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38年，湖南麻陽縣巖門鎮，一個衣衫襤褸的老人步履蹣跚地出現在村口。
老人名叫滕國權。
幾個月前，為了去延安探望那個傳說中當了“大官”的兒子，他狠心賣掉了家里的耕牛，當掉了賴以生存的田產，這才勉強湊夠了盤纏。
如今兒子見著了，人也平安歸來。
鄉親們呼啦一下圍了上來，眼睛里閃爍著好奇的光，半是調侃半是期待地打聽：“您家那小子在外頭可是大首長，這回探親回來，肯定帶了不少好東西吧？”
按鄉下的老理兒，這叫衣錦還鄉，怎么著也得帶回幾根“大黃魚”，或者是沉甸甸的銀元。
滕國權聽了這話，臉上卻泛起一陣苦澀。
他說了大實話，可偏偏沒人信。
他嘆了口氣說：“哪有什么財發，簡直就是個窮光蛋！
缺吃少穿，兜里比臉還干凈，還不如咱們鄉下人喝粥吃咸菜，過得自在舒坦。”
堂堂八路軍的高級將領，日子過得連老農都不如？
這話聽起來像是為了財不外露故意哭窮，可你要是翻開滕代遠當年的“細賬”瞧瞧，就會明白，這哪里是哭窮，分明是一種近乎殘酷的生存法則。
把時針撥回幾個月前，地點延安。
這對父子已經整整十五年沒照面了。
兒子滕代遠，那是響當當的人物——當年和平江起義的彭老總并肩作戰，上過井岡山，留洋過蘇聯，如今是八路軍里的頂層干部。
老父親見到兒子，心里自然是樂開了花。
可沒過多久，他就察覺出一絲不對勁：在這地界，兒子的官銜是不小，但這“官”當得實在太憋屈。
老人家住了不到一個月，就鬧著要回家。
理由有兩條。
頭一條，兒子太忙。
整天忙著指揮打仗、開會研究，壓根騰不出空來盡孝。
老頭子一個人呆著，悶得發慌。
再一條，這飯吃得心里不踏實。
那會兒延安實行的是供給制，滕代遠為了照顧年邁的老爹，特地向組織打報告，申請讓父親頓頓吃大米。
而身為高級首長的滕代遠自己，卻和普通戰士一個樣，啃著定額分配的粗糧窩頭。
看著兒子咽糠咽菜，自己卻吃細糧，滕國權坐不住了。
這“特殊待遇”如同針氈，他想把這待遇退給公家，他想回湖南老家。
這就得說到路費了。
按說這根本不算個事兒。
兒子是大首長，隨便掏出幾十塊大洋做盤纏，那是再正常不過的。
可誰知道，當滕國權提起要走時，滕代遠在他那個紅布袋里掏摸了半天，最后擺在桌上的，只有幾張薄薄的紙幣。
一共四張，每張五毛。
湊在一塊兒，剛好兩塊錢。
這就是一位八路軍高級將領全部的“私房錢”。
兩塊錢，從陜北延安回湖南麻陽，幾千里山路，恐怕連買幾雙草鞋的錢都不夠。
這已經不僅僅是清廉的問題了，這是財政上的極度窘迫。
當時的八路軍，過的是軍事共產主義生活，管你吃穿，就是不發薪水。
所有的資源都要優先砸進抗日戰場，個人的口袋，往往比洗過的臉還干凈。
滕代遠犯了難。
這筆賬，怎么算都填不上窟窿。
最后，還是毛主席出面解決了這個難題。
主席聽說了這事，也沒多言語，直接派人送來兩樣物件：十塊大洋，一件舊狐皮襖子。
這十塊大洋，估計是主席自己攢下的稿費或津貼；那件皮襖，是特意給老人家路上擋風寒用的。
滕國權捧著這沉甸甸的盤纏和那件舊皮襖，心里的賬徹底算明白了：這支隊伍，官職再高也沒有私產，因為他們把自個兒的一切都充了公，為了那個叫“國家”的念想在拼命。
所以當他回到村口，說兒子是“窮光蛋”時，那是一句實打實的真話。
要是說1938年的窮，是因為戰火紛飛沒辦法。
那么到了1950年，滕代遠已經坐上了新中國首任鐵道部部長的位置，手握實權，日子總該寬裕了吧？
1950年，大兒子滕久翔動身去北京探望父親。
這是父子倆自1923年分別后的頭一回見面。
滕久翔這次進京，除了敘舊，其實還背負著一個很現實的任務——化緣。
