度饑餓時，你不能做任何事情。你不能思考，就像一具行尸走肉。”

之后，李景均又認識了一個香港地下組織的人，幫助他們夫婦徒步繞過日軍，跋山涉水，歷盡千辛萬苦才到達了廣東惠陽。

盡管形勢很是糟糕，但澆滅不了李景均愛國的熱情。在朋友和香港地下組織幫助下，李景均夫婦抵達廣西桂林。至此，歷經150余天，九死一生，終于回到了祖國。

李景均到達廣西后，就到柳州郊外沙塘的廣西大學農學院任職，發揮自己的特長，悉心傳授自己所學。

回國后李景均邊教學邊研究，他的學術造詣和潛力備受矚目，他純英文撰寫的《群體遺傳學導論》，至今仍是領域內的經典。

同時他培養了許多在中國農業、生命科學領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杰出人才，奠定了作為“中國遺傳學之父”的地位。

抗日戰爭勝利后的1946年，他在金陵大學的導師邀請李景均出任北京大學農學院農學系主任兼農業試驗場場長，此時李景均才34歲，是北京大學當時最年輕的一位系主任。

1949年9月，北大、清華、華北大學三校的農學院合并，成立了北京農業大學，而李景均也來到了這里繼續任教。

如今38歲的李景均帶著全家往南逃。這一走，他再也沒回來。

01

白天的時候，北京農業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樂天宇把李景均叫到辦公室，通知他三門遺傳學課程全部停止。理由是這些課程屬于資產階級偽科學，為馬爾薩斯人口論服務。

李景均站在那里，手里攥著教案。他在康奈爾大學拿到遺傳學博士學位，1948年出版的《群體遺傳學導論》已經在美國翻印。但這些在樂天宇眼里什么都不是，甚至成了罪證。

樂天宇還要求他辭去系主任職務。李景均當場答應了，第二天就遞交了辭呈。

他知道，這只是開始。1948年蘇聯李森科學派在全蘇范圍內消滅摩爾根遺傳學，現在這股風吹到了北京。

他回到宿舍后，妻子看出了不對勁。林伯貞是美籍華人，1941年跟著他從美國回到戰火中的中國，途中在香港被困，差點回不來。那次經歷讓她明白，有些時候必須立刻做決定。

李景均給鄰居林傳光教授留了封信，只說身體欠佳，請假數月。連夜收拾行李，把家里的米缸加滿，營造短期旅行的假象。

夜里十點多，三輪車停在前門火車站。教授俞大紱和陳延熙冒著春寒趕來送行，幾個人握手時沒有多說話。火車開動后，李景均隔著車窗看見他們的身影消失在月臺盡頭。

02

火車一路南下，途經多個檢查站。李景均把文件藏在內衣口袋里，只帶了必要的衣物和幾本核心著作。他不確定能不能順利離開，但已經沒有退路。

在上海停留了兩天，他去看望了母親。母親拉著他的手，問什么時候回來。

他沒有正面回答，只說過段時間。臨走時，母親塞給他一個布包，里面裝著些銀元和首飾。

從上海到廣州又是兩天車程。火車穿過長江、越過贛南山區，窗外的景色從北方的灰黃變成南方的翠綠。女兒趴在車窗上看風景，不知道這趟旅程意味著什么。

廣州站人潮涌動，李景均一家混在人群里，沒有引起注意。他們在市區找了家小旅館住下，等待合適的時機前往深圳。

那幾天李景均幾乎沒怎么睡，腦子里反復想著接下來的路。他知道一旦走了，就是公開決裂，身后的一切都回不去了。但他更清楚，如果留下來，等待他的只有無休止的批判。

03

1950年3月12日清晨，李景均一家坐上開往深圳的火車。車廂里很安靜，大部分乘客都在閉目養神。李景均抱著女兒，手心一直在出汗。

火車抵達深圳后，他們轉乘汽車前往羅湖口岸。那座連接內陸與香港的鐵橋就在眼前，橋的那頭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過關時，邊檢人員翻看了他的證件，問了幾個問題。李景均回答得很平靜，只說是去香港探親。檢查人員看了看他們一家三口，蓋了章放行。

