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齊魯|朱家峪，一首古老的鄉謠

文|牛國棟

章丘與濟南主城區一樣，都是南高北低、南山北水。南部群山之中，一座座古村掩映其間，風景煞是好看，朱家峪便是其一。早在2002年夏日，一個悶熱的早晨，我第一次來到朱家峪時，眼前的一切便令我癡迷。

青山何處覓遺蹤

朱家峪仿佛端坐在一把巨大的太師椅上，東、南、西三面青山環抱，村口面北一馬平川。古村深藏于山谷之中，山林溝壑，清泉石上，野趣橫生。新村在北面平緩地帶，一排排瓦房井然有序、整齊劃一。像其他游客一樣，我自然是直奔古村。彼時朱家峪遠沒有今天這樣知名，古老山鄉風貌依然如故，時光仿佛停滯。

這座古村原名城角峪，后改稱富山峪，歷史厚重，堪稱寶藏。就在我首次去朱家峪的那年秋天，時為濟南市文物局副局長兼市考古所所長的崔大庸，同省、市多位考古專家來到古村，在古戲臺西側一塊被村里人稱為“土臺子”的高臺地進行考古調查，發現此處有古人類生活遺跡。2008年秋，崔大庸帶領團隊對這塊高臺地再次進行考古勘察，在地表和部分臺地斷崖面上發現了一些陶片，從中可以推斷出有鼎、鬲、豆、壺、杯、罐等陶器，還采集到一件鹿角形器。從器物特征分析判定，這里是一處以商周文化為主的古代遺址。

元朝末年，因連續戰亂及瘟疫導致濟南周邊很多地方人口銳減，土地荒蕪，富山峪原有十一個姓氏的村民，彼時僅剩石、魏兩家。而直隸省相對安定，人口密集，自明洪武初年開始，朝廷便開始有組織地移民。洪武二年(1369)，時屬直隸真定府棗強縣（今屬河北衡水）的趙氏家族遷徙至該村定居，在門前植小槐樹一株為信物。兩年后，同為棗強的朱良盛及其家族也遷居于此，以小銅佛一尊作為信物。后改村名為朱家峪，并認朱良盛為本村朱氏一世開基祖。清光緒八年(1882)，村北首始建朱氏家祠，奉朱氏一世畫像，立“敬老軸”，以不忘“報本追遠”。村民中有一多半姓朱，另有趙、李、馬、張等十四個姓氏。

那次接待并為我講解的朱連鵬，系朱氏第十六世，時年六十四歲。他幼年在村里的山陰小學讀書，后讀私塾。其父朱秉福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在濟南普利街普華鞋店當伙計。上世紀50年代，他隨父親居住于普華鞋店東側的西券門巷，并就讀于大明湖畔的正誼中學。回鄉后曾在胡山公社中學、朱家峪農中、朱家峪聯中、章丘十中等校任語文教師。他在村里輩份較高，知書達理，頗有威望。

修復后的朱家祠堂。

上世紀90年代，朱連鵬病退后，潛心研究村史，并考據村內外古建筑遺址及歷代碑刻，整理撰寫出幾十萬字的讀書筆記和考察資料，有不少結集成冊，堪稱村里的“活字典”。正是他整理的這些文史資料，為后來朱家峪申報成為“中國歷史文化名村”提供了有力的史料支撐。2001年夏，在其牽頭組織下，通過招募資金，歷時兩個月修復了朱氏家祠，他還撰寫了《修復朱氏家祠序》，并刻石為記。

當時，在朱連鵬先生的導引下，我進入了迷宮一般的古村。他人熟地熟，見人便打招呼，到各家各戶敲門就進，一路暢達。

石上清泉自在流

朱家峪地形高低錯落，梯次分布。域內群山最高峰為胡山，海拔693米。各類建筑依勢而建，巧妙布局，像村南文峰山上設魁星樓，村北平緩之地建文昌閣，以求文運南北貫通。村子中央、胡山東麓及圣水峪等處，土地廟、關帝廟、朱氏家祠、山神廟、魯班廟、柴王廟、老君廟、五圣祠等廟祠分區域布設，為古村山水“點睛”。

清同治六年(1867)夏，朱家峪各姓氏族長共同決議，在村西北的雁落山和村東北的東山之間筑起一道長三里、高約三至五米不等的石圩，中間筑有東、西兩個圩門，門樓上設瞭望臺和垛口，下為拱形門洞，人、車、馬皆可通行。石圩內還有第二道防線，設四座哨門，并建有八座更夫守夜用的更屋，山頂還建了三個屯兵寨。我去時，石圩多已坍塌損毀，僅剩殘垣斷壁，但圩門（禮門）和東、西兩哨門以及更屋都保留下來，成為飽經滄桑的歷史見證。

朱家峪里，以石頭建成的，絕不只有前面提到的防御工事，民居、古道和橋梁無不是靠山吃山，就地取材，以石構筑。村里道路皆以大小不等的石塊鋪就，蜿蜒曲折，上下起伏。從進村的第一道門——圩門開始，便可踏上保留至今的明清古道。古道中央，嵌有一溜大塊青石；寬一些的路面，大青石則有兩溜，村里人形象地稱之為“雙軌”。人們行走在“雙軌”路面時，自然分成上下行，似乎與今天的交通意識和規則不謀而合。

古道盡頭便是連接各家各戶的小徑，為了防滑，斜坡采用沙石而非青石。有趣的是，在村中央，還有兩座相鄰的拱橋，青石壘砌，不用灰漿，為清康熙年間趙氏家族所修，故名趙家橋。因橋上、橋下皆可行人走車馬，大雨時，橋下亦可行洪。橋身歷經數百年，至今依然堅固如初。