老家的祖屋年久失修，眼瞅著就要塌了。
作為家中長子，看著父親如今在北京當了大部長，拿點錢修修老宅子，這要求不過分吧？
確實一點都不過分。
可滕代遠的反應卻讓人摸不著頭腦。
他沒一口回絕，也沒掏腰包。
他反問了兒子一句：“娃呀，你瞅瞅這北京城，還有多少破房子？”
滕久翔愣住了：“北京城也有破房子？”
在他的想象里，皇城根下，部長住的地界，那必定是金碧輝煌，哪能有破屋？
滕代遠沒多解釋，拉著兒子就出了門。
爺倆沒去逛名勝古跡，而是鉆進了北京的大街小巷，轉了一大圈。
那是個什么樣的北京？
剛剛經歷過戰火洗禮，到處是殘垣斷壁，老百姓擠在漏風漏雨的棚戶里，百廢待興。
這其實是一場無聲的“對賬”。
滕代遠的意思再明白不過：我是鐵道部長，管著全中國的鐵路命脈，但我管不了你那一間老屋。
為啥？
因為北京城里還有千千萬萬間破房子沒人修，老百姓還沒住上好房子。
在“國家”這本大賬面前，“小家”的那筆賬，哪怕再合情合理，也得往后稍稍。
那一圈轉下來，滕久翔看懂了父親心里的邏輯。
從那以后，他再也沒提過修房子的事，老老實實回了農村，當了一輩子地道的農民。
這種“公私分明”的算法，在1960年達到了極致，甚至到了近乎無情的地步。
那一年，滕代遠的結發妻子、滕久翔的親娘譚桃秀病逝了。
噩耗傳到北京，滕代遠心如刀絞。
那是替他操持了半輩子家務、替他向父母盡孝的結發妻。
按人情世故，哪怕是尋常百姓，這時候也得回鄉奔喪，見親人最后一面。
但他硬是沒動身。
為啥？
當時的背景是“三年困難時期”。
全國上下都在勒緊褲腰帶過日子，國家財政更是困難到了極點。
滕代遠心里盤算了這樣一筆賬：
如果他回去，作為鐵道部部長，地方政府肯定要接待。
哪怕他再三要求從簡，安保、交通、陪同，這些都是免不了的公共資源消耗。
在那個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的節骨眼上，動用這么多公家資源去辦一場私人的喪事，他覺得這筆賬“虧”大了，對不起國家。
于是，他強忍著悲痛，寫信回老家要求喪事一切從簡，自己則把自己關在了北京的辦公室里。
這個決定做起來有多難？
史料里記得清清楚楚，因為沒能見發妻最后一面，加上悲傷過度，滕代遠大病一場，整個人一下子消瘦了十幾斤。
這哪里是無情？
這是對自己太狠，狠得讓人心疼。
許多年后，當我們回頭審視滕代遠的一生，會發現他其實一直活在兩個世界的夾縫里。
一個世界是“小家”。
在這個世界里，他是愧疚的。
沒能給老父親養老送終，沒能給兒子修繕遮風擋雨的房屋，沒能送結發妻子最后一程。
作為兒子、父親、丈夫，他的“家賬”全是赤字。
另一個世界是“大家”。
在這個世界里，他是極其富有的。
他參與創建了人民軍隊，奠基了新中國的鐵路事業，留下了巨大的政治遺產和精神財富。
晚年的滕代遠，身體落下了不少病根。
兒女們勸他吃點細糧，養養身子。
這時候日子已經好過多了，這點待遇完全符合規定。
但他還是擺手拒絕了。
他說：“十多年了，粗茶淡飯我已經習慣了。”
這不僅僅是生活習慣，這是一種刻在骨子里的算法。
在他的邏輯里，只要國家還有困難，自己多占一分資源，心里就不踏實。
那個在1938年只能掏出兩塊錢的八路軍指揮官，和后來那個掌管全國鐵路大動脈的部長，其實從來沒有變過。
他們都在用自己的一生，去填平那個叫“家國天下”的巨大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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