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重啟全球最大核電站，德國走向死胡同

日本正式重啟了世界上裝機容量最大的核電站——柏崎刈羽核電站的6號反應堆。這一標志性事件發生在2026年1月21日，由東京電力公司負責運營。該電站總共擁有7個機組，滿負荷運行時總容量可達8.2吉瓦，足以供應數百萬家庭的電力需求。6號機組容量為1.356吉瓦，是該電站中功率較大的先進沸水堆機組之一。（1吉瓦=10億瓦）。

自2011年福島核事故發生后，日本全國54座反應堆全部停運，以應對公眾對核安全的極度擔憂和嚴格審查。柏崎刈羽核電站自2012年起便處于長期閑置狀態，長達近15年。此次重啟前，東京電力公司完成了多項安全升級，包括反恐襲擊設施的建設、地震防護強化以及更嚴格的定期檢查。

重啟過程并非一帆風順。原計劃于1月20日啟動，但因控制棒相關報警系統在測試中出現設置錯誤，導致警報未正常觸發，東京電力公司決定推遲一天。問題解決后，1月21日反應堆成功并網發電。預計約一周后達到50%功率時將進行短暫停機檢查，隨后逐步提升至滿功率，并計劃在2月底進入商業運營階段。這一重啟將顯著提升東京首都圈的電力供應穩定性，尤其在冬季高峰期和能源進口不確定性加劇的背景下。

福島事故后，日本核電政策經歷了從全面停擺到逐步重啟的轉變。目前，已有15座反應堆重新并網運行，另有約11座計劃在未來幾年內重啟。政府目標是將核電在電力結構中的比例盡快提升至約20-22%，甚至更高，以支持能源安全和碳中和承諾。

這一政策轉向的轉折點出現在2022-2023年。時任首相岸田文雄在俄烏沖突導致全球能源價格飆升、天然氣供應緊張的背景下，果斷調整能源戰略。他公開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核能”，并推動多項關鍵改革：

• 允許反應堆運行壽命延長，可能超過60年（原有規定為40年+一次性延20年，現改為每10年評估一次無上限原則）。
• 加速閑置機組重啟。
• 規劃在現有核電站址內建設新一代先進反應堆（next-generation reactors），以替換老舊機組。
• 強調核電作為高脫碳、穩定基荷電源的作用，與可再生能源共同支撐能源轉型。

這些決定寫入2023年的《實現綠色轉型基本方針》，標志著日本從“盡可能降低核電依賴”轉向“最大化利用核電”。

相比之下，德國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

德國在默克爾執政時期推動“能源轉型”，決定徹底退出核電。2023年4月15日，最后三座反應堆永久關閉，至此德國核電比例降至0%。盡管2022年能源危機期間曾短暫考慮延壽，但政治偏執最終維持了退役計劃。拆除工作迅速推進，包括去燃料化、關鍵系統拆解和部件退化處理，一旦越過“不可逆點”，重啟在技術上將變得極其昂貴甚至不可能。一些能源專家評估，即便有政治意愿，少數機組最早也只能在2025年底或2028年左右勉強恢復，但現實中拆除已不可逆轉。

兩國路徑形成鮮明對比：日本在福島后經歷了長期反思，但面對能源安全、地緣政治風險和氣候目標壓力，選擇重返核電；德國則堅定執行“無核”承諾，盡管這導致電力結構更依賴化石燃料進口（尤其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波動，電價長期居高不下，并對歐洲整體能源穩定產生連鎖影響。

回顧默克爾決策，許多政治觀察家、能源分析師和國際組織認為，她在核電退出上的堅持構成了多項重大戰略失誤，這些錯誤不僅影響了德國，還波及整個歐洲數十年。國際能源署負責人法提赫·比羅爾公開稱德國的核電退出為“歷史性錯誤”，而保守黨領袖梅爾茨則直言這是“嚴重戰略失誤”。根據多項研究和報告，默克爾的政策至少犯下了以下五個關鍵錯誤：

