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俄罕見一致！佩斯科夫表態，只要她不下臺，就沒什么好談的

前言

在風云激蕩的全球政治棋局中，中美俄三大國立場趨同堪稱百年一遇的特殊時刻。

平日里，這三股戰略力量往往在重大國際議題上觀點相左，在地緣利益分配中彼此牽制，真正形成政策共振的情形屈指可數。

然而2026年初，一位來自歐盟的高級官員意外打破僵局，竟促使三國罕見同步亮明反對姿態，一致拒絕與其展開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

這位引發連鎖反應的關鍵人物，正是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婭·卡拉斯。

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毫不掩飾地表態：“只要她仍在任，就不存在對話前提。”此言一出，迅速引爆全球輿論場，將這場外交風波推至聚光燈下。

一個能同時觸發中美俄三方集體抵制的政治人物，究竟憑借何種言行撼動了當代國際關系的基本盤？

“強硬派”外長的四面樹敵記

2024年12月，卡拉斯正式履新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成為執掌歐盟對外事務最高決策權的核心角色。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這位身居要職的政界人士，并未展現外交官應有的平衡智慧與現實主義判斷力，反而持續以對抗性姿態介入多邊互動，把本應理性協商的外交平臺，演變為宣示單邊立場的個人舞臺。

對俄強硬，是卡拉斯上任后最突出的政治標簽，其背后交織著揮之不去的家族創傷與歷史心結。

愛沙尼亞曾長期處于蘇聯管轄之下，當地社會對俄羅斯存在普遍的歷史疏離感；而卡拉斯家族更是那段動蕩歲月的親歷者——她的外祖父母全家曾被強制遷往西伯利亞勞改營。

這段刻骨銘心的家庭遭遇，使她對俄羅斯的負面認知深入骨髓，反俄立場由此升華為貫穿其政治生涯的根本信條。

就任歐盟外長后，她將這種情緒轉化為系統性施壓：上任僅37天，便密集發布多項指控，稱俄羅斯正通過網絡滲透、關鍵設施干擾、隱匿船隊能源走私等復合手段，對歐洲整體安全構成立體化威脅。

圍繞歐洲東部局勢，她毫不掩飾地選擇單邊站隊，全力主導歐盟成員國向沖突區域輸送先進武器系統及大額財政支持。

若說對俄強硬尚有歷史情結作為注腳，那么她與美國關系的急劇惡化，則完全是主動挑戰既有秩序、“引火燒身”的結果。

長期以來，美歐在防務與外交領域維持著深度協同關系，歐盟在諸多戰略議題上體現出明顯的跨大西洋依賴特征。但卡拉斯卻執意逆流而上，多次公開質疑美方主導地位。

2026年1月28日，她在布魯塞爾一場高規格政策論壇上明確指出，歐洲已不再是華盛頓全球議程中的優先選項，并呼吁北約加速推進“歐洲自主防務能力建設”，實質指向降低對美軍事依附、構建獨立于美國的集體安全保障機制。

須知，跨大西洋安全綁定是美國維系歐陸影響力、支撐其全球領導力的關鍵支點。卡拉斯的上述表態，被華盛頓方面定性為動搖聯盟根基的重大風險信號。

事實上，這并非她首次觸碰美方敏感神經。此前她曾公開批評美國在東部沖突援助力度不足，質疑其戰略投入誠意，甚至委婉暗示美方在相關行動中存在“象征性參與、實質性缺位”的傾向。

此類越界言論早已令奉行單邊主義路線的美國政府深感不適，而后續提出的“北約去美強化構想”，則徹底引爆美方不滿情緒，使雙邊裂痕由暗轉明、全面公開化。

中國對卡拉斯的否定態度，同樣源于其一貫采取的對抗性策略與一系列失當言行。

自執掌歐盟外交權柄以來，她便將對華施壓列為優先任務，在涉及中國主權與核心利益的多個領域頻頻發聲、歪曲事實，蓄意損害中國國家形象。

她曾在一次國際會議上信口開河，聲稱“中俄聯手擊敗納粹”屬于“近年新發現的歷史現象”，該言論立即招致史學界與國際輿論廣泛譏諷。

中方隨即作出嚴正回應，強調其表述嚴重違背二戰史實，充斥意識形態偏見，刻意制造陣營對立，既褻瀆人類反法西斯共同記憶，也損害歐盟自身外交信譽與長遠利益。

在經貿與科技合作層面，她反復鼓吹所謂“供應鏈韌性重構”，實則推行變相的技術封鎖與市場分割。

她主導推動多項針對中國的出口管制提案，頻繁施壓歐盟成員國限制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并力主對中國新能源汽車實施歧視性關稅措施，意圖阻斷中歐綠色產業良性互動。

中方多次鄭重指出，卡拉斯所持冷戰式思維與零和博弈邏輯，嚴重背離全球化時代合作共贏主流趨勢，不僅遲滯中歐務實合作進程，更暴露出其缺乏推動雙邊關系向前發展的基本意愿與誠意，致使中歐高層對話渠道實質性凍結。

2026年1月25日，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在克里姆林宮例行記者會上，正式宣布俄方立場：卡拉斯不具備與俄方開展任何層級接觸的資格，俄方不會與其進行任何形式的外交交涉，且確認美方亦持相同立場。

