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刨豬宴“抄作業”的不同效果,看——
“展示”作為基層治理的一種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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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德文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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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提要】
■對于基層政府而言,流量已經是基層治理的一個常量,它有沒有、多和少,都在客觀上通過展示的邏輯,影響著基層治理生態。
■“基層”的范疇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網絡田野”和田間地頭一樣重要,網民也是群眾的一分子。
■一種可稱之為“平臺化治理”的模式,開始在基層治理中發揮作用。基層的高效能治理,往往不在于一件事一件事地解決,而是通過搭建平臺,將各類事務進行集成化處理。
前不久,重慶合川“呆呆”刨豬宴爆火以后,引來各地競相模仿。對于基層政府而言,流量是一個稀缺品,關乎地方文旅發展。因此,每個地方都希望制造流量、利用流量,將偶然出現的流量視作“潑天的富貴”。但這個作業并不好“抄”,有的“抄”的效果挺好,有的因為組織不力,出現了“翻車”現象。
如何對鄉村文旅流量進行冷思考,理解基層治理的邏輯變化?長久以來,基層習慣于以“不出事邏輯”來應對社會事務,但從文旅發展角度思考,基層需要從管控者變服務者,從“堵”到“疏”,從“怕出事”到“辦好事”,這無疑是基層治理迭代的重要時刻。
我們進入了一個展示性的社會
基層治理要用好“展示”這把雙刃劍
地方政府對于流量的關注,源自當代社會的深刻變化。隨著互聯網技術的迭代以及流媒體的興起,中國社會可謂是進入了一個展示性的社會。幾乎沒有任何一個時代像如今這樣,人們通過自拍、短視頻等方式,將個體的日常生活展示給熟悉或匿名的觀眾。因此,人們都生活在透明的社會中,那些曾經是自娛自樂的甚至是隱私的東西,往往會成為網絡狂歡的對象。“展示”是一把雙刃劍,它拒絕一切延遲、回避以及掩蓋,私人生活被凝視,制造個體的不安全感;但它也帶來了關注,一個人、一個地方因意外而擁有流量,這往往是難得的獲得展示,繼而轉化為發展機會的契機。
對于基層政府而言,流量已經是基層治理的一個常量,它有沒有、多和少,都在客觀上通過展示的邏輯,影響著基層治理生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基層政府需要及時發現社會矛盾,及時化解糾紛,避免矛盾糾紛外溢,“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差不多是基層治理的基本準則。而在展示社會中,人們習慣于在自媒體中表達情感、評論事件。甚至于,自媒體代替了傳統的信訪和熱線,成為了監督渠道。因此,無論是小事還是大事,好事還是壞事,都容易在第一時間溢出鄉村。這些事件一旦點燃流量的邏輯,會在極短時間內成為互聯網公共事件。
如果說,傳統的社會矛盾糾紛的化解是通過利益表達渠道的規范化,以及糾紛處置的制度化,最大限度地減少一些事件的影響,使得基層政府能夠通過渠道的控制、處置方式的尺度,來平衡各方利益,讓基層政府成為裁判者的話,那么,在展示社會中,普通民眾和基層政府會越來越平等,在一些情況下,因為個體具備“網紅”的氣質,反而占據優勢。這種變化,預示著基層治理邏輯必定會改變。
一些地方及時轉變了思維,擁抱展示社會,通過快速反應、有效引導,將流量轉化為地方發展的積極因素,讓流量賦能基層治理。比如,景德鎮的“雞排哥”,合川的“呆呆”刨豬宴,均是如此。在更寬泛的意義上,一些地方干部主動做起了“網紅”,為本地旅游業和農副產品代言,取得了良好效果。此類轉變,應該鼓勵,而不是限制。盡管有些地方因為不專業,措施不完善,效果不佳,但這符合流量邏輯,不可苛求。
當然,展示社會容易與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產生聯系。少數地方干部熱衷于搞形象工程,通過制造流量,產生了更大的負面效果。近年來,一些地方的文旅項目因為刻意追求夸張效果,不顧實際,造成了國有資產損失,也引起了民怨,這是值得重視的教訓。但是,板子不應該打在流量邏輯上,需要反思的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邏輯下的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
“基層”的范疇發生了改變
“網絡田野”和田間地頭一樣重要
展示社會對基層治理最重要的重塑是,“官民共治”成為了基層治理的基本原則。在展示社會中,一個地方要向外界樹立好形象,要吸引流量,僅僅依靠傳統的、單向度的宣傳,已經不合時宜。人們更希望看到的是日常的細節,能夠共情的故事,這都需要普通民眾的參與。
