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3月20日深夜,北京城被連綿細雨罩得濕漉漉。胡適伏在煤油燈下,一封寫到一半的信紙被他反復揉皺——收信人是遠在杭州的曹誠英。他打算在信里說明,一旦辦妥離婚,兩人就名正言順。
翌日清晨,他硬著頭皮把想法告訴江冬秀。“離婚?”江冬秀愣了兩秒,臉色驟變。她沖進廚房抓起一把菜刀,厲聲吼道:“行!先把兩個孩子解決了,免得你嫌累贅!”刀鋒在燈光里冷閃,胡適被罵得臉色煞白,話卻哽在喉頭。
危局之下,他只得悻悻退讓。外間的傭人被這陣動靜驚得不敢吭聲,孩子們嚇得躲在屏風后面偷偷啜泣。胡適回書房關上門,坐了許久,才寫下兩句自嘲:“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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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冬秀為什么有底氣把婚姻握在自己手里?答案要從三十年前說起。1890年,她出生在安徽旌德江村一個書香大戶,雖是女子,卻從小養成管家理事的性子。十四歲的胡適因相鄰世交,被指腹為婚。那時候的他只知道低頭讀書,懵懂地點頭答應。
1904年,胡家祭灶。馮順弟將幾張“八字”放上灶王爺神龕,請神明指婚。火星噼啪,最后留下的正是江冬秀的生辰。親事就此板上釘釘。
1910年,胡適遠渡重洋赴美留學。自由空氣讓年輕學子第一次意識到什么叫“戀愛”。他遇見了畫室里的韋蓮司——金發碧眼,談吐風趣,兩人迅速墜入情網。幾封熱烈的書信飛回安徽,求母親退掉舊約,全被馮順弟一口回絕。
1917年春節前,胡適被母親召回老家完婚。為了保住自己鼓吹的新文化形象,他把婚禮改成“文明式”:穿西裝、行三鞠躬、不拜天地。鄉里人看得目瞪口呆,議論四起,而新娘江冬秀只是低眉順眼,手心全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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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月剛過,胡適便以“工作繁忙”為由獨自回北大,留妻子在安徽照顧婆婆。得知懷孕的消息,他寫信回家:“我實在不要兒子,可他自己要來了。”言辭稱得上涼薄,卻暴露出對這樁婚姻的逃避。
1918年秋,江冬秀帶著初生的阿真北上。她不識字,卻把北平的小家收拾得極有條理,還立下規矩:不許熬夜寫作、不許留戀酒席。胡適雖心有怨言,但衣來伸手的日子也讓他漸漸依賴。
然而割舍未斷。1922年冬,胡適養病杭州,與“表妹”曹誠英同居煙霞洞。三個月的山水琴瑟,給了他重回美國式戀愛的幻覺。回京后,他終于選擇攤牌,可這一次被菜刀喝退,他才明白:自己的婚姻不是隨手能丟棄的紙片。
風波過后,夫妻表面平靜。胡適依舊在學界縱橫捭闔,江冬秀則像護城河,把家務、人情、賬本統統攬進袖口。學生羅爾綱到北平,沒棉褲穿,是她連夜縫好塞到他手里;吳晗赴西南聯大缺路費,是她痛快拍下三百銀圓:“拿去,不用還!”這一份大氣和仗義,讓不少晚輩心生敬佩。
抗戰爆發,蔣介石兩度電邀胡適出任駐美大使。胡適糾結再三,寫信向妻子解釋:“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江冬秀火冒三丈,卻拗不過局勢。她隨夫漂到紐約,租住小公寓,拎著菜籃子練洋潑辣。一次小偷破窗而入,她大喝一聲“Go!”對方竟被嚇跑。胡適后來逢人便說:“我太太開門送賊,氣魄真大。”
時光一晃來到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臺北主持會議時突發心臟病,終年七十一歲。江冬秀聞訊,先是跌坐在地,繼而用徽州腔嚎了一夜。空蕩的房子里,滿墻都是丈夫的藏書。她咬牙撐住日子,買菜、寫毛筆字、同友人閑話,嘴里常念叨的依舊是“老胡身體不好,總不讓人省心”。
1965年盛夏,她收到了一個從康奈爾大學寄來的紙盒。里面百余封情書,裝訂整齊,全出自胡適之手,收信人赫然是韋蓮司。信上墨跡未褪,字字繾綣。江冬秀翻到一半,手忽然顫了,但只是抹了把淚,嘆口氣:“我早曉得哩。”她把信重新裝袋,附上一封客氣的回函,請郵局轉寄北美中文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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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外人好奇的“婚姻得失”,她始終三緘其口。偶有記者追問,她笑著擺手:“胡博士怕我?他只怕自己良心。”似真似戲的一句,堵住了后來的無窮揣測。
1975年初夏,江冬秀病逝,終年八十五歲。整理遺物時,親友在抽屜里發現一本發黃的練習本,上面歪歪扭扭寫著幾個字:“煮飯為家事,讀書為快樂。”短短三行,半生心血盡在其中——菜刀、賬本、厚被、舊信,才是她維系婚姻的全部武器。
胡適追求的“自由愛情”屢屢折戟,而江冬秀憑一腔執念把搖晃的家撐了四十余年。兩人同船異夢,卻又相守到老。說到底,這段婚姻并非傳奇,更像民國知識人與傳統婦人共同寫就的日常劇本:有人仗筆,有人持刀,誰也沒贏,誰也沒輸,故事卻真實地留在了歲月的褶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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