面對當前外交困局，佩斯科夫提出清晰路徑：要么由歐盟啟動人事調整程序，更換現任外交負責人；要么等待卡拉斯自然卸任，否則俄歐之間所有重要議題磋商均難以為繼。

內憂外患，困局難破

佩斯科夫的公開表態，令卡拉斯瞬間成為全球媒體焦點，而她的實際處境非但未見緩和，反而加速滑向內外交困的雙重深淵。

從外部看，三大國聯合施壓態勢持續升級：美方已全面暫停與其團隊的一切高層溝通，雙邊聯絡機制實質停擺。

俄方將其列入“外交接觸禁入名單”，切斷全部官方聯絡通道。

中方則始終對其錯誤主張保持高壓回擊態勢，她本人已成為橫亙在中歐關系正常化道路上的一道顯性障礙。

此外，她所倡導的“西方中心主義治理范式”，亦引發眾多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強烈反彈。她慣于將多邊機制工具化，借規則之名行排他之實，此舉明顯違背聯合國憲章倡導的主權平等、互利共贏基本原則，使其在全球南方國家中的公信力大幅下滑。

內部權力結構的劇烈震蕩，進一步加劇其執政危機。

她不僅面臨多個歐盟成員國的公開質疑，更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爆發尖銳職權沖突。

為遏制其權力擴張，馮德萊恩主導實施多項結構性改革：歐盟委員會于去年底專門設立中東、北非及海灣地區事務總司，將地中海方向外交事務管轄權從卡拉斯職權范圍中整體剝離；同時壓縮其主管的歐洲對外行動署編制規模，削減預算撥款額度。

馮德萊恩本人在歐盟內部素有“地堡式領導風格”之稱，其決策流程高度封閉，僅限少數核心幕僚知情，多數高級官員長期處于信息盲區，導致整個歐盟行政體系運行效率顯著下降。

與此同時，全球安全架構正在經歷深刻重塑。

1月28日，佩斯科夫對外證實，俄美烏三方安全協調工作組會議已初步敲定于2月1日在阿聯酋阿布扎比舉行。

俄方對該機制持積極期待，認為三方直接對話本身即具突破意義，并強調所有會談將在非公開狀態下進行，以保障談判進程的穩定性與連續性。

相較之下，受卡拉斯激進外交路線與歐盟內部撕裂影響，歐盟在此次關乎歐洲未來安全格局的關鍵磋商中，已被實質性邊緣化，政策影響力幾近歸零。

外交失當的連鎖反應

如今，卡拉斯雖仍掛著“歐盟首席外交官”頭銜，但該職務的實際功能已嚴重萎縮——外部遭中美俄集體疏離，內部陷于權力傾軋與信任崩塌，可謂四面受敵、舉步維艱。

這一局面不僅預示其個人政治生命瀕臨終結，更給整個歐盟帶來深遠系統性沖擊。

外交維度上，因卡拉斯持續施壓，俄歐關系已跌入建交以來最低谷，既有能源、人文、環保等領域合作項目全線停滯，短期內重啟可能性微乎其微。

中歐互信基礎遭受結構性侵蝕，部分聯合研發計劃、綠色技術轉移項目被迫中止，雙邊關系發展動能嚴重衰減。

跨大西洋伙伴關系亦出現明顯裂隙，美方對歐盟戰略可靠性的評估大幅下調，直接削弱歐盟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重與規則制定能力。

經濟層面，其推動的對華貿易限制舉措，正使歐洲本土企業承受真實損失。

以新能源汽車產業為例，中國已是全球規模最大、增長最快、技術最先進的電動車消費市場。一旦歐盟強行加征高額關稅，歐洲車企將永久性喪失進入這一核心市場的準入資格，市場份額與技術迭代空間雙雙受限，這也是德國、法國等主要汽車生產國集體反對該政策的根本動因。

與此同時，為擺脫所謂“俄能源依賴”，歐盟倉促轉向美國液化天然氣進口體系，導致能源采購成本飆升、供應穩定性下降，徹底喪失議價主動權，相較此前俄歐間長期穩定的長期供貨協議與價格聯動機制，歐盟整體能源支出增加逾三成，經濟負擔顯著加重。

回溯國際政治演進脈絡，類似因個體決策失誤拖累組織全局的案例屢見不鮮。

上世紀九十年代，某些西方政治人物基于狹隘意識形態框架，強行輸出所謂“民主改造方案”，不僅加劇地區動蕩，更使本國外交信譽嚴重受損，最終陷入孤立無援境地。

卡拉斯的困境根源在于，她未能準確把握當今世界多極化、多元化、復合相互依存的深層趨勢，固守單極霸權時代的舊有思維定式，將私人情感與價值偏見凌駕于歐盟整體戰略利益之上，最終既斷送自身政治前途，也將歐盟置于被動失衡的危險境地。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中美俄三國在反對卡拉斯問題上的立場趨同，并非意味著三方形成某種新型同盟關系，而是基于對單邊制裁濫用、規則武器化傾向的共同警惕與堅決抵制。

盡管三國在諸多全球議題上仍存分歧，但在捍衛主權平等、反對干涉內政、堅持多邊主義等國際關系基本準則方面，展現出高度一致性。

此次罕見共識向國際社會釋放出清晰信號：單邊主義與強權政治的時代已然落幕，任何企圖以自身標準定義普世價值、以規則之名行遏制之實的行為，終將遭到各國人民與公正力量的共同抵制。

結語

卡拉斯當前的困局，本質上是過時外交哲學遭遇現實世界反噬的必然結果。

作為歐盟對外關系最高代表，她本應發揮橋梁紐帶作用，在復雜博弈中尋求最大公約數，助力歐盟成長為更具建設性的全球力量。但她卻被狹隘立場與對抗本能裹挾，四處樹敵，最終釀成內外交困的困局。

現代國際體系的穩定運行，依賴的是尊重差異、包容多元、追求共贏的價值共識，而非某一集團壟斷解釋權的霸權邏輯。

卡拉斯的經歷為全球政治精英提供了深刻鏡鑒：唯有超越偏見、回歸理性、堅持對話，才能在百年變局中錨定坐標，推動構建更加公平合理、穩健可持續的國際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