走上羅湖橋的時候，李景均的腿有些發軟。橋不長，但每一步都走得很慢。

橋中間有道白線，那是兩邊管轄的分界。他抱著女兒跨過那條線，腳下的木板發出嘎吱聲。

橋對面，他的二哥李景鈞站在那里等著他們。兄弟倆見面后沒有多說話，只是緊緊握了手。二哥接過他手里的皮箱，帶著他們往九龍方向走。

香港的街道熱鬧嘈雜，粵語在耳邊此起彼伏。

李景均一家三口跟著二哥穿過人群，最后在一棟老樓前停下。這是二哥的公寓，接下來的日子，他們就暫住在這里。

當天晚上，李景均站在窗前看著維多利亞港的燈火。他知道自己做了一個巨大的賭注——沒有護照、沒有簽證、沒有工作，前路完全未知。

04

住進二哥的公寓后，李景均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身份。他從北京帶出來的證件在香港派不上用場，也不敢去內陸駐港機構辦理任何手續。

他和妻子商量后，決定向美國的朋友求助。李景均在康奈爾讀博士時認識了不少遺傳學界的同行，那些人應該能幫上忙。他花了整整一周時間寫信，把自己的處境和困難詳細說明。

信寄出去后就是漫長的等待。香港的生活費用很高，二哥雖然有工作，但也負擔不起三口人長期居住。李景均身上帶的錢只夠維持幾個月，必須盡快找到出路。

每天都去郵局看有沒有回信。大部分朋友的回復都很謹慎，有的婉轉拒絕，有的承諾幫忙打聽，但都沒有具體的方案。

妻子林伯貞雖然是美籍華人，但她早年放棄了美國護照跟他回國。現在想恢復美國身份，程序復雜且需要時間。而且即使她能拿到護照，李景均和女兒的簽證問題依然無解。

最困難的是心理壓力。他不知道北京那邊會如何反應，會不會發通緝令，會不會影響到留在內陸的親友。這些念頭每天都在腦子里轉，讓他夜夜失眠。

女兒還小，不明白大人們的焦慮。她每天在公寓樓下的小巷子里玩，跟鄰居家的孩子學粵語。那是他們一家在香港為數不多的輕松時刻。

05

1950年6月，李景均收到一個意外的消息。他之前寫給美國朋友的一封信被轉給了《遺傳雜志》，那家期刊的編委會決定刊登這封信。

信的內容很直接：他在北京遭遇了學術打壓，摩爾根遺傳學在內陸已經沒有生存空間。他希望在美國找到一個教職或研究崗位，繼續遺傳學研究。

《遺傳雜志》在信上加了個標題——遺傳學在中國死亡。這個標題很刺眼，但確實反映了現實。信刊登后，在美國遺傳學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

很多人開始關注這位被困在香港的中國學者。

李景均的《群體遺傳學導論》雖然是在中國出版的，但他弟弟在美國自費翻印了一些，已經在小范圍內流傳。那些讀過這本書的人都知道，這是一部扎實的學術著作。

但同情歸同情，真正愿意出手相助的人并不多。當時正值麥卡錫時代，美國對來自中國的學者審查非常嚴格。收留一個從新中國出走的科學家，在政治上是個敏感話題。

李景均在香港的日子一天天過去，存款越來越少。二哥的公寓不大，三口人擠在一間小屋里，連轉身都困難。妻子開始考慮要不要去找份工作，至少能緩解經濟壓力。

就在他們幾乎要放棄希望的時候，轉機出現了。一個從未謀面的美國人，決定為他破例。

06

赫爾曼·穆勒拿到那期《遺傳雜志》時，正在印第安納大學的辦公室里批改論文。他看到李景均的信后，放下了手里的筆。

穆勒是194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因為發現X射線可以誘導基因突變而獲獎。更重要的是，他在1930年代曾經在蘇聯工作過，親眼見過李森科學派是如何打壓遺傳學家的。

他知道李森科那一套完全不是科學，而是披著科學外衣的意識形態斗爭。當年蘇聯著名遺傳學家瓦維洛夫就是被李森科學派迫害致死的。現在這股風刮到了中國，李景均只是第一個公開逃離的人。

