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來，美歐關系多次破裂又修復

本報駐美國、德國特約記者 馮亞仁 青 木 本報記者 徐嘉彤

編者的話：當下，隨著美國總統特朗普揚言“收購”格陵蘭島，并一度威脅對反對美方立場的歐洲國家加征關稅，無論在美國還是歐洲，圍繞跨大西洋關系的疑慮都在加深。前歐盟委員會主席若澤·曼努埃爾·巴羅佐近日在接受美媒采訪時表示，跨大西洋關系正處在自北約成立以來的“冰點”。學界更是有觀點認為，跨大西洋關系裂痕擴大的背后是美歐結構性矛盾的加深，尤其美國已經完全改變了對歐洲的戰略定位以及對歐政策的底層邏輯。從今天起，《環球時報》推出“美對歐戰略變遷”深度認知系列，深入分析跨大西洋關系戰后80年來的起起伏伏，國際大環境的風云變幻對美歐關系的影響，以及美對歐戰略轉變的真實意圖與未來走勢。

“美國曾是我們的夢想”

二戰結束后，歐洲滿目瘡痍，民眾生活艱難。數以千萬計的民眾在二戰中喪生或重傷，眾多城市——如倫敦、德累斯頓、柏林、科隆、利物浦、伯明翰、漢堡等工業與文化中心，在戰爭中部分或完全被毀。事實上，除了美國之外，幾乎沒有其他世界大國在戰爭中未遭受結構性破壞。

美國迅速扮演起超級大國的角色。1948年，杜魯門政府推出總金額超過150億美元的“馬歇爾計劃”，以其“主設計師”、時任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的名字命名。這一計劃的核心目標是援助歐洲重建、發展西歐自由民主政治認同、推動西歐國家加入美國主導的軍事聯盟體系以對抗蘇聯。1949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北約）成立，體現了美國希望長期參與歐洲安全事務的戰略意志。在此框架下，美歐緊密合作40年，逐步鞏固跨大西洋聯盟。

“馬歇爾計劃”影響十分深遠?！侗R森堡言論報》刊文稱，該計劃對歐洲經濟重建具有重大意義，美國還在歐洲推行政治一體化，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保障了整個西方的安全，深刻塑造了歐盟對美國軍工產業的依賴，在金融等領域美國也對歐洲施加相當大的影響力。

“美國曾是我們的夢想：爵士樂、牛仔褲和希望?！钡聡栋亓秩請蟆愤@樣描述戰后40年里歐洲人眼中的美國。從好萊塢電影到好彩香煙，從口香糖到可口可樂，美國戰后在西方可謂“無處不在”，這些消費品象征著一種“現代性”和“經濟奇跡”，形成了一個“閃耀的承諾”：繁榮、自由和未來，而這種承諾“正是跨大西洋關系曾經的意義”。

那么美國眼中的歐洲呢？冷戰時期，在實力差距和兩極格局的限制下，跨大西洋雙方的經濟、軍事、政治關系是“美主歐從”的模式?！侗R森堡言論報》報道稱：“美國很早就意識到，一個穩定的歐洲不僅能確保歐洲大陸和平，還能增強美國自身影響力。”1963年，時任美國總統肯尼迪到訪西柏林，發表著名的“我是柏林人”演講，提到“所有自由人，無論生活在哪里，都是柏林的公民”，自由民主價值觀從此成為跨大西洋價值觀聯盟的凝結劑。時至今日，歐洲領導人訪美時仍會反復提及“馬歇爾計劃”和美國自由民主價值觀對歐洲的感召力，以爭取特朗普政府對歐盟經濟與安全利益的理解和寬容。

