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對快樂的研究，源自人類最深重的創傷？

封面：Daniel Lie?vano

撰文 | Daniel Horowitz

翻譯 | NZ

審校 | 周一晴

各種TED演講、每日冥想練習、年度世界幸福報告、關于如何保持積極心態的建議……身邊的一切都在提醒著我們：快樂在人們的生活中有多重要。雖然這個概念至少從亞里士多德在探究Eudaimonia（希臘語，一般被翻譯為人類的幸福或者福祉）的意義時就被提出了，但是對幸福本質的研究——也就是積極心理學——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起才剛剛作為一個學術領域萌芽。

積極心理學非常復雜，它涉及到東方宗教、神經科學、進化生物學、行為經濟學、國家間的比較和公共政策間的關聯。不過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心理學家的關注點從精神疾病轉移到了精神健康，從焦慮抑郁轉移到了主觀幸福。

我們感到更快樂了嗎？諾曼·文森特·皮爾(Norman Vincent Peale)發表于1952年的自助書《積極的力量》雖然遭到了精神健康專家的批評，但直到現在也很有影響力。丨Wikimedia Commons

諷刺的是，積極心理學誕生于痛苦與戰爭——與它現在強調的積極人類功能以及恢復力的科學研究不同，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剛剛起步時，它更側重于自我意識與制度重要性。

人能從極其高壓的經歷中受益，這曾是積極心理學最有影響的發現之一。精神病學家以及集中營幸存者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Frankl）的經歷比任何人都能證明并解釋創傷后的個人成長。從1942年的九月起，弗蘭克在納粹集中營被困了足足兩年半之久。被釋放不久后，他便開始攥寫《無論如何也要對生活說好》（Saying Yes to Life in Spite of Everything），并于1946年以德語出版。1959年，該書于美國出版，并最終改名為《活出生命的意義》(Man’s Search for Meaning)。在戰后回到維也納后，弗蘭克對這段如此可怕經歷的回應是：最可怕的環境也可以是幸福的溫床。

如果說弗蘭克是在極端苛刻的條件下經歷了痛苦，那么處在特權階層的約翰·鮑比（John Bowlby）則面對了相比弗蘭克而言不那么戲劇化的苦難。童年時代的鮑比鮮少見到他的父母，這讓他的一生都在關注人際關系的重要性。在他1951年的報告《母愛行為與精神健康》（Maternal Care and Mental Health）中，他基于對二戰后數百萬失去家庭的兒童的研究得出了依戀理論（attachment theory）。依戀理論隨后被其他科學家延伸并補充，讓它更普遍地強調了社會關系對人類幸福的重要性。

諾曼底登陸75周年紀念日前夕，二戰老兵訪問士兵公墓丨法新社

那些二戰老兵極大的創傷經歷同時也塑造了艾倫·貝克（Aaron Beck）的理論。他寫成了一本關于抑郁極有影響力的書，同時也創立了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一些他最初發表的論文里面記錄了意外殺死了同伴的老兵們的反應。貝克憑此創立了測量以及治療因類似創傷經歷導致的精神疾病的方法。認知行為療法的核心是教導患者提出替代的解釋、建立合乎實際的目標、學會客觀面對現實以及練習“中立化‘自動思維（automatic thoughts）’”。這樣，如果一個人不幸福（雖然貝克不怎么用幸福這個詞），至少ta會以一個不壓抑且合乎實際的方式面對這個世界。

還有一個重要人物是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他主張的積極、人本心理學源于個人和社會的逆境。作為一個悲慘不幸的母親之子，他小時候就遭遇了反猶太主義；此后，作為一位年輕的心理學專業人士，他認識了許多因納粹而流亡的心理學家。這些經歷促使了馬斯洛研究出了一個全面且積極的關于動機的理論。這個理論提倡了人類個體如何渴望自我實現。他關注那些健康且有成就的人，將注意力放在常態而非異常上。馬斯洛的視角在其1954年的作品《動機與人格》（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得到了最為有影響力的表達。他在書中完整地闡述了他對自我實現的定義。他的解釋基于需求層次理論：自我實現作為最強烈的體驗立于需求層次的頂端。

如果說弗蘭克、鮑比和馬斯洛解釋了關于幸福的一方面，那么神經科學家們就解釋了另一方面。詹姆斯·奧爾茲（James Olds）發表于1956年的《大腦的愉悅中樞》（Pleasure Centers in the Brain）就成為了其中的一項重要發現。在《科學美國人》里，奧爾茲寫道，刺激大鼠大腦可以讓它們得到快感，而這與“刺激大腦就等于懲罰”的假設相悖。他表示，希望后續的研究可以定位這些受到電極或藥物刺激就會滿足某些基本需求（比如饑餓感與性欲）的神經細胞。

