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或滑向“二流國家”

文︱陸棄

在日本政治語境中，“二流國家”是一句極少被公開說出口的話。它過于刺耳，也過于沉重。正因如此，當這句話從執政黨高層、小林鷹之的口中被直接拋出時，其沖擊力遠不止于一則競選表態。它像是一記冷水，澆在長期習慣于“技術先進、秩序穩定、實力仍在”的日本社會認知之上。這個曾經定義“發達國家”標準的經濟體，正在被迫正視一個不愿面對的問題：日本是否正在緩慢而確定地退出一流國家行列。

小林鷹之的表態并非憑空而來。過去十余年，日本經濟最顯著的特征不是崩潰，而是停滯。名義增長乏力、產業創新不足、勞動生產率長期低于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這些問題并不新鮮，卻被持續容忍。日本社會以高度穩定抵消了增長焦慮，也在某種程度上，用秩序感麻痹了對衰退的感知。當“還能維持”的心態成為主流，真正的危機往往已在積累。

他所點出的兩個關鍵詞——人力資本和高科技，恰恰是日本過去成功的根基。戰后日本的崛起，依靠的是工程師群體、制造業體系與持續的技術改良能力。然而今天，這一優勢正在悄然流失。人口老齡化加速，青年人口減少，終身雇傭制削弱了人才流動，高端科研投入在全球競爭中顯得力不從心。更嚴峻的是，日本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新一輪技術浪潮中，已明顯落后于美國，也被中國迅速追近甚至超越。

問題并不止于經濟結構，更深層的困境在于政治決斷能力的衰退。小林鷹之將矛頭指向“如果現任政府不采取果斷行動”，本質上是在承認，日本并非沒有資源，而是缺乏使用資源的勇氣。長期以來，日本財政政策在擴張與保守之間搖擺，貨幣政策幾乎走到極限，卻未能帶動結構性改革。改革的代價被不斷推遲，風險則被不斷轉嫁到未來。

在這個節點上，高市早苗選擇提前解散眾議院，使得這番警告具有了明確的政治指向。選舉不只是權力的重新分配，更是對國家方向的一次集體判斷。“二流國家”的說法，既是對選民的震撼提醒，也是對體制慣性的公開挑戰。它暗示著一種不安：如果繼續沿著熟悉卻低效的道路前行，日本將不再擁有選擇的余地。

放眼國際，日本所處的外部環境也愈發嚴峻。全球產業鏈正在重組，技術封鎖與地緣競爭加劇，一流國家的門檻正在被重新抬高。在這樣的背景下，僅靠過去積累的品牌、制度和信譽，已不足以維持地位。一旦核心產業競爭力下降，國際影響力與安全保障能力也將隨之縮水。“二流國家”并非侮辱性的標簽，而是一種現實描述：在規則制定、技術標準和資本流向上被動接受，而非主動塑造。

值得注意的是，小林鷹之呼吁的并非單純刺激，而是“負責任、積極的財政政策”。這句話的潛臺詞，是對無差別保守主義的否定。財政紀律如果演變為對變化的恐懼，本身就會成為衰退的加速器。日本真正需要的，是將有限資源集中投向未來產業、教育體系與科研基礎，而不是繼續用補貼維持既有結構的體面。

這場選舉，或許無法立刻決定日本是否“滑向二流國家”，但它至少撕開了一層長期存在的自我安慰。一個社會開始公開討論自身的下行風險，本身就是轉折的前提。真正危險的，從來不是承認衰退，而是否認變化。

當執政黨高層不得不用如此沉重的詞匯來警示未來，日本所面對的，已不是普通的經濟周期波動，而是一場關于國家定位的抉擇。是繼續在穩定中緩慢下沉，還是承受陣痛、重新定義增長路徑，這個問題正在從政策文件走向選票。從這一刻起，日本無法再假裝時間仍然站在自己這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