穆勒立刻給幾個同行打電話，商量怎么幫李景均。他聯系了威斯康星大學的詹姆斯·克洛，請他給《美國人類遺傳學》雜志寫一篇關于李景均《群體遺傳學導論》的書評。書評發表后，至少能讓更多人知道李景均的學術水平。

同時，穆勒聽說匹茲堡大學剛成立的公共衛生研究院正在招人。院長托馬斯·派倫是前任美國衛生部長，正在組建團隊。穆勒給派倫寫了封長信，詳細介紹了李景均的背景和研究成果。

信里他特別強調：李景均雖然年輕，但已經是中國遺傳學界的領軍人物。他拒絕在壓力下放棄科學原則，這種勇氣值得尊重和支持。

派倫回信表示愿意等待。匹茲堡大學生物統計系的系主任隨即給李景均發了聘書，聘他為初級研究員。聘書寄到香港時，李景均反復看了好幾遍，手都在發抖。

但聘書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難題是簽證。

07

有了匹茲堡大學的聘書，李景均終于可以正式申請美國簽證了。他帶著所有材料去了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填寫了一堆表格，交了照片，開始等待。

領事館的回復讓人沮喪：他沒有任何能證明國籍的有效文件。從北京帶出來的證件在美領館看來不具備法律效力，而他又無法提供其他身份證明。

這個死結讓簽證申請陷入僵局。穆勒得知情況后，開始給美國國務院寫信。他一封接一封地解釋李景均的處境，強調他的學術價值，呼吁簡化審查程序。

其他美國遺傳學家也加入了營救行動。有人聯系了國會議員，有人給移民局官員寫信，有人在學術會議上公開呼吁。這種集體行動在當時并不常見，但李景均的遭遇觸動了很多科學家。