從典型案例看,那些成功吸引流量的城市,無不是利用了普通網紅不經意間的流量,將政府的另一面展示出來,從而制造好感。重慶合川“呆呆”刨豬宴吸引了大批游客后,當地政府迅速行動,通過跨部門協調,將地方的風俗民情以及服務型政府的良好形象展示出來。這種做法,既緩解了“呆呆”個人的壓力,又收獲了口碑。景德鎮的“雞排哥”一夜爆紅之后,地方政府做的不是“堵”,而是積極疏導,辦好事,從而將城市管理的另一面展示出來。可見,一個富有人情味和煙火味的城市,恰恰是能夠吸引人的品質。
“呆呆”和“雞排哥”這樣的普通人,能夠成為地方政府的座上賓,預示著新時代社會治理的一個新命題。長期以來,黨和政府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基層治理方法,其要點主要有二:一是基層治理的主要工作方法是群眾路線,基層工作只有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才能形成正確的決策,工作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基層工作的特征是面對面的一線工作,領導干部不能坐在辦公室完成任務,需要到田間地頭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在過去,基層往往通過制度化的渠道,如駐村、信訪接待、幫扶聯系等方式,來開展面對面的群眾工作。在展示社會中,誰是群眾,誰是“關鍵少數”,可能已經發生了變化。比如,按照傳統的群眾工作方法,“呆呆”是一個未婚女孩,在村莊里可能很難成為群眾的代表,在大多數情況下,她的父母可能“代表”了她;但在網上群眾工作中,“呆呆”擁有足夠的話語權,她才是需要密切聯系的群眾代表,才是影響基層治理效能的關鍵少數。
在這個意義上,“基層”的范疇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網絡田野”和田間地頭一樣重要,穿著“馬甲”的網民也是群眾的一分子。基層工作的場域,不僅在現實生活中,還在網絡社群里。讓人驚喜的是,越來越多的基層干部也在觸網,他們將工作日志寫在了自媒體上,將為民服務、糾紛調解等工作過程展示出來。這在無形中密切了黨群關系。
展示社會是一個透明社會,對于個體而言,“透明”可能是一種干擾,會對日常生活帶來困擾;但對政府而言,透明卻是政務公開的自然邏輯,是主動接受監督、增加群眾對黨和政府信任的有效措施。在展示社會中,基層政府無論是出于主動還是被動,都傾向于通過更加高效、便捷的方式,主動向社會展示其工作,這其實是高效能治理以及高質量民主的表現。概言之,當基層政府不再將政策信息差以及解釋權當作其治理策略的基礎時,基層治理必定更加依靠法律制度,其制度化和規范化程度會得到極大程度提高。
“平臺化治理”模式
正在塑造新的基層治理生態
展示社會還可能預示著,一種可稱之為“平臺化治理”的模式,開始在基層治理中發揮作用。在傳統的基層治理中,基層治理主要是針對具體事件的治理,主要是通過做群眾工作來達成治理效果。盡管各個治理事務客觀上具有內在聯系,但人們傾向于通過職責分工的方式,進行分類處理;盡管群眾是一個整體,但人們也傾向于把群眾劃分為不同的群體,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然而,在展示社會中,事務的連帶性更加復雜,事務的性質難以劃分;群眾也難以通過傳統的社會關系進行分類。客觀上,不同的利益群體、不同的事務,都在某一個事件中匯合起來。因此,基層的高效能治理,往往不在于一件事一件事地解決,而是通過搭建平臺,將各類事務進行集成化處理。
近年來,全國各地都在嘗試通過文旅特色項目來搭建平臺。一個網紅打卡點,一個網紅賽事,一個網紅文娛節目,乃至于一個看似偶然的網紅事件,看似是一個文旅產品,但地方政府乃至于當地社會,卻可以將之平臺化,既服務于經濟發展,也服務于社會治理。比如,貴州的村BA、村超、村T等文旅項目,是典型的平臺化治理的產物。一個遙遠的偏僻山區,卻因為網紅項目而聚集了全國乃至于全世界的目光,巨大的流量可謂是彌補了自然地理的隔離,市場的可及性迅速繞開了自然地理屏障,在互聯網經濟中獲得了優勢地位。
村字頭的文體項目,本是當地居民自娛自樂的文體活動,其意義也主要是豐富群眾性文化生活。但自從其獲得了展示機會后,他們已經成了吸引游客、售賣農產品以及進行鄉風文明建設的引擎。可以說,“展示”成了基層治理的引擎,它在塑造一個全新的基層治理生態。在這個生態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具有展示價值,他們的每一次有意無意的展示,在給自己帶來流量和市場機會的同時,也在反饋給地方,讓地方IP更具活躍度。在這個意義上,人們的日常生活與地方經濟發展密不可分;地方的風土人情與社會治理,也被深深綁定。只有每一個人都激發了潛能,具有主人翁的意識,才能將地方上的公共IP擦亮。同樣,只有公共IP具備足夠的展示度,能夠吸引足夠多的流量,才能為個體發展提供平臺。
當前,展示社會已然是一個社會事實,基層治理雖然面臨挑戰,但意味著更大的機遇。如果主動地將“展示”當作基層治理的引擎,那就意味著,需要建立一個更加高質量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共同體,通過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實現基層治理現代化。
責任編輯:艾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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