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9年夏天剛露頭那會兒，戰犯管理所那間空蕩蕩的大屋子里，上演了一出頗有深意的“對手戲”。
聊天的倆人身份懸殊。
坐這頭的是威名赫赫的陳賡，坐那頭的是剛被摁住沒多久的國民黨十二兵團“掌門人”黃維。
這二位不僅僅是戰場上的死對頭，往回倒二十多年，那可是黃埔一期的同窗故交。
就在幾個月前，兩人還在淮海平原的雙堆集殺得難解難分。
這會兒再碰面，黃維沒提那一仗打得有多憋屈，也沒罵蔣介石瞎指揮，反倒冒出一句讓陳賡意外的話：
“老陳，你底下那個姓徐的旅長，要是擱我這兒，給個軍長干都不虧。”
這話聽著順耳，像是在夸人，可實際上，這是黃維心里頭怎么也解不開的一個死疙瘩。
作為蔣介石手心里的“心頭肉”，黃維的眼界向來高得很。
手里攥著十二萬精兵強將，清一色的美式家伙，連拉物資的車都是嶄新的大卡車，咋就在陰溝里翻了船，輸給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旅長？
他嘴里念叨的這人，名叫徐其孝。
咱今天不聊排兵布陣的具體細節，就聊聊黃維咋就在這就栽了跟頭。
說白了，這是兩種完全擰巴的腦回路在碰撞。
先瞅瞅黃維是怎么算賬的。
48年入冬那會兒，淮海戰場正較勁。
黃維被死死困在雙堆集。
按說他手里牌面硬，十幾萬人馬，那火力密度若是鋪開了，能把地皮削下去三尺。
可他咋弄的？
瞅著副官遞過來的勸降書，他鼻子哼了一聲，臉上掛著冷笑：“別理那一套，按既定方針辦。”
哪怕到了12月初，解放軍那四道防線跟鐵桶似的箍得死死的，他還是那個死腦筋：一門心思認定能從鎮長山集殺出去，再就是死等南京那位“委座”的令箭。
這簡直就是把教科書搬到了戰壕里，一點彎都不帶轉的。
在黃維的腦子里，打仗就是做算術題。
我這兒炮口多大，你那邊人頭多少，翻翻步兵操典，查查作戰條例，只要我不亂動，贏面肯定在我手里。
他太迷信那個“一加一等于二”的死理兒了。
早在黃埔念書那陣子他就是這副德行。
那會兒他和陳賡在一個班。
陳賡是個樂天派，愛鬧騰；黃維惜字如金，筆記記得比誰都全。
這種性格帶到了硝煙里，就變成了要命的僵化。
陳賡當時在四縱前線，手里攥著繳獲的密碼本，一針見血地評價道：“黃維打仗就知道翻書本，這回非得讓他死在書本上不可。”
掉過頭來看看徐其孝是怎么盤算的。
徐其孝當時手里有啥？
第十一旅，滿打滿算兩萬人出頭。
大炮沒幾門。
最讓人頭疼的是子彈，搜羅全旅上下，湊一塊兒也就夠熱鬧一天一夜的。
若是換黃維來帶這幫人，面對對面十二萬武裝到牙齒的大軍，估計早就不干了，或者在那兒拼命喊救命。
因為按常規套路算，這仗根本沒法打。
可徐其孝心里有另一本賬。
斷糧了？
他喊話：“弟兄們，想吃熱乎的，去黃維鍋里搶！”
沒子彈？
那就別傻乎乎地在正面硬碰硬。
他不僅沒被那一堆爛裝備嚇住，反倒選了一招險棋：鉆進去打。
既然硬拼火力拼不過，那我就鉆到你肚子里去鬧騰。
開打之前，他的偵察兵早就摸上去，把成捆的炸藥塞進了對面的碉堡眼兒里。
這招數看著土，屬于野路子，但真好使。
半夜三更，側面口子一開，徐其孝的主力跟尖刀似的，直接往里插，還要交叉著插。
這一下又快又狠。