派倫利用自己曾任衛生部長的人脈，親自去了趟華盛頓。他拜訪了移民司的官員，當面遞交材料，強調李景均的專業能力對美國公共衛生研究的價值。

美國國務院啟動了背景調查，審查檔案后給出了初步正面反饋。但最后的批準權在駐港領事館，而那里的官員堅持要有身份證明。

李景均在香港已經待了快一年。存款早就花光了，二哥也無力繼續資助。

妻子找了份臨時工作，幫人翻譯文件，勉強維持生計。那段時間他們搬了三次家，每次都往更便宜的地方搬。

1951年初，穆勒收到消息：他要去印度參加一個國際遺傳學會議。他看著行程表，突然有了個主意——返程時途經香港，正好可以停留幾天。

他立刻訂了機票，給李景均發電報：我會來香港，親自解決這個問題。

08

1951年3月，穆勒從印度飛抵香港。飛機降落在啟德機場時，李景均正在九龍的出租屋里等消息。二哥一早就告訴他，穆勒已經到了。

穆勒下飛機后沒有休息，直接去了美國駐港領事館。他要求見負責移民事務的官員，遞上了自己的名片——印第安納大學教授、諾貝爾獎得主。

官員很客氣地接待了他，但一提到李景均的簽證，對方又開始重復那套說辭：身份證明不足，程序不完整，需要更多文件支持。

穆勒耐心聽完，沒有當場發作。他意識到，靠講道理解決不了問題，必須換個方式。

當天晚上，穆勒邀請了領事館那位官員和李景均一家共進晚餐。地點選在九龍半島一家西餐廳，穆勒自己掏錢。

09

餐廳的燈光柔和，服務員端上了頭盤。穆勒和李景均坐在一起，妻子林伯貞帶著女兒坐在對面，領事館官員坐在穆勒旁邊。

整個晚餐的前半段，大家都在聊些無關緊要的話題。穆勒講了講印度會議的見聞，李景均分享了他在北大時的一些教學經歷。氣氛輕松，沒人提簽證的事。

吃到一半，穆勒突然轉向那位官員。他的語氣平靜但堅定，表達了一個核心觀點：在這間房間里，每個人，包括官員自己，都知道誰是李博士。

他就坐在這里。還需要其他什么身份證明嗎？

這番話說得很直接，但沒有任何攻擊性。官員愣了一下，看看李景均，又看看穆勒，半天沒說話。

穆勒接著闡述：李博士的書他讀過，他的研究他了解。美國遺傳學界都在等他。

匹茲堡大學的聘書已經發了，派倫院長愿意等。這些難道還不能說明問題嗎？

官員放下刀叉，想了想，最后對李景均開口：你明天上午到我辦公室來。

第二天一早，李景均和妻子趕到領事館。官員讓他們補交了幾張照片，重新填了兩份表格，表示會把材料電報華盛頓，盡快給答復。

接下來的兩個月是最煎熬的等待。李景均每天都去郵局查信，每次失望而歸。妻子的臨時工作也結束了，他們又搬了一次家，這次住進了一間連窗戶都沒有的小房間。

4月底的一天，李景均收到領事館的通知：簽證批準了。他拿著那張紙，站在郵局門口，半天說不出話來。

回到家后，他們開始收拾行李。十幾個月來積攢的東西并不多，兩個皮箱就裝完了。衣服不多，但書占了大半個箱子——那些是他的命根子。

1951年5月，李景均一家三口登上了開往美國的輪船。船離開維多利亞港時，他站在甲板上看著香港的天際線越來越遠。這座城市給了他14個月的庇護，也見證了他人生最艱難的一段時光。

輪船在太平洋上航行了三個星期。海面平靜，天氣晴好。女兒在甲板上跑來跑去，完全不知道這趟航程對一家人意味著什么。

船靠岸后，他們在舊金山上岸，轉乘火車橫穿美國大陸，最后抵達匹茲堡。派倫院長親自到火車站接他們，握手時表示歡迎來到匹茲堡。

10

李景均入職匹茲堡大學公共衛生研究院時，研究院剛成立不久，一切都在起步階段。他被分配到生物統計系，職位是初級研究員，工資不高但夠一家人生活。

他租了間小公寓，把從香港帶來的書擺上書架，又買了張書桌。晚上女兒睡了以后，他就坐在燈下讀文獻、做筆記，慢慢適應美國的學術環境。

1951年9月，妻子生下第二個孩子，是個男孩。夫婦倆給他取名史蒂夫·穆勒·李，中間名用的就是穆勒的姓。這是他們唯一能表達感激的方式。

穆勒聽說后專門來看望了他們，抱著嬰兒贊嘆這孩子以后肯定有出息。臨走時他留下一筆錢，是給孩子的見面禮。

李景均很快在研究院站穩了腳跟。他的統計學功底扎實，又懂遺傳學，這種復合背景在當時很稀缺。同事們發現，很多復雜的數據分析問題，找他總能得到清晰的解答。

1950年代中期，美國東部25家退伍軍人醫院聯合進行一項大型癌癥臨床試驗，測試幾種化療藥物對白血病的療效。李景均被任命為這個項目的生物統計學家。

11

李景均接手那個癌癥臨床試驗項目后，第一件事就是設計實驗方案。他提出兩個核心原則：病人分組必須隨機化，醫生和病人都不能知道誰用的是哪種藥——也就是后來說的雙盲原則。

這個提議遭到了強烈反對。很多醫生覺得這是對他們專業判斷的不信任，有的醫院代表直接質疑：隨機分配病人？那不是拿病人的命開玩笑嗎？

李景均沒有退讓。他在會議上一遍遍解釋：只有隨機分組才能排除人為偏見，只有雙盲才能保證結果客觀。如果醫生知道誰用的是新藥，他在觀察和記錄時就可能無意識地傾向某個結果。

爭論持續了好幾個月，項目差點因此流產。最后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介入，他們研究了李景均的方案后明確表態：如果不采用這個方法，就不提供資助。

有了這個支持，李景均的原則最終被采納。那個臨床試驗持續了幾年，結果證明他是對的——隨機雙盲設計得出的數據質量遠超之前的所有研究。

這套方法后來被寫進了美國FDA的審批標準，成為全世界藥物測試的金標準。幾十年后，無數種新藥的臨床試驗都在用李景均當年堅持的這兩個原則。

1960年，李景均被選為美國人類遺傳學會主席。這是個很高的榮譽，這個學會聚集了全美最頂尖的遺傳學家。他在就職演講中講了講群體遺傳學的未來方向，臺下坐著的都是這個領域的大人物。

