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安祿山,你的第一反應是什么?是那個拖垮盛唐的叛賊,是那個三百斤的胡人胖子,還是正史里禍亂天下,罪不容誅的千古罪人。
但在唐朝的河北大地,故事卻完全顛倒。
安史之亂平定后,當朝廷在長安慶祝平叛勝利,將安、史二人鞭尸唾罵時,他們起兵的核心地區——河北的民間,卻悄悄立起了他們的祠廟、尊他為“圣人”“神明”,香火斷斷續續,竟延續了好幾代。
這就奇了怪了,河北百姓難道是被安祿山騙傻了?放著平定叛亂、保住大唐的忠臣不拜,偏偏去供奉一個顛覆王朝的叛將。
答案絕非河北人“是非不分”。
這反差背后,埋藏著一場從北魏到盛唐,持續了四百年的集團恩怨。
安祿山的造反,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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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隴與關東兩大集團
要讀懂河北百姓為啥擁護安祿山,得先搞明白關隴集團和關東集團這兩大勢力。
西魏權臣宇文泰創建的關隴集團,本質上是一個融合鮮卑軍事貴族與關中本土豪族的利益共同體。
這個以 "西魏八柱國二十四大將軍" 為核心班底的權力網絡,在此后四百年間深刻影響著中國歷史走向 —— 北周宇文、隋楊、唐李三代皇族均出自這個封閉圈子。
“關東集團”的“關東”指函谷關以東的廣闊地區,核心就是河北、山東、河南。這里經濟發達,文化繁榮,世家大族多,普通百姓也相對富足。
但他們有一個致命痛點:政治話語權太弱。在關隴貴族眼里,關東人再有錢、再有文化,也是“外人”和“被管理者”。
畢竟從宇文泰時期開始,西魏與占據華北平原的東魏 - 北齊形成對峙,河北作為北齊核心腹地,其豪族勢力從一開始就被關隴集團排除在權力核心之外。
到了隋朝,出身關隴的楊堅建立隋朝,定都長安(關隴老巢),關東地區徹底淪為“錢袋子”和“糧倉”,交最重的稅,卻換不來相應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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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煬帝雖看穿關隴集團的壟斷本質,試圖通過遷都洛陽、疏通大運河等措施掙脫束縛,卻因操之過急,引得反噬,最終身死國滅。
李淵能在四個月內從太原打到長安,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是關隴集團重新選的代言人,而非后世渲染的 "軍事奇跡"。
李淵建立唐朝,看似是改朝換代,其實換湯不換藥,李唐王朝依然是關隴集團說了算。
李唐的“偏心”
李唐王朝自建立之初就帶著關隴集團的 "基因偏見",將關東地區尤其是河北視為被征服的 "二等公民"。
這種歧視在統一戰爭中就表現得比較明顯。李世民平定河北竇建德政權后,不僅下令處決竇建德,更對其舊部采取極端報復政策,幾乎將河北豪族勢力犁庭掃穴。
李唐皇室天然信任和重用“自己人”。整個唐朝前期,宰相、大將軍這些頂級官職,幾乎被關隴出身的人壟斷。關東的才俊,想擠進權力核心,難如登天。
政治上的排斥很快轉化為制度性的壓迫。貞觀十年,唐太宗在全國增置折沖府時,明確下令 "河北之地,人多壯勇,故不置府",赤裸裸地暴露了對河北武勇的忌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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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是,朝廷又頻繁在河北以北地區用兵,將河北作為后勤保障基地。
貞觀十九年征討高句麗時,河北承擔了幾乎所有的糧草轉運任務,地方官員借機肆意盤剝,導致 "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賣田,人不為售" 的悲慘景象。
河北是唐朝的經濟重心之一,土地肥沃、農業發達,商業也很繁榮,按理說,百姓應該能過上好日子。
可事實恰恰相反,朝廷把最繁重的賦稅,都壓在了河北百姓身上,河北的賦稅,比關隴核心區高出兩倍還多。
唐朝在河北常年駐扎重兵。表面說是防御北方的契丹、奚人,實則有一層心照不宣的作用:監視和鎮壓本地的關東勢力。
養這些軍隊的糧餉,還得河北本地出。這就等于,百姓出錢養軍隊來看管自己。
由于地緣上河北士族集團與契丹人犬牙交錯,必定會形成了很深的利益關系。武周時期契丹起兵后,武則天派侄子武懿宗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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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伙,這人將河北殺的是一片血雨腥風,與契丹有點關系的,都被他以“賣國賊”的大義給虐殺了,所殺害的河北百姓,數量竟然超過了契丹人。甚至還向武則天建議,殺光所有的河北人!
