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官方公布的2025年越南全國GDP增長8.02%,經濟總量已經來到5140億美元,放在整個東南亞,已經算得上是第一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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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還在進,證券交易所紅綠跳動,媒體標題也一個比一個樂觀,看上去一切都在向“下一個中國”“新亞洲引擎”的方向狂奔。
但只要你稍微換一個視角,把目光從政府發布會挪到街角的貨幣兌換店,就會發現另一組完全不同的數字:越南盾對美元匯率已經跌破2.63萬。
這不是偶然波動,而是長期貶值趨勢的延續,對普通人來說,這意味著工資的國際購買力在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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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企業來說,這意味著進口成本在抬升;對金融系統來說,這意味著壓力正在持續堆積。
這就是越南當前最真實的狀態——宏觀數據和微觀感受嚴重脫節,一邊是GDP在沖刺,一邊是貨幣在失血。
一邊是“經濟增長敘事”,一邊是“現實生活焦慮”,這不是兩個問題,而是同一個問題的正反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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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把越南的崛起歸因于“接住了中美博弈的產業轉移紅利”,這話沒錯,但只說了一半,真正的問題是:越南接住的是產業的哪一段?
走進平陽、北寧這些工業重鎮,你會看到大量廠房、流水線、集裝箱,但你很難看到真正的技術積累,這里最常見的不是研發中心,而是裝配車間。
核心芯片來自中國、韓國;關鍵零部件來自日韓或中國;設計和品牌掌握在跨國公司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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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本土企業負責的,只是最后那一段“擰螺絲、貼標簽、裝箱出貨”的工作,這意味著出口看起來很漂亮,但附加值極低。
賺的是加工費,承擔的卻是全套風險:物流一堵、電一停、原材料一漲價,整條鏈條立刻癱瘓。
2025年越南原材料和中間品進口額持續高企,本身就說明它并沒有真正形成自主制造體系,而是高度依賴外部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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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基礎設施的短板開始集中暴露,電力不足已經不是新聞,而是常態;港口擁堵反復出現;物流成本居高不下。
這些問題在全球需求旺盛時還能勉強掩蓋,但一旦外部環境收緊,立刻就會成為致命弱點。
資本對此最敏感,正是在2022年至2024年之間,大量外資開始悄然撤離或縮減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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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為越南不努力,而是因為資本已經意識到:這臺機器轉得太快,但地基并不穩。
如果說制造業的問題是慢慢積累的隱患,那么房地產,就是已經開始加速跳動的警報器。
2025年,僅一年時間,河內和胡志明市的核心地段房價普遍上漲20%到30%,這不是個別項目的瘋狂,而是整個市場的集體亢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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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收入漲了嗎?產業升級完成了嗎?城市基本面發生質變了嗎?答案都是否定的。
那房價為什么還能這樣漲?原因只有一個——錢找不到別的去處,本該投向技術升級、設備更新、電網改造的資金,沒有進入實體經濟。
本該用來提升生產效率、培養工程師的信貸資源,也沒有進入工廠,它們全都拐了個彎,涌進了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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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典型的“脫實向虛”,當做生意越來越難、利潤越來越薄時,炒房反而成了最簡單、看起來也最安全的選擇。
越南正在重復一條極其危險的老路——用資產泡沫去掩蓋結構性問題,很多人會把這和1990年前后的日本相提并論,但越南的情況其實更糟。
當年的日本,泡沫再大,至少手里握著半導體、汽車、高端機床等核心產業,有足夠的技術和資本緩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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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越南現在的產業結構,還停留在價值鏈底端,卻已經開始提前透支未來,銀行系統已經明顯承壓。
大量信貸通過各種渠道流入房地產,形成潛在壞賬;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財政,進一步推高地價;普通家庭眼看貨幣貶值,只能被迫“上車”尋求保值。
結果是,房價越高,實體成本越高,制造業越難活,資金就越不愿意回到實體,這就是一個典型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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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諷刺的是,越南盾在2025年貶值約3.5%,這本該促使資金更謹慎,但現實卻恰恰相反——貶值預期反而加速了投機。
在“錢會越來越不值錢”的心理驅動下,更多人選擇用高杠桿買房,把風險進一步推高。
一旦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房價停止上漲,甚至出現回調,這套體系將承受巨大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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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壞賬、家庭資產縮水、地方財政吃緊,都會在極短時間內集中爆發,而這還不是最壞的情況,真正的考驗,來自外部世界。
把視角從越南本土拉到全球,你會發現它正處在一個極其不利的位置,過去幾年,美聯儲持續加息,全球資本回流美國。
對越南這樣的新興經濟體來說,這幾乎是一場無法回避的“抽血過程”,資本外流、外匯儲備承壓、貨幣貶值,這些問題并不是政策失誤,而是結構性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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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政府并非沒有干預,但現實是,匯率最終還是守不住關鍵關口,這說明問題已經超出了行政手段能夠完全控制的范圍。
更現實的一點是,越南在全球產業鏈和金融體系中的地位,決定了它很難真正掌控主動權。
曾經被美國視為“友岸外包”樣板的越南,在貿易摩擦升級后,很快就感受到了政策翻臉的速度,關稅、調查、規則調整,都不是越南能夠左右的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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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就是:進口原材料成本上升,出口端又面臨更多限制,本土企業利潤被雙向擠壓,那些本就依賴薄利的加工企業,生存空間進一步被壓縮。
2026年1月,越南政府試圖通過擴大外部融資、推動基建投資來穩住局面,方向并非錯誤,但現實約束非常明顯。
財政空間有限,債務壓力上升,效果注定不會立竿見影,從更大的視角看,越南正在遭遇的,其實是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在逆全球化時代的系統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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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全球貿易環境惡化、資本變得更謹慎、產業鏈開始收縮時,那些依賴廉價勞動力和外資驅動的經濟體,首當其沖。
越南過去選擇了一條最省力的路:快速承接外資、擴大規模、做大總量,這條路在順風期確實有效,但一旦風向改變,風險也會被同步放大。
2026年的這個節點,對越南而言既像一次體檢,也像一次審判,如果不能把資源從炒房和簡單組裝中拉回來,真正投入到產業升級、技術積累和基礎設施改善中,那么“亞洲新虎”的故事,很可能會提前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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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紐約和斯特拉斯堡的交易員按下賣出鍵時,他們不會考慮越南街頭的現實生活成本,也不會在意普通家庭的資產負債表。
這不是冷血,而是規則,而這,正是越南接下來必須正視的現實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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