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治杠桿撬動全民閱讀未來

《全民閱讀促進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已于今年2月1日起施行。作為我國首部保障和促進全民閱讀的全國性行政法規(guī)，《條例》將這些年從政策倡導、地方試點中積累的經驗，固化為一整套可執(zhí)行、可評估、能追責的制度安排，讓“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不再只是宣傳標語，而是成為一項深度融入國家治理體系的長期工程，必將推動“文化強國”從宏大的戰(zhàn)略愿景轉化為惠及每一位公民的生動實踐。

長期以來，推動全民閱讀主要依靠社會倡議、媒體宣傳和政府部門組織的各類活動。成效顯著的背后，也存在持續(xù)性、均衡性和專業(yè)性等方面的挑戰(zhàn)。《條例》的出臺，不僅為構建書香社會筑牢了法治基石，更為我們在信息時代重塑深度閱讀的價值與習慣指明了行動方向。在一個大眾被短視頻和信息流包圍的時代，為閱讀立法本身就是一個鮮明姿態(tài)：國家愿意用制度的力量，和注意力經濟“較一較勁”，為公民留存一塊可以安靜閱讀、沉思內省的精神棲居地。

作為高校教師，筆者深感學生的注意力正被數字娛樂持續(xù)擠占，由此導致專注力下降，影響了深度閱讀與獨立思考的能力。在此背景下，數字閱讀既是全民閱讀最大的增量，也是閱讀領域風險相對集中的地帶。《條例》專門對此作出規(guī)定：國家支持數字閱讀與傳統(tǒng)閱讀相結合，推動優(yōu)質數字閱讀內容供給，提升數字閱讀便利性和滿意度；同時要求數字閱讀服務提供者加強內容管理，推送優(yōu)質數字閱讀內容，營造健康向上的數字閱讀環(huán)境。這意味著，立法并未將數字技術視為閱讀的“敵人”，而是希望通過制度設計，把數字技術拽回到為閱讀賦能的軌道上來。

從供給側看，上述條文將提供優(yōu)質數字內容明確為國家責任，并把內容管理義務壓實到平臺身上。這是因為，數字閱讀領域長期以來存在一個悖論：入口十分便捷，但真正有深度、有質量的內容，卻常常被淹沒在娛樂碎片和低俗噪聲之中。《條例》要求平臺加強內容管理、推送優(yōu)質內容，實際上是在用法律語言回應公眾對算法推薦的普遍焦慮——不是讓算法退場，而是讓算法學會“向上”“向善”，減少流量綁架下的劣質內容對閱讀生態(tài)的侵蝕與破壞。

從需求側看，數字閱讀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深度融合，承載著縮小“閱讀鴻溝”的期待。對于偏遠地區(qū)居民、行動不便人群以及工作節(jié)奏緊張的城市“打工人”而言，數字閱讀是成本最低、接入最快的路徑。《條例》強調“支持數字閱讀與傳統(tǒng)閱讀相結合”“支持利用信息技術開展全民閱讀推廣活動”等，將數字技術明確為公共閱讀服務的重要抓手。如果這些條款能夠落地為更多開放的電子書庫、流暢可及的數字借閱服務等，數字閱讀就不再只是商業(yè)平臺的競技場，而會成為公共文化服務的有機組成部分，惠及更多群體。

當然，立法對數字閱讀的規(guī)制只是起點。如何界定優(yōu)質內容，如何在維護未成年人閱讀權益方面形成更細化的規(guī)則，如何引導算法優(yōu)化升級、避免將讀者困在“信息繭房”里……這些問題都需要在未來的配套政策制定、行業(yè)規(guī)范完善和執(zhí)法實踐推進中加以解決。但無論如何，將數字閱讀寫進全民閱讀的專門法規(guī)，已然在高速運轉的信息社會立起了一塊“減速標識”，它提醒我們：不是所有的屏幕瀏覽都能算作閱讀，真正的數字閱讀應當幫助人們從信息洪流中找到有價值、有意義的內容，而不是讓人沉溺于無目的的指尖滑動與瀏覽。

從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第一次寫入“倡導全民閱讀”，到2025年《條例》出臺、“每年4月第四周為全民閱讀活動周”寫入法規(guī)，我們清晰地看到，全民閱讀這一工程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可以說，《條例》既是對過去十多年全民閱讀實踐經驗的法治總結與固化，也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我國推進全民閱讀的行動指南。

理想的書香社會，應當是每個人在需要的時候，都能輕松與一本好書相遇。《條例》的施行，已為此創(chuàng)造了制度的可能性。接下來，考驗的就是各級黨委、政府和社會各界的責任擔當與行動智慧，以及每個普通人的意愿追求：是否愿意在被信息裹挾的日常里，為自己留出一點安靜讀書的時間，讓書頁翻動的細小聲音，匯聚成這個時代最持久、最動人的文化回響。（王翔）

來源：法治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