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軍早期飛行員，資歷深，戰績淺，覺得在空軍分量輕，壓抑？

“1953年3月，在檜倉前線工棚里，劉亞樓隨手抹去泥水，回頭對常乾坤低聲說：‘老常，敵機還在空中盤旋，跑道今晚必須修通。’”一句帶火藥味的囑托，點明了當時志愿軍空軍的緊迫處境，也把常乾坤推到了聚光燈前。

要弄清這位“老常”為何心生壓抑，還得把時間線撥回1925年。那年夏天，黃埔二期結束，22歲的常乾坤被選送廣州航空學校。彼時國共合作尚在蜜月，他隨即又被黨組織派往蘇聯，進入契卡洛夫航空學校，主修領航與機務工程。對當時的學員而言，能在頭頂鋪天蓋地的伊爾-2、TB-3間穿梭已是奢侈，而常乾坤還被安排進茹科夫斯基空軍學院深造，可見黨內對“未來空軍骨干”的定位。

尷尬的是，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國內環境驟變。他本人并未立即回國，而是留在獨立航空團做準校領航員，隨后轉學航空工程。外界看，他的技術底子厚得驚人；可正面戰場上的戰績，卻空白得讓人咂舌——這便埋下后來資歷與戰功錯位的伏筆。

1937年抗戰爆發，他終于踏上歸途。迪化新兵航空學校剛組建，需要講師，他被直接請去講發動機和雷達。新疆地廣人稀，日機卻飛不過來，因而這段履歷更像“后勤進修”，依舊沒能為他添上令人稱道的擊落數字。

延安時期，他在抗大、軍事學院教書育人，講授的主要是航空兵編制與維修體系。課堂氣氛比戰場更“文氣”，學生記得他喜歡把復雜氣動數據寫成大字貼在墻上，偶爾幽默地說：“背住這張紙，等以后你們真開飛機，就知道我沒白說。”從技術儲備角度，他功勞不小；但對崇尚槍林彈雨的軍界而言，分量依舊偏輕。

1946年，東北成了新的舞臺。蘇軍撤離時，留下少量日機與一批技術人員。常乾坤臨危受命，利用散落在本溪、沈陽的零件，拼出百余架可供教練的老飛機，東北民主聯軍第一所航空學校由此誕生。很多干部回憶，那段日子像擺積木：今天找來一副起落架，明天湊到一具星型發動機，邊試飛邊修補。沒有這所學校，后來的解放軍空軍要晚出世不少。

建國后，空軍機關急需成體系。1949年底，他被任命為副參謀長兼訓練部長，與劉亞樓、王秉璋等人一道搭起總部門框。劉亞樓強勢、雷厲風行，常乾坤則偏向技術脾氣，習慣數據說話。兩種性格碰撞時火星四濺：一次會議上，劉亞樓拍桌子質問訓練進度，常乾坤卻遞上一摞測試報告，平靜地表示“引信誤差超標，飛不了”，場面瞬間僵硬。

1950年抗美援朝爆發，常乾坤主動請纓去了后方工程組，負責修跑道、擴建地下油庫。他不穿飛行服，整日蹲在朝鮮泥地里量標高。美軍B-29夜襲后，他帶隊立刻填彈坑，再噴灑油石混凝土。有人抱怨太拼，他只說一句：“沒跑道，再多飛機就是擺設。”技術官僚的刻板，在戰時變成了拼命的認真。

然而戰績統計表并沒有給這份努力亮分。劉震、聶鳳智在空戰中擊落數字節節上漲，常乾坤的名字卻常被放在“后勤保障”一欄。1957年空軍、防空軍合并，他被列為副司令員，排名靠后。會議里偶有人調侃：“老常，太謙虛啦。”這玩笑聽多了，他難免心生悶氣。吳法憲后來回憶，常乾坤在私下吐槽，“搞半輩子飛機，到頭來還是個修跑道的”，情緒不難理解。

有意思的是，若按現代軍隊體系評估，一個能從零搭出航空學校、在最危險地段保住機場的人，其價值并不遜于王牌飛行員。只是當年講究“看得見的戰功”，擊落數能直觀量化，工程兵的汗水卻難以折算分數。結構性難題，讓老常的心理落差日益擴大。

1964年夏，幾位空軍副職召開小范圍碰頭會，總結批評中也提到“工作氛圍緊張”。意見整理給劉亞樓后，并未徹底解決矛盾。次年，劉亞樓病逝，空軍高層再度洗牌，常乾坤的排名并未隨之大幅前移。自此，他基本淡出核心指揮，轉而鉆研航空發動機標準件國產化，算是把余熱完全投向科研。

1973年5月20日，常乾坤因病去世，享年69歲。訃告寫著“我軍空軍事業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但未提具體擊落記錄。對很多晚輩來說，他的名字在教科書里只是“空軍教育家”，鮮少聯想到當年泥濘跑道邊那個不眠的身影。不得不說，戰功與技術孰輕孰重，這個老問題在他的經歷中被無限放大，也留給后人一個值得咀嚼的長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