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三次挑釁中國，李顯龍坐不住了，怒斥黃循財，西方集體失聲

黃循財連續三次就涉華敏感問題發表公開言論，新加坡直接站到了風口浪尖上。

李顯龍終于出面把話說得很明白，小國如果把命運押在強權身上，遲早會被拉到談判桌上，這不叫提醒，叫警告。

而且黃循財多次針對中國都是有點迎合討好西方國家的意思，但是新加坡出現什么問題，西方國家幾乎不管。

最開始是在去年的11月，當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了一些危險發言，中日關系急劇下降，偏偏就這個時候，身為新加坡總理的黃循財突然站出來表示，中日應該好好相處。

黃循財還公開質疑為什么東南亞國家可以和日本友好相處，而中國卻一直糾纏在歷史問題上，他稱贊日本是東南亞“最可信賴的伙伴”，并希望日本在地區安全事務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日本要討好好美國針對中國也不是一天兩天了，新加坡此前是一直不介入中日關系的，但是黃循財在這種時候卻公然給日本站臺，很難不被解讀為方向上的改變。

黃循財第二次踩線的地方就是臺灣問題，黃循財呼吁中國“向前看”，妥善處理兩岸關系。

這話說的比較克制，但問題是，新加坡作為一個小國，公然評價大國的主權問題，這就有很大問題了。

臺灣問題不屬于地區協調問題，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所在，小國在此發表“指導性意見”，往往會讓自己陷入更加復雜的夾縫之中。

第三次，黃循財表示，不允許中國從新加坡多拿一片芯片，這句話的重點不在于語氣，而在于所指，等于公開宣布了在芯片方面會配合美國的出口管制。

對于一個依靠全球供應鏈、轉口貿易以及金融服務的國家來說，這樣的信號非常危險，新加坡最怕被貼上陣營標簽，一旦被看作是某個陣營的執行者，它最寶貴的信用基礎就會開始動搖。

外界有人替黃循財解釋，認為這是“現實壓力下被動的選擇”，但是事實并不是這么簡單。

2025年10月，黃循財接受了《金融時報》的采訪，相關的內容被新加坡總理公署正式發布出來，內容涉及到全球規則、國家選擇的壓力以及供應鏈的問題，說明他并不對結果一無所知，在權衡之后，把話說到了最硬。

為什么芯片問題會被放大器放大呢？英偉達通過新加坡渠道取得的收入，占到它某個季度總銷售額的四分之一左右。

于是，在國際視野里，新加坡不再是“結算地”，而是不斷被質疑是否成為“中轉節點”。

這種關注并非無來由的，2025年新加坡調查一起服務器交易欺詐案，路透社披露涉案金額約為3.9億美元，涉及“目的地虛假申報”。

隨后調查的范圍擴大到了大約22個個人和公司，案件本身并不代表立場，但是使新加坡處于聚光燈之下。

在這樣的情況下，公開宣稱“配合管制”，就不再是一種原則立場，而是一種主動把自己置于更為嚴格的制度約束之下，一旦新加坡被正式納入監管范圍之內，未來政策的空間將會越來越小。

就在這個時候，李顯龍站出來干預了，1月8日他在公開講話中提到委內瑞拉，用委內瑞拉來舉例警告黃循財，不要把新加坡和美國綁太深。

一個國家的困境不是由一次錯誤造成的，而是由于該國把自身的利益同強權的利益捆綁在一起，最后被迫上了談判桌。

為什么李顯龍要管呢？已經觸及到新加坡的立國根基了。

新加坡沒有縱深，也沒有資源，不具備用武力博弈的條件，它依靠的是中立、規則、信譽，信譽不是態度，而是使各方愿意留在這里交易、結算、投資的原因。

一旦信譽受到質疑，金融中心不會一夜之間就搬走，但是資本的方向會先發生變化。

東盟國家本來就不愿意被迫選邊，他們需要一個可以溝通各方的中立樞紐，如果新加坡被看作是某一方的代理人，那么區域內自然就會出現替代方案。

風險之一就是樞紐不夠安全，歐盟之前就曾對一家新加坡的芯片分銷商實施了制裁，說明在制裁和出口管制外溢的時代里，“第三方節點”反而更容易被點名。

這也就解釋了西方為什么集體失聲，把新加坡推到前臺自然能滿足短期的需求，但如果新加坡被迫站隊，區域協調的成本就會提高，這反而不利于長期的布局。

因此李顯龍此時出手，并不是為了個人權威，也不是黨內博弈，而是典型的止損行為，不是為了一個人，而是為了新加坡幾十年來形成的生活方式。

新加坡可以和任何國家合作，但是不能被任何一個國家所利用。

黃循財把話說盡，把路走窄，把空間壓縮到極致，李顯龍看得清清楚楚，如果再不拉一把，新加坡就會被推著走，再難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