也就四個鐘頭，黃維引以為傲的那套指揮系統就被絞成了麻花，連個整囫圇話都傳不出去。
這就好比倆人擂臺比武。
黃維還在那兒按套路擺架勢、算積分，徐其孝上來就是一腳踢襠、接著插眼、反手就是個抱摔。
黃維后來回憶起那天的狼狽樣，眉頭皺成個川字，嘟囔道：“那幫個子不高的家伙，壞心眼真多。”
他管這叫“壞心眼”，懂行的都知道，這叫“機變”。
這場輸贏，早在二十多年前廣州那個黃土漫天的練兵場就埋下了根。
1924年，黃埔一期。
課間休息的時候，黃維跟陳賡就愛在操場邊掰扯怎么挖戰壕，經常爭得脖子粗臉紅。
黃維講究的是“這就得按規矩尺寸挖”，陳賡琢磨的是“怎么弄能把敵人干趴下”。
到了1933年，黃維當上了十八軍的頭頭，覺得自己是正兒八經的“嫡系”，壓根沒把紅軍將領放在眼里。
抗戰打完換了美式裝備，更是覺得自己天下第一。
他一直活在一個誤區里：覺得這仗誰贏誰輸，是看誰手里的家伙事兒參數更好。
可現實給了他最狠的一巴掌。
定生死的，往往不是你手里攥著啥牌，而是你咋出牌。
徐其孝的故事沒在淮海畫句號。
這仗打完，他帶著隊伍一路往南，后來又跨過那條江去了朝鮮。
1951年，異國他鄉的戰場。
還是那個徐其孝，還是那一套穿插的絕活。
這回他插到了美軍陸戰一師的屁股后頭。
美國人的家伙事兒比當年的黃維還硬，火力更猛。
可徐其孝照樣能給它撕開個口子。
此時正在高墻里改造的黃維，翻開報紙看到了志愿軍大勝的消息。
那一瞬間，他把報紙輕輕合上了，半天沒言語。
那年他快五十了。
離走出黃埔校門快三十年，他才回過味兒來：當年那些不起眼的“壞心眼”，其實才是兵法里最高的境界。
在里面待久了，黃維這人變了。
他捧起了兵書，鉆研起了拿破侖。
他在讀書筆記里，反復圈了幾個字：“打仗關鍵在變通”。
有獄友逗他：“早明白這個，雙堆集也不至于輸那么慘。”
黃維也不惱，嘿嘿一笑，在筆記最后寫下一句：“輸了知道丟人，還不算太晚。”
這也是為啥當他看見陳賡時，會冒出那句關于徐其孝的評價。
那不是客套話，是一個敗軍之將痛定思痛后的心里話。
他承認徐其孝厲害，其實就是在承認自個兒當年的指揮不光是死板，簡直就是愚蠢。
1959年年底，特赦令下來了。
走的那天飄著雪花，跟十年前他進來的那天簡直一模一樣。
那是十年前，也是風雪交加。
他穿著舊靴子，一身硝煙味，一臉的不服氣，走進了這高墻。
現在，看守遞過來個棉帽子。
黃維拍拍帽檐上的雪，輕聲說了句：“謝了，外頭冷。”
嗓門不高，透著股疲憊勁兒，但也透著股實在勁兒。
那個曾經只會冷笑、只會翻教條、只會等命令的“硬漢”，終于學會了向生活低頭，也學會了向真理低頭。
可惜啊，他再也沒機會跟老同學陳賡好好嘮嘮了。
1961年，陳賡在上海走了。
消息傳到耳朵里，黃維在那兒枯坐了好久。
墻上掛著那張黃埔的大合照。
這哥倆，一個拿打仗當藝術搞，一個拿打仗當算術題做。
黃維算計了一輩子，算準了火炮射程，算準了人數多少，唯獨漏算了一樣東西——活生生的人。
戰場那是瞬息萬變的，要是把“靈活”倆字扔在腦后，手里牌再硬，最后也是爛在泥坑里，連個響兒都聽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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