• 低估地緣政治風險，加深對俄羅斯能源依賴：默克爾推動核電退出時，同時深化了與俄羅斯的天然氣合作（如北溪管道項目）。這導致德國在俄烏沖突爆發后陷入能源危機，進口天然氣中斷，電價飆升。如果保留核電，德國本可減少對俄羅斯的依賴，避免能源短缺和經濟衰退。默克爾本人在回憶錄中堅持認為“無需核電也能實現氣候目標”，但現實證明，這是一種短視的賭注，導致德國付出高昂代價。
• 增加碳排放和環境污染，違背氣候承諾：核電退出后，德國轉向煤炭和天然氣，導致碳排放不降反升。根據普華永道分析，如果核電站繼續運營，2024年德國無碳電力比例本可達94%。相反，煤炭燃燒增加導致每年額外釋放數千萬噸二氧化碳，并造成空氣污染加劇。研究顯示，這每年導致約1100人因呼吸系統或心血管疾病額外死亡，社會成本高達每年120億美元。國際原子能機構和歐盟專家警告，這直接阻礙了德國到2045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并使歐洲整體減排努力受挫。
• 抬高能源價格，損害經濟競爭力：核電作為穩定基荷電源的缺失，導致德國電價成為歐洲最高之一。企業抱怨高能源成本削弱了制造業競爭力，引發經濟衰退跡象。德意志銀行早在2007年就警告，核電退出將導致電力短缺、黑燈現象和更高的進口依賴。2025年的一項研究確認，這一政策已造成數千億歐元損失，包括對中小企業的打擊和就業流失。默克爾忽略了核電在能源轉型中的作用，轉而補貼風能和太陽能，卻未能解決間歇性問題。
• 忽略公眾誤導和長期技術自主性：盡管公眾支持退出，但許多專家認為這是基于對核能的誤傳（如過分夸大福島風險）。默克爾早期（2008年）曾稱退出“絕對錯誤”，但在2011年福島后逆轉立場，被指屈從于政治壓力和反核游說集團。這導致德國喪失核電技術領導地位，無法參與新一代小型模塊化反應堆的發展，而鄰國如法國和波蘭正加速推進。結果，德國在能源獨立上落后，未來可能需進口更多電力。
• 阻礙歐洲能源安全和轉型：默克爾的政策不僅影響德國，還波及歐盟。德國作為歐洲最大經濟體，其高排放和進口依賴加劇了區域能源不穩定。批評者指出，如果默克爾在2011年選擇關閉煤炭廠而非核電站，德國本可提前實現減排目標，成為“歐洲氣候冠軍”。如今，保守黨內部呼吁重啟核電，但拆除進程已不可逆，留下一個昂貴且遺憾的遺產。

這些失誤在歷史書中將被視為影響深遠的戰略錯誤，凸顯了意識形態主導下忽略現實風險的危險。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在川普總統領導下，正推動一項與日本遙相呼應的能源政策，強調能源獨立和務實主義回歸。川普早在2017年上任時就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定》，批評該協定削弱美國能源獨立、推動氣候資金再分配，并強加凈零排放合規壓力。他明確表示：“我們的納稅人資金不會再流向那些不配得到援助的國家。”這一立場在2025年川普重返白宮后得到強化，他簽署多項行政命令，加速核電復興，包括簡化審批流程、投資新一代反應堆（如小型模塊化反應堆）和延長現有核電站壽命，以減少對外國能源進口的依賴。

川普的政策與日本岸田文雄的“最大限度利用核能”戰略高度呼應：兩者均優先考慮能源安全、地緣政治獨立和經濟實用性，而非盲從極端環保主義。川普政府強調核電作為清潔、可靠基荷電源的作用，支持“全能源”戰略，包括核能、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的平衡發展。這不僅幫助美國在2026年實現能源凈出口，還降低了電價，刺激制造業回流。相比默克爾政策的“歷史性錯誤”，川普和日本的舉措被視為“常識正在回歸”——回歸到基于科學事實而非意識形態的能源決策，避免了德國式的能源危機和經濟衰退。

在全球能源格局劇變的時代，日本柏崎刈羽6號機組的重啟，以及美國川普政策的呼應，或許將成為未來能源政策辯論的重要案例，提醒各國避免類似德國的“歷史性錯誤”，而選擇務實、獨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