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不過特朗普，聯合國秘書長將下臺，走前警告美國：別想主導世界

哈嘍，大家好，歡迎來到小蒼聊時事，聯合國機制運轉八十多年，如今已經面臨了極大的危機。美國總統特朗普接連掀桌，美國的親密“小弟”以色列也多次無視了聯合國的權威，這都已經給聯合國帶來了極大的危機。

在當前的局勢下，身為聯合國秘書長的古特雷斯也已經陷入了漩渦的中心，在古特雷斯即將下臺之際，其也再一次給中美兩國都發出了正告。

站在2026年1月的紐約東河邊，寒風迎面吹來，比往年更冷一些，河對岸的聯合國總部依舊燈火通明，但透過那面巨大的玻璃幕墻，很難再讓人聯想到曾經那種忙碌而有序的國際外交場景。

時間撥回到一年前，2025年1月30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站在同樣的地方，幾乎是用近乎失控的語氣向世界發出警告：如果資金問題得不到解決，聯合國將在當年7月前陷入全面癱瘓。

當時很多人以為這是一種夸張的施壓手段，是秘書長慣常的危機動員，但到了2026年的今天，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那并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一份提前寫好的診斷書。

聯合國并沒有在物理意義上解散，大樓依然矗立，機構名義上也在運轉，但真正支撐這個體系的精神和權威，事實上早已被抽空，這不是一次突然的崩塌，而是一場被精心設計、節奏緩慢卻方向明確的“安樂死”。

如果把聯合國的財務賬本攤開來看，問題會顯得更加直觀，美國政府，作為聯合國東道國，同時也是長期以來最大的出資方之一，截至2026年初，累計拖欠聯合國各類會費和攤款超過21億美元。

這不是一個模糊的數字，而是一筆已經嚴重影響機構正常運轉的現實缺口。

需要強調的是，這并不是“沒錢”，就在2025年，美國軍費開支已經突破8000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相比之下，21億美元甚至稱不上沉重負擔，這筆錢不交，唯一的解釋就是不愿意交。

不交錢的后果，并不是抽象的，聯合國的日常運轉高度依賴會費和攤款，維和行動、人員工資、辦公系統、援助項目，幾乎每一項都與現金流直接相關。

當賬戶里持續出現缺口，秘書處只能不斷壓縮預算，延遲發放津貼，削減項目規模，久而久之，機構就會被拖入一種長期“保命”狀態，只能勉強維持基本存在，而無力應對真正的全球性問題。

這種方式比直接宣布退出聯合國要狠得多，退出意味著責任終止，也意味著國際輿論的集中反彈，而拖欠會費，則是一種持續施壓的手段。

你不同意我的立場，我就讓你缺錢運轉，你要推進我不樂見的議題，我就讓你為下一季度的預算發愁，聯合國在這種環境下，被迫不斷妥協，逐漸失去獨立性。

古特雷斯曾經明確說過，全球性問題不可能靠一個大國單方面決定，但現實是，當一個成員國把財政生命線牢牢握在手里，這句話就很難真正落地。

到了2026年，紐約總部表面還在運行，內部卻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功能退化，很多部門名存實亡。

如果說財政絞殺是掐住了聯合國的脖子，那么真正切斷其生命線的動作，則發生在幾千公里外的達沃斯。

2025年1月，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期間，剛剛重返白宮的特朗普并沒有重復上一任期那種簡單粗暴的“退群”策略。

這一次他選擇了更高明、也更危險的方式，他宣布成立一個所謂的“和平委員會”，并迅速拉攏了一批國家參與其中，包括沙特、卡塔爾、阿聯酋、巴基斯坦等在地區事務中具有重要影響力的角色。

表面上看，這是一個新的協調平臺，宣稱要提高效率、避免聯合國程序繁瑣的問題，但實際上，這是在聯合國之外，搭建一個平行的決策體系。

很多原本應當在安理會討論的核心議題，被直接轉移到了這些新平臺中處理，討論的地點不再是紐約，而是達沃斯的閉門會議室，或者中東某個豪華會場。

這一變化的影響是根本性的，當重大國際議題不再以聯合國為中心展開，聯合國即便還存在，也只剩下象征意義。

美國不需要再在安理會解釋否決理由，也不需要承受多邊討論的壓力，只要把議題搬到自己主導的場合，規則、節奏、話語權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秘書長這個職位本身的分量，也在急劇下降，如果回顧歷史，曾經的聯合國秘書長是一個真正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角色。

科菲·安南任內，能夠在大國之間斡旋，推動重大議題，哪怕是美國總統，也需要對其立場認真回應，那時的秘書長，被稱為“世界總統”，并非空穴來風。

而到了古特雷斯這一任期，情況已經完全不同，在俄烏沖突中，他的調停建議屢屢被忽視，在巴以沖突中，聯合國不僅無法阻止暴力升級，甚至連自身工作人員的安全都難以保障。

從剛果（金）到加沙，聯合國雇員頻頻成為沖突中的受害者，但相關責任追究卻幾乎沒有實質進展。

這并不完全是個人能力問題，當大國合作被對抗取代，秘書長的操作空間被極度壓縮，不是不想作為，而是沒有工具、沒有籌碼。

更讓許多國家警惕的，是接下來的接班人安排，隨著古特雷斯任期臨近尾聲，美國已經開始推動現任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格羅西作為潛在繼任者，這個選擇并非偶然。

在過去幾年里，格羅西在多個敏感問題上的立場，都被認為明顯傾向美西方。

在日本核污水排海問題上，他的評估報告為東京提供了關鍵背書；在美英澳核潛艇合作涉及核擴散風險的問題上，他選擇了低調處理，而在烏克蘭核設施問題上，他的態度也多次引發爭議。

如果這樣一位立場高度“可預測”的人物出任聯合國秘書長，那么這個職位最后殘存的中立性也將被徹底削弱，聯合國不再是協調平臺，而會變成執行某一方意志的工具，這正是中俄等國高度警惕的根本原因。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態度顯得尤為關鍵，2025年1月26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明確表示，中國支持聯合國，反對另起爐灶，這一表態，實際上是拒絕了當時西方輿論中不斷炒作的所謂“G2共治”設想。

所謂中美共治，表面看是效率更高，實質上是由少數大國瓜分話語權，把其他國家排除在決策核心之外，中國清楚地意識到，一旦接受這種安排，聯合國的多邊框架將徹底失去意義。

因此，中國選擇繼續全額繳納會費，堅持聯合國憲章原則，在制度層面支撐這個正在衰弱的體系，這并不是在維護某一個秘書長，而是在維護一種最低限度的國際秩序可能性。

美國正在推進的是破壞性重建，通過削弱舊體系，建立一個由自己主導的排他性結構，而中國采取的，是防御性加固，通過規則和資金，盡可能延緩體系解體的速度。

站在今天回看，我們正在見證的，并不是某一次會議的失敗，而是一場漫長的告別，告別的不是一棟大樓，而是多邊主義作為一種理想的逐漸退場。

當規則被反復繞開，當機構被邊緣化，當金錢和權力成為唯一的通行證，世界將不可避免地向叢林法則滑去，2026年的曼哈頓依舊繁華，但聯合國總部里那種無力感，已經很難掩飾。

如果有一天，安理會被徹底架空，秘書長變成執行經理，那么問題就不再是誰掌權，而是誰還能被保護，在那個時刻，沒有規則兜底，弱者將失去最后的屏障。

拖欠的賬單還擺在那里，它不僅是財務問題，更是一種態度的象征，當規則的防線被一步步侵蝕，我們距離下一場無法控制的沖突，或許并不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