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讀 | 汗漫：由胡適的一封信談起

一九三六年，胡適給正在加利福尼亞大學讀書的吳健雄，寫了一封信。后來，這封信以《致吳健雄》為題，收入各種散文選本。一封信，成為傳世文章，是因為信中話超越了私人性，對公眾擁有了意義。

此類例子甚多。

西漢司馬遷的《報任安書》（“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南北朝吳均的《與朱元思書》（“風煙俱凈，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魏晉曹丕的《與朝歌令吳質書》（“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魏晉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唐朝王維的《山中與裴秀才迪書》（“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這些書信，一概因人性之光輝、修辭之美，流芳千載，讓晚生吾輩感念寫信人、收信人。

書信，本是兩人間的交流，行文就多了樸素、懇切，倘見識不凡、辭藻奇崛，就有了文學的品質。

胡適這封信，樸素、懇切、奇崛不凡，是好文章。

信中，他首先對“龜兔賽跑”這一寓言，作剖析：“龜兔之喻，是勉勵中人以下之語，也是警惕天才之語，有兔子的天才，加上烏龜的功力，定可無敵于一世；僅有功力，可無大過，而未必有大成功。”可見，他強調“才”與“力”相統一，一改“不輕言放棄”“目標專一，矢志不移，就能取得最后的勝利”“驕傲使人落后”等俗言舊論。發前人未發之言，擺脫陳詞濫調，一個人的思想，才有了被汲取的價值。

寫作，也需要“才”與“力”相統一。“才”，若比作天然礦藏，“力”，就是持之以恒的挖掘，用筆這一臺挖掘機，挺進、獲取。“才”有大小，“力”有強弱，決定了寫作者的命運。“才”，這一精神礦藏，非恒定不變，當一個人不斷拓展經驗的疆界，就會擁有一座生長中的寫作富礦。

胡適在信中，還叮囑這個年輕女孩，在美國求學，“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讀文史的書，多讀其他科學，使胸襟闊大、使見解高明”“凡第一流的科學家，都是極淵博的人，取精而用弘，由博而反約，故能有大成功。”也是提醒她，以“力”蓄“才”，方可登高致遠。

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涌現的風云人物，胡適就是“才”“力”相統一之人，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紅學、倫理學等領域，博觀約取，卓有建樹。他信中這一番話，出自個人經歷與心得，就有了不一般的分量，對吳健雄產生深刻影響。后來，她獲得博士學位，成為美國物理學會會長，被譽為“東方居里夫人”。1990年，南京紫金山天文臺將2752星，命名為“吳健雄星”。

就寫作者而言，“取精而用弘，由博而反約，故能有大成功”，同樣成立。深厚的學養，廣闊的視野，跨越知識邊界、文體邊界的能力，結合起來，才能使一個寫作者的魂魄與文本，擺脫平庸。劉勰《文心雕龍》曰：“凡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即，廣泛涉獵方能觸類旁通，精準把握書寫對象與世界。

散文寫作尤其如此。如果說，小說家能講曲折的故事，詩人能寫充滿想象力的句子，即可存身立命，那么，散文家則必須是雜家，除了能講跌宕起伏的故事、寫出不凡句子外，還需要置身現實，以第一人稱，負責任地向所處的時代發聲。他，應該是小說家、詩人、學者、思想者的合體——博觀圓照，方可鞭辟入里。

當下，一個散文家只看散文、寫散文，一個小說家只讀小說、寫小說，一個詩人只讀詩、寫詩，固然也能自洽，但也可能自閉而不自知，筆力就弱了、萎頓了。

在給吳健雄信的結尾，胡適舉了幾個中國地質學界領袖的例子，說他們“都是博覽的人，故他們的領袖地位不限于地質學一門。后起的科學家都往往不能有此淵博，恐只能守成規，而不能創業拓地。”寫文章、做學問、謀經營，道理莫不如是。

忘記是哪一位物理學家，說過這樣一句話：物理學問題的解決，在物理學之外。文學問題的解決，同樣在文學之外。就文學而為文學，終不會有大出息。

明代曹臣所編撰的《舌華錄》，有這樣一則文字：“西山先生問傅景仁以作文之法，傅云：‘長袖善舞，多財善賈。’西山由此務讀。”

胡適九十年前的一封信，像昨天寫罷、今天郵差送來的一樣。我讀了，就是收信人。

原標題：《夜讀 | 汗漫：由胡適的一封信談起》

欄目編輯：華心怡

文字編輯：吳南瑤 史佳林

本文作者：汗 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