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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改革開放,那的確是一個令人熱血涌動的時代。
過程很像是清晨走入了松林,開始是幾株蘑菇,采著采著,就漫布山林了。北京在運動后期已經有了一些賺錢的小名堂,比如,養上一窩長毛兔,可以去收購站換錢;溫州人算得上是中國的猶太商人,最超前,早就開始了家庭小工廠,那時叫資本主義尾巴。
一些老同志卻想不通,對資本的 “復辟” 深惡痛絕,不斷向上打報告,感覺中國的天都要塌了,要求割掉這些資本主義的尾巴。與那個時代比,現在有一些網紅旗手給民營企業主貼資本家的標簽,真的不算什么,差一萬個數量級。
為什么是尾巴?
因為中國的私人資本太沒出息了,純屬土老百姓的小打小鬧;也就是街頭上換了個雞蛋、擦擦皮鞋,還談不上 “私人資本惡性擴張” 的問題。
按照馬克思的經典理論,雇傭八個人才能定義為資本家。這一下難住了改革開放的推動者,為什么是八個人?七個人就不是資本家,就不是剝削了?就沒有剩余價值了?那么,這個關于剝削的計算式應該怎么寫?讓云計算去算一下,五千七百萬家民營企業一年的剝削率總共是多少?它們所上繳的 59.6% 的稅收占比是不是也應該計為剩余價值,可以肯定,一進入到了具體的經濟管理,經典理論一無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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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我們一邊批判著萬惡的資本家,一邊鼓勵、支持、引導民營經濟 “發展壯大”,安徽傻子瓜子成名很早,雇了十幾個員工,有人舉報了。
于是,鄧公問社科院的于光遠,雇八個工是資本家的說法從哪來的?于光遠含糊其詞地說沒查到這個說法,鄧公說:“你不用查了,這不合情理嘛”。
這就對了,一個不合情理的定義,當然也不是什么真理。
鄧公一次去農村考察,村干部又給了他另一個剝削公式,農民只能養三只鴨,鄧公十分不解,為什么只能養三只鴨?村干部說這是規定,養三只鴨是社會主義,養四只鴨就是資本主義。你還別笑,這種思維模式現在滿天下都是,張口就是剝削論、剩余價值、階級斗爭的人太多了,這種活在 A4 張上的政治家滿網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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