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國成為聯合國五常,很多人以為是運氣好,其實背后有位美國總統拼了命在撐腰——他就是富蘭克林·羅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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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把積貧積弱的中國抬進“世界四大警察”行列,羅斯福不惜和丘吉爾拍桌子、跟斯大林較勁,可就在成功前夕,他突然病逝,給歷史留下了無盡感慨。
羅斯福對中國的“特殊關照”,早有伏筆。
1908年到1918年間,他還沒當總統時,曾給華人領袖司徒美堂當過律師,而司徒美堂是著名華人組織“安良總堂”的創始人。
這段經歷讓他比大多數美國人更了解中國,也多了份好感。但別以為這是單純的個人情誼,羅斯福力挺中國,核心還是美國的戰略算盤。
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徹底被拖下水。
羅斯福很快發現,日本陸軍七成以上的主力都陷在中國戰區,中國就像一塊“吸鐵石”,死死牽制著500多萬日軍(含偽軍)。
要是沒有中國硬扛,這些日軍轉頭去太平洋戰場,美軍的壓力可就太大了。
所以他必須支持中國,給中國送武器、送援助,讓中國繼續“拖住”日軍,美軍才能在太平洋島嶼上順利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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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長遠的打算還在后面。羅斯福預判,二戰結束后,亞洲會出現權力真空。
蘇聯的共產主義可能擴張,英國這個老牌殖民帝國也想回來繼續統治亞洲,這都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他想打造一個“強大、統一且親美”的中國,讓中國當亞洲的“守護者”,幫美國穩住亞太局勢,同時制衡英蘇。
1943年德黑蘭會議上,他提出“四警察”構想,就是讓美、英、蘇、中共同維護世界和平,中國專門負責亞洲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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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羅斯福也覺得欠中國一個人情。1937年中國全面抗戰后,足足4年里,美國一直坐山觀虎斗,只喊“加油”不給實質援助,全靠中國掏家底硬扛。
戰后要是把中國一腳踢開,美國的國際形象就太難看了。
所以1943年開羅會議上,他當著蔣介石的面承諾,讓中國恢復所有失地,還把這話寫進了《開羅宣言》,白紙黑字認下中國的大國地位。
可這事兒遭到了英蘇兩國的強烈反對。
丘吉爾打心眼里看不起中國,覺得一個“窮國”沒資格和英國平起平坐,還怕中國入常后給美國當“投票跟班”。
1944年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上,英國代表直接放話:“中國沒資格當常任理事國,頂多算個普通會員國”,丘吉爾私下還嘲諷羅斯福“天真得可笑”。
羅斯福也不含糊,直言“每次和丘吉爾開會,都要為中國問題吵一架”。
斯大林的反對更陰損。
他想在戰后搶占中國東北和外蒙古的特權,一個虛弱、有求于他的中國,比一個強大的中國好控制多了。
1943年莫斯科外長會議上,蘇聯死活不讓中國外長參與簽署《四國宣言》,最后美國國務卿赫爾急了,威脅說“不讓中國簽,蘇聯也別想簽”,斯大林才勉強讓步。
羅斯福硬頂著兩大巨頭的壓力,把支持中國入常當成美國的核心立場。
哪怕在雅爾塔會議上,他為了換取斯大林的其他妥協,犧牲了部分中國權益(比如外蒙古),但讓中國入常這一條,始終沒松口。
可天有不測風云,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因腦出血突然病逝。
他一死,“扶植親美中國”的完整戰略就斷了檔。接任的杜魯門沒什么外交經驗,對亞洲事務也不上心。
1945年4月25日舊金山會議制定聯合國規則時,美國雖然還是支持中國入常,也成功了,但羅斯福想要的“親美中國”沒能實現。
不過歷史自有其走向。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中國沒有走向親美,而是靠自己的力量實現了獨立自強。
1971年,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五常席位,真正在國際舞臺上站穩了腳跟。
回頭看這段歷史,羅斯福力挺中國入常,從來不是“慈善”,而是基于美國利益的戰略考量。
但不可否認,他的堅持給了中國一個重要的機遇。
而中國最終能坐穩五常席位,靠的還是自身的實力和抗爭——沒有中國在抗戰中付出的巨大犧牲,沒有新中國的獨立自強,再多人幫忙也沒用。
這也告訴我們,國際社會從來都是“實力說話”,機遇固然重要,但自身夠強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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