同一年，他升任匹茲堡大學人類遺傳學教授。原來的初級研究員頭銜早就摘掉了，他現在是正教授，還兼任生物統計系副主任。

12

李景均在匹茲堡的那些年，培養了一批學生。有幾個后來成了這個領域的領軍人物，包括詹姆斯·尼爾、牛頓·莫頓、阿諾·莫圖爾斯基，這三個人后來都當選了美國科學院院士。

他的教學風格很特別。不喜歡照本宣科，更喜歡帶著學生一起推導公式、設計實驗。有學生回憶，李教授最常說的一句話是：你想想，如果是你遇到這個問題，你會怎么辦？

1961年，他出版了《人類遺傳學》教材，系統整理了人類遺傳學的基礎知識和研究方法。這本書很快成為很多大學的指定教材，一直用到1990年代。

1969年，李景均接任生物統計系主任，一干就是6年。在他任內，這個系從十幾個人擴展到三十多人，成為匹茲堡大學最有影響力的院系之一。

那些年他經常工作到深夜。同事路過他辦公室時，總能看見燈還亮著，他坐在桌前寫論文或批改學生作業。有人勸他注意身體，他笑著回應還有很多事情沒做完。

1975年，他卸任系主任職務，回到教學和研究崗位。接下來的7年里，他繼續帶研究生、寫論文、參加學術會議。1982年，70歲的他正式退休，但退而不休，繼續以榮譽教授的身份在學校工作。

退休后他又發表了25篇論文，大部分是關于群體遺傳學理論和生物統計方法的。有些年輕學者讀到這些論文，完全想不到作者已經七八十歲了。

13

1998年，匹茲堡大學校刊的記者采訪了李景均。86歲的他還堅持每周去幾次辦公室。

記者問他如何看待1950年離開中國這個決定。

李景均沉默了一會兒，表示不后悔。如果留在那里，什么都做不了。離開是為了繼續做研究，這個目標達到了。

記者又問他是否想過回去看看。

他搖了搖頭，表示回不去了。那里的一切都變了，他也變了。

晚年李景均

同一年，他獲得美國人類遺傳學會頒發的杰出教育獎。頒獎詞里提到：李景均教授的教學和著作影響了整整一代遺傳學家，他對群體遺傳學的貢獻將被永久銘記。

那次頒獎典禮上，他的很多學生都趕來了。有的已經是大學校長，有的是研究所所長，都專門飛到匹茲堡參加這個儀式。李景均站在臺上接過獎杯時，臺下掌聲雷動。

他的《群體遺傳學導論》在美國已經再版了好幾次。這本最初在戰火中的中國寫成的書，后來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成為全世界群體遺傳學課程的經典教材。

有學者評價：如果沒有李景均的這本書，費希爾、霍爾丹、賴特這些遺傳學巨人建立的理論，可能要到1970年代才能被普通研究者理解和應用。

李景均聽到這些評價時，只是淡淡地表示自己只是把復雜的東西用簡單的方式講清楚，僅此而已。

14

2003年10月20日，李景均在匹茲堡的家中去世，享年91歲。消息傳出后，美國人類遺傳學會發了訃告，幾十家大學和研究機構發來唁電。

他留下的不只是論文和著作，還有那些被他影響的學生。他們繼續在世界各地從事遺傳學研究，把他教的方法和理念傳給下一代。

李景均的一生橫跨了兩個世界。在中國，他是遺傳學的奠基人之一，但只有幾年時間可以自由研究和教學。在美國，他用了五十多年時間，把畢生所學貢獻給科學。

他從未申請回國探訪，也沒有參加任何跟中國相關的學術交流。有人說他是不忘本，有人說他是放不下，但他自己從不解釋。

1950年3月那個夜里，他推開北大宿舍的門往南逃時，可能想不到后半生會是這樣。在香港困居的那14個月，他也不知道一個素未謀面的諾獎得主會為他奔走。

所有這些偶然，最終匯成了一個事實：李景均活了下來，繼續做他想做的研究，培養了無數學生，寫下了經典著作。對一個科學家來說，已經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