Supriya Bhonsle

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科學家們發現不僅電刺激（electrical stimulation）可以使人快樂，藥丸也可以。這十年里，有些被稱作“快樂藥丸”的處方藥即便不能帶來快樂，也至少能降低焦慮感。或許正如1958年一位觀察者在一本加拿大醫學雜志里所寫的一樣，“獲得幸福的靈丹妙藥已經被找到了”。眠爾通（Miltown）是第一批在緩解社交、醫療以及心理痛苦上較為管用的鎮定劑。它的誕生也展示了研究科學家弗蘭克·博格爾（Frank Berger）如何從一個逃出納粹集中營后無家可歸的流浪漢，變成政府實驗室的細菌學家。1950年，他和一位同事合成了能將暴躁的猴子變得溫順親人且警覺的眠爾通（Miltown）。經歷了漫長的啟動之后，它成為了第一個轟動全美的精神藥物。

另一個科學與幸福間非常不同的聯系，源于第一個關于幸福感的長期社會學研究——它雖然誕生于對于心理疾病的擔憂，卻很快變成了對于幸福感的探索。《美國人如何看待他們的心理健康：一項全國性的調查》（Americans View Their Mental Health: A Nationwide Interview Survey）的作者們記錄了一些采訪。一些美國人在采訪中被詢問道他們“是否幸福、是否憂慮以及覺得自己究竟是悲觀還是樂觀”。研究者們旨在弄清人們對于生活的感受。如果他們遇到了問題，是否會、會向誰尋求幫助——這項研究同時也更關注專業幫助而非患者自助。最終，他們總結道：大約90%的美國人認為他們非常幸福，或者至少還挺幸福的。

五年之后，一項研究又將注意力從心理健康轉向了主觀幸福感。在《幸福感報告》（Reports on Happiness）中，社會心理學家諾曼·M·布拉德伯恩（Norman M. Bradburn）以及社會學家大衛·卡普羅維茨（David Caplovitz）首次關注起了被他們稱作“正常人”的幸福感，并呼吁研究者們多多關注“積極的滿足感”，而不是心理問題。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早期的反主流文化*留下了對幸福的新研究、對毒品的新實驗、對東方宗教的興趣、對冥想的實踐、對人本心理學的信奉以及一種認為尤其強烈的經歷比商品更令人快樂的觀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前，這些都是艾倫·瓦特（Alan Watts）生活與寫作中常常出現的元素。作為美國浪漫史的代表人物，他因為覺得現實世界并不能給予他生活之道與創作靈感，將注意力轉向亞洲宗教。

*譯者注
西方在二十世紀晚期一種反對遵從資本主義理性文化道德法規及文化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浪潮。

然而，瓦特對于禪宗佛教以及道教的信奉，與他遠非平靜的生活形成了無法解決的強烈矛盾。為了追隨超驗主義，他不停酗酒，直至自己達到另一種意識狀態；盡管他崇尚簡樸，但他不得不養活一個妻子、許多前妻以及七個孩子。他在1961年寫道，要想獲得幸福，就必須重新連接現代生活所割裂的東西——不僅是人與自然的關系，還有“個人”與“未知的自我、無意識的內在宇宙”之間的關系。在他非常受歡迎的《禪之道》（The Way of Zen）中，他把冥想描述為“一種安靜的、對此時此地發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加評論的意識”。雖然一開始對使用毒品持懷疑態度，但到了1962年，他便將LSD譽為“快樂宇宙論”的入口。

盡管許多積極心理學的基石都構建于苦難，其中還是有一例外：諾曼·文森特·皮爾（Norman Vincent Peale）發表于1952年最有影響力的著作《積極的力量》（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成為了最為廣泛閱讀的積極心理學先驅（盡管積極心理學的實踐者們都盡量與這本書保持距離）。皮爾在書中傳遞出一種非常令人安心的信息，即療愈性的、新教徒式的心靈操控必能帶來安寧、快樂與福祉。盡管他也會舉出一對一幫助他人的例子，他的愿景仍是高度個人主義的。

1998年，在皮爾成為美國心理學協會會長的任命會里，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馬丁·P·塞利格曼（Martin P. Seligman）正式宣布積極心理學成為一門學科，盡管此時這一領研究領域的許多組成部分已經獨立存在。積極心理學家會借鑒前人的經驗，而且往往是以這些前輩無法預料、也不會贊同的方式。盡管如此，積極心理學仍是一個強大的新領域。它以科學為基礎，并改變了數百萬人的生活。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神經現實”，

原文：

https://www.zocalopublicsquare.org/2018/04/27/modern-psychologists-focus-happiness-roots-worst-human-traumas/ideas/e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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