即便在冷戰時期，跨大西洋雙方也并非沒有分歧。比如上世紀70年代，西德勃蘭特政府推出“新東方政策”，要求通過接觸政策緩和與蘇聯及華約國家的關系，以維護德國與歐洲的安全。后來西德施密特總理又推動北約達成“雙重決議”，即一方面促使美國通過談判對蘇聯在歐洲部署中程導彈加以限制，另一方面以北約歐洲國家部署美國武器作為談判進展不順利情況下的反擊，這一安排并不完全與美國意愿相符。當時，里根政府（1981年至1989年）對蘇強硬派與施密特政府關系緊張，美國對那些對蘇態度“溫和”的西方盟友也有不滿。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對歐戰略始終是歐洲安全與政治格局變遷的關鍵變量?！敝袊鐣茖W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黃萌萌說，1990年兩德統一的背后離不開美國老布什政府的大力支持，當時美國政府認為西德接納東德形成統一的德國不會破壞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反而有利于美國的安全利益；冷戰結束后北約正式通過美國提出的北約東擴計劃，這也成為日后俄烏沖突的導火索；克林頓政府時期（1993年至2001年）美俄關系的緩和同樣推動著歐洲安全秩序從排斥俄羅斯的“對抗型秩序”變為有俄羅斯參與的“合作型秩序”。

是彼此需要，還是一種選擇？

“跨大西洋關系80年來遠非‘親密無間’。實際上，這段關系經歷了多次破裂與重新修復。”黃萌萌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

冷戰結束后，美歐關系進入新的階段。2001年“9·11”事件后，北約首次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次啟動了第五條集體防御條款，歐洲盟國和伙伴國從最早階段就加入美國在阿富汗的行動。

但僅一年多之后，即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前夕，當被問及怎么看待歐洲國家的反戰立場時，美國時任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直言：“你們把歐洲理解為德國和法國，但我不是這么看的。那是‘老歐洲’，如果你看看整個北約的歐洲，現在的重心正在向東移?！彼髞磉€斥責德國是在伊拉克戰爭中“什么也不想做的國家之一”。此類表態引發了法德的強烈反彈。英國《衛報》援引法國評論員的話報道稱：“華盛頓鷹派對法國和德國的侮辱，以及由此延伸至對所有反對伊拉克戰爭者的攻擊，將使美國進一步陷入孤立，并助長本已強烈的反美情緒，從而坐實了關于‘牛仔’、好戰、帝國主義傲慢的所有刻板印象?！?/p>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2003年8月刊發美國前駐北約大使伊沃·達爾德的文章，稱“美歐關系正深陷過去50年來最嚴重的一次危機”。達爾德分析說，21世紀初，美國與歐洲不再像冷戰時那樣彼此需要，歐洲正專注于建設一個新的歐洲，美國則已不再將歐洲作為外交政策焦點，美歐關系更多成為一種“選擇”而非“必需”。小布什政府（2001年至2009年）試圖利用歐洲內部分歧，將“新歐洲”與“老歐洲”對立起來，親近支持美國政策的國家，疏遠反對者。

在黃萌萌看來，美歐之間的分歧源于更深層次的價值觀沖突。進入21世紀，歐洲一體化深入，歐盟及其成員國對于和美國“平起平坐”的意愿加強。美歐在戰略文化、外交手段及社會政策上的分歧在伊拉克戰爭期間達到小高峰，特別是德法等國強調西方價值觀，比美國更注重國際與歐洲和平秩序、注重國際法與國際規則、注重多邊主義以及社會經濟均衡發展。相比之下，美國具有強烈“美國主義”觀點，不斷尋求與“他者”對抗和與“崛起國”競爭，更傾向于從現實主義與實用主義視角塑造對外關系與安全政策。這種價值觀沖突在特朗普政府時期達到新高度。

奧巴馬政府時期（2009年至2017年），美國試圖修復與歐洲的關系。布魯金斯學會美歐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菲奧娜·希爾說，奧巴馬就任后，歐盟方面期待他回歸多邊主義，而非延續小布什政府的做法。時任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頻繁出訪歐洲，與歐洲多國高層保持互動。另一個重要做法是緩和美俄關系，安撫了歐洲對美俄關系惡化感到的不安和疑慮。但2013年，德國時任總理默克爾怒斥美國國家安全局監聽其手機給美歐關系修復帶來波動。