要不是狄仁杰從中周旋,河北百姓當時就要起兵反唐了。
本該是應該繁榮的地方,因為幾百年來的打壓,竟然成了 "愁苦之地,不樂其生"。關東集團從士族到百姓,心里都憋著一口氣:憑什么我們出錢出力養活帝國,卻永遠低人一等,要被你們騎在頭上?
當然,他們不滿的,不是“唐朝”這個國號,而是那個被關隴集團把持、不斷壓榨歧視他們的“長安朝廷”。
安祿山的出現,恰好給了他們一個反抗的機會。
安祿山的“順勢而為”
安祿山是個聰明人。他出身西域,不是關隴集團的核心圈人。他長期在河北當節度使,深切感受到了關東集團受到的不公和怨氣,具有很大的潛力,很快就經營起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其實安祿山不是很想反叛,只想做一個富貴安穩之人,他臨到頭都在退縮,但是他手下招攬了一大批河北群雄,這些人的反抗精神很強烈,讓安祿山感覺自己不帶頭,過不了多久自己就會被換了。于是他才順勢而為,決意起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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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打出的旗號非常巧妙。他沒有喊“我要當皇帝”,而是喊出了“誅殺奸相楊國忠,清君側”!楊國忠是誰?他是皇帝身邊的大紅人,更是關隴集團利益的最新代表。這個口號,精準地戳中了所有關東人的心。
更重要的是,安祿山作為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其權力合法性最初來自朝廷,這使他的反叛在河北獲得了某種 "替天行道" 的色彩。
當安祿山的漁陽鼙鼓響起時,對于河北的豪強軍閥來說,安祿山是擺脫朝廷打壓、奪取話語權的機會。他們紛紛帶兵投靠。
對于河北的普通百姓而言,看到的可能不是叛逆,而是改變命運的機會。安祿山的軍隊,打的是“欺壓我們的長安朝廷”。
他們未必懂高層斗爭,但他們知道,他要去鏟除朝中的奸佞,只有這樣我們的日子才會好過。因此安祿山大軍過境時,不少百姓并不抵抗,甚至提供支持。
因此在香積寺大戰時,兩軍都認為是正統,是正義的一方,才死戰不退,硬是互砍了幾個時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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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封神“
安史之亂最終失敗了。但河北的困局改變了嗎?并沒有。
戰后,朝廷對河北進行了嚴厲清算和報復,賦稅壓迫更重,監控更嚴。
關隴集團對關東的警惕和打壓,絲毫未減。河北百姓發現,苦日子不僅沒結束,反而變本加厲了。
希望徹底破滅之后,便是沉默而固執的懷念。
于是,民間開始秘密地為安祿山、史思明立祠祭祀,稱他們為“二圣”、“泰山老父”。
官府屢禁不止。在百姓樸素的認識里,祭祀的不是“叛國者”,而是曾經敢為他們出頭、反抗不公的“自己人英雄”。
那裊裊香火,祭奠的是安、史二人,更是祭奠關東地區幾百年來被壓抑的自主渴望,是一種無聲而持久的抗議。
就像一句話說的:“歷史由勝利者書寫,但香火由生存者點燃”,河北百姓的香火,點燃的不是對叛將的崇拜,而是對公平正義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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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安史之亂的本質,遠不止一場軍閥叛亂。它是關隴與關東兩大集團,四百年積累的矛盾總爆發。
矛盾總有爆發的一日,沒有安祿山,也有別人。
安祿山,恰好是風口上的”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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