趙家橋。

與我印象中那些雕梁畫棟的古村迥然不同，這里的民居布局絕非北方常見的那樣正南正北、中規中矩，而是隨形就勢、自然天成。建筑樣貌樸實無華，不施粉黛，房屋以磚石壘砌，兼有土坯墻，月牙小瓦或茅草覆頂。房前屋后的石碾、石磨、石臼、石缸及鑲嵌于墻上的拴馬石，絕非舞臺化之場景道具，而是實實在在的實用器具。村民們似乎都在默默秉持《朱子治家格言》中“勿營華屋，勿謀良田”之古訓。

即使一些書香世家、殷實富戶，乃至辭官還鄉的達官顯貴，在朱家峪便與奢華、排場絕緣。清康熙年間武進士、朱家峪人朱士豸，曾任濟南衛守備，回到村里“歸田園居”，寫下《閑居詞》道：“吾生有志，樂居林泉。栽花種竹，安分隨緣。既不愿聲名震地，又不求富貴驚天。但愿茅屋不漏，布衣常穿。樽不乏酒，廚不斷煙。二三知己，朝夕聚談。”

若說山是朱家峪的骨架，那眾多的泉水和古井便是古村之血脈。全村共有圣水靈泉、長流泉和半井龍泉等大小泉眼、古井二十余處，雨水豐沛時泉涌成溪、成河，順勢而下，向北穿過整個村子，也使古村多了些許靈性。

有水自然就有橋，這小小山鄉居然擁有大小橋梁三十余座。除了那兩座趙家橋外，村里八大景之一“壇井七橋”便成為石橋最為集中的地方。所謂壇井，即村東南山下有一“口小肚子大”的古井，因形似瓷壇而得名；井旁小河之上東、南、北三面建有七座小橋，形態各異，彰顯著朱家峪人在建筑構思上的用心。

弦歌猶響思悠悠

古村人不忘“耕讀傳家，詩書繼世”，自古重視讀書育人，文風鼎盛，人才輩出。清光緒年間塾師朱逢寅，字建東，自幼聰穎好學，精通四書五經，中年自設經館，從事教育，還曾任章丘教育訓導。他有兩個得意門生，一是劉元亮，學成走出朱家峪后，先中進士，后任翰林院編修主持；二是劉中度，進京趕考中進士，后官至奉天府（今沈陽）總兵。

為表彰朱逢寅教書育人的功績，光緒十六年(1890)，他被欽命為“明經進士”，由山東布政使贈鎏金匾額，懸于朱氏宅第門楣。由五個小院組成的“進士宅”至今保存完好，其中的私塾院和兩層藏書樓玲瓏雅致。我去時，朱逢寅之孫、時年八十一歲的朱連綱與老伴在“進士宅”里安度晚年。他還從屋里拿出當年的進士考卷向我講述祖上的榮光。原先大門上懸的“明經進士”匾額，如今保存在進士之玄孫朱崇耀家中。

進士朱逢寅之孫朱連綱與老伴住在祖上留下的“進士宅”里安度晚年。

自清末至上世紀40年代，朱家峪有私塾十五處，另有文峰小學、山陰小學和女子學校等新式學堂。其中，1932年創立的女子學校在章丘首倡女子教育，推動社會進步，其積極影響波及四鄰八鄉。1941年，靠村民捐資興建的山陰小學，有四進院落，其校舍規模在章丘首屈一指。

供奉主宰文運功名之神——文昌帝君的文昌閣，位于圩門南側不遠處的古道正中，坐北朝南，高兩層，通體青石，閣樓上為硬山式，黑瓦覆頂，屋脊由十余塊大形方磚透雕“二龍戲珠”造型，精美絕倫。閣下為拱形門洞，是行人車馬出入必經之地。仔細觀察便不難發現，古村建筑無論石拱門還是石拱橋，拱券頂端都呈尖狀，整個拱形頗似壽桃或心形，堅固之外多了些許美觀。

上世紀70年代末，古村北面建起新村后，全村五百余戶人家中的大部分搬到山下新村，住進了新房。尚有百十戶戀舊的老人仍然住在古村，用著家傳的八仙桌子、太師椅，用整塊大石頭鑿成的水缸盛水，用石碾軋新收的小麥和谷子，用石磨磨各種面粉，用老式的紡車和手搖籰子紡線、纏線，堅守著他們長久養成的勞作與生活方式。

山谷里陣陣蟬鳴，偶爾幾聲犬吠雞叫，除此便是一派寧靜，很遠就可聽到下田收工的人與樹下納涼的老人彼此打招呼的聲音。大概得益于山鄉清新的空氣、甘洌的清泉和辛勤的勞作，古村是遠近聞名的長壽之鄉。因古村人少，許多院子常年閑置，有的庭院里蒿草沒徑，有的老房子墻倒屋塌，任憑風雨浸淫。

2003年冬天，我又一次來到朱家峪。古村在耀眼的冬陽下呈現出溫暖的色調，偶見挑水的大爺，幾位小腳老太在影壁旁拉呱。村南那棵落光了葉子的古槐，與樹下那座石碾朝夕相伴，仿佛向人訴說著悠悠歲月。有些老鄉親時不時走到此，在南墻根下聚一聚，曬曬太陽。這時的古槐，在老人們眼中，早已不只是一棵大樹，而是村里的圖騰。這一趟與第一次來一樣，不到天黑，我舍不得離開。

后來，朱家峪的名氣如日中天。尤其電視連續劇《闖關東》在此拍攝并熱播后，這個拍攝地便聞名遐邇。古村借水行舟，將老房子開辟為劇中人物“朱開山故居”和“山東菜館”等。村里將殘破的石圩修得整整齊齊、漂漂亮亮，活動也是接二連三在此舉辦。

(作者為山東省文化旅游聯誼會副會長、文化旅游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