自二戰結束以來，一個基本原則一直塑造著美國的外交政策——穩固的盟友關系能夠增強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即便美歐之間齟齬不斷，這條基本原則整體沒有被動搖。然而，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美國開始質疑跨大西洋伙伴關系的價值。特朗普多次批評歐洲盟友，質疑北約“過時”以及歐洲盟友未向北約提供足夠貢獻，甚至一度威脅退出北約。特朗普政府還削弱多邊合作，退出《巴黎協定》，令歐洲層面對美國的戰略方向和承諾產生疑慮。

2021年拜登就任總統后，美國政府再次努力修復與歐洲盟友的關系。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拜登對歐洲盟友宣示“美國回來了”，在七國集團、北約峰會、氣候變化會議等多邊外交活動上與歐洲主要盟國舉行會晤，并重返《巴黎協定》等和聯合國相關組織。但是，美國政府未與盟友充分協調便從阿富汗倉皇撤軍，讓歐洲方面普遍感到失望和被排除在決策之外。

而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宮后，再次把跨大西洋關系推向“冰點”：在一系列戰略文件中明確國際戰略重心的轉移，不再重視歐洲盟友的意見，對待歐盟以單邊施壓和打擊指責為主，強調利益交換而非聯盟互助；摒棄傳統聯盟政策，要求歐洲增加國防開支，安全上自我負責，在俄烏沖突等問題上將歐洲作用“邊緣化”；退出一系列國際組織，打破二戰后由美國主導建立的自由國際秩序；對丹麥格陵蘭島提出領土訴求，觸及歐洲“底線”。

“從未成為平等伙伴”，歐洲尋求對美“軟制衡”

黃萌萌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雖然在軍事硬實力上美國一向認為歐洲“軟弱”，但就規范與制度層面的軟實力而言，至少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美國整體上尊重歐洲的意見，歐盟也能夠通過國際多邊機制起到對美“軟制衡”作用。這是因為跨大西洋軍事與經濟聯盟可以增強美國的國際影響力，使美國在大國競爭中獲益。比如拜登政府時期，美歐共同推動北約東進印太，共同遏華意圖明顯；美歐還建立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TC），從出口管制、技術標準等方面限制中俄科技與經濟影響力。

而當前，特朗普政府對歐洲的軍事實力和民主制度持有“蔑視”態度，支持歐洲右翼民粹主義與保守主義勢力，反對歐盟建制派，讓歐盟猝不及防。鑒于中短期內歐洲在安全上仍對美國存在結構性依賴，歐盟只能通過談判、經濟妥協與發展同世界其他國家的伙伴關系而“被動”應對美對歐戰略轉變。

在今年1月一份法國民調中，51%的歐洲受訪者認為特朗普是“歐洲的敵人”，歐洲政界大多認為跨大西洋同盟根基動搖，美歐互信下降，二戰后美歐在“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上的共識消失。

“做一個快樂的附庸是一回事，做一個可憐的奴隸是另一回事?！钡聡襟w援引比利時首相德韋弗在達沃斯論壇上的表態稱，對于美國而言，歐洲顯然從未成為平等伙伴。報道以北約為例說，這一組織名義上由主權國家組成，但實際上，美國擁有任何歐洲國家都無法替代的核心軍事能力，格陵蘭島就是“試金石”，這個臨界點使得歐洲曾經“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幻覺逐漸消失。

?本系列下期預告：美歐關系之所以反復經歷靠攏、摩擦、再靠攏的調整，離不開美歐軍事、經濟、科技等領域實力在國際體系中的位置變化，以及國際地緣政治格局大環境變化的影響。當前，移民問題、民粹主義上升等外部變量也在從不同方向侵蝕著跨大西洋傳統聯盟的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