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官至副省級，丈夫是開國中將，兩個兒子參軍后也成了中將

1919年，上海法租界，左英呱呱墜地。父親瞿文熙是英商洋行的企業會計，母親是教會學校的國文教員，這樣的家庭在當時的上海屬于典型的“中產知識分子”。

左英5歲起就跟著母親念書了，可以說，要不是那場改變國運的戰爭，她或許會沿著“教會學校、護士、中產家庭”的軌跡平靜度過一生。但事實往往總是不遂人愿。

1934年，15歲的左英考入上海仁濟醫院高級護士職業學校。這所由英國教會創辦的學校，表面教授護理技術，實則是地下黨活動的重要據點。

左英一直都記得入學第一天，高年級學姐塞給她的油印小冊子，上面“革命”的字眼就那樣被她記到了心里。每逢周末，她就跟著進步同學到楊樹浦紗廠給女工宣講衛生知識，實則是在車間角落傳遞《救亡周刊》。

“八一三”淞滬會戰的時候，左英正在仁濟醫院實習。每天都有血肉模糊的傷員被抬進急診室，有的士兵腸子都流了出來，卻還攥著染血的軍旗。這樣的場景讓左英徹夜難眠，她偷偷把醫院的繃帶和藥品藏進藥箱，通過地下交通站送往四行倉庫。

1938年，在醫院地下室的煤堆旁，左英面對黨旗宣誓入黨，監誓人是后來成為上海市長的曹荻秋。

1939年，左英帶著幾個護士姐妹登上了開往皖南的小火輪。當她們抵達云嶺新四軍軍部時，眼前的場景讓這些上海姑娘驚呆了：所謂的“醫院”不過是幾座破祠堂，手術刀銹跡斑斑，消毒用的是老鄉家的鍋。左英卻像變魔術般掏出從上海帶來的高壓滅菌鍋圖紙，帶著戰士們用汽油桶改裝成消毒設備。

最讓戰士們稱奇的是她發明的“竹器療法”：用毛竹制作鑷子、藥盤、夾板。就在這樣的簡陋條件中，左英帶著大家為戰士們的療傷。

不光如此，她還負責雙方的溝通，那時候，能學醫的基本上都是家里條件比較好的，可戰士們大多是工農出身。就這樣，傷員們覺得醫護人員是“資本家的少爺小姐”，信不過他們。醫生們則常常批評傷員們不遵醫囑，不講衛生。

這個時候，左英就發揮了她的作用，她積極和雙方溝通，促進大家互相理解。在她的努力之下，醫護人員和傷員們的關系也都緩和了許多。周總理得知這件事之后，還專門去了皖南親切會見醫院的全體醫護人員鼓勵大家。

1943年，左英帶著一身疥瘡和瘧疾來到延安。中央醫院院長傅連暲給她安排了肺科醫生的新崗位，這個從未接觸過內科的護士沒有退縮。每天天不亮，她就蹲在窯洞門口啃《內科學》，遇到不懂的就纏著馬海德大夫請教。幾個月后，她就能獨立診斷肺結核了。

在黨校學習期間，左英結識了時任華中局組織部長的劉培善。兩人的定情信物是一對繳獲的日軍懷表，劉培善在表蓋內側刻著“戰地鴛鴦，生死與共”。

1945年7月，在陳毅的撮合下，左英和劉培善在延安結了婚。沒有新衣裳，左英穿的還是平時的灰布軍裝；沒有喜宴，戰友們湊了點花生和紅棗，喝的是白開水。陳毅笑著說：“你們倆一個守前線，一個救傷員，都是為革命做事，以后要互相扶持，把日子過好，也把工作做好。”

婚禮簡單，可左英心里暖暖的，她知道，自己找到了一個能懂她、也能跟她一起為革命奮斗的人。婚后沒多久，華東局的電報就來了，要左英回新四軍工作。

臨走前，劉培善送了她一程又一程，最后說：“你去救傷員，我在前線打仗，咱們一起守好這片土地。”左英就這樣踏上了奔赴前線的路。

解放戰爭打響后，左英先后擔任了新四軍第七縱隊、第十縱隊的衛生部副部長。她跟著部隊南征北戰，孟良崮戰役、淮海戰役、濟南戰役，哪里有仗打，哪里就有她的救護隊。

孟良崮戰役的時候，左英的救護所設在一個山溝里。有天下午，炮彈突然落在附近，彈片濺起來，劃傷了她的小腿。血一下子就滲出來，染紅了褲腿。身邊的衛生員要抬她下去，左英卻按住他：“別慌，先給我剪開褲腿，我自己上藥，還有那么多傷員等著呢。”

她咬著牙，看著衛生員把褲腿剪開，用鹽水沖洗傷口，再撒上磺胺粉，簡單包扎了一下，就又跪下來給傷員包扎胳膊。直到天黑下來，傷員都處理完了，她才發現自己的腿已經腫得厲害。這處傷，后來落下了病根，走路的時候總有點跛，可左英從沒提過。

淮海戰役的時候，天特別冷，救護所里沒有取暖的設備，左英的手凍得通紅，卻還是堅持給傷員換藥。有個小戰士腿被凍得發紫，左英就把自己的棉鞋脫下來給他穿，自己裹著一塊破毯子。

小戰士不好意思，左英說：“我是醫生，你是戰士，你得好好養傷，以后還要打仗呢。”那段時間，她幾乎沒怎么合過眼，有時候靠在墻角就能睡著，可只要聽到“有傷員”，立馬就醒過來，精神頭比誰都足。

有人問她：“你一個女同志，跟著部隊跑，不怕苦嗎？”左英笑著說：“苦啥？看著傷員能站起來，能重新歸隊，比啥都強。”

她的“不怕苦”，其實是硬扛，兩次負傷，落下的病根讓她陰雨天就腿疼；長期熬夜，眼睛也越來越不好；可她從來沒跟人抱怨過，總是把最好的狀態留給傷員。

1949年，福州解放后，左英跟著部隊留在了福建。

那時候福建的衛生條件差得很，瘧疾、霍亂、絲蟲病到處都是，產婦死亡率也高。左英參與了福州市衛生系統的籌建工作，后來又擔任了福建省衛生廳副廳長、廳長，她常說：“戰爭年代是救傷員，和平年代是救老百姓，都是救命，不能馬虎。”

為了防控瘧疾，左英帶著醫療隊跑遍了福建的山村。她組織群眾清理積水，消滅蚊蟲滋生地；又跟老中醫合作，用中藥常山來治療瘧疾，那時候西藥少，常山雖然苦，卻能治病。她還在各個縣建了流動采血站，篩查瘧疾病人，光是第一年，就篩查出上萬名患者，大部分都得到了治療。

最讓她上心的，是絲蟲病的防治。福建的閩西、閩南地區，有不少“橡皮腿”患者，腿腫得像水桶，走不了路。左英聽說泉州有位老中醫，用“烘綁療法”能治這種病。就是用土陶罐加熱草藥，熏烤腫腿，再用布綁緊。

她特意帶著醫療隊，走了兩天山路去泉州，住在老鄉家，跟著老中醫學療法。白天看老中醫治病，晚上就整理筆記，把療法的步驟記下來。回到福州后，她在全省建了幾百個流動治療站，還培訓了上千名基層衛生員，教他們用“烘綁療法”。有個患者治好了腿，特意來感謝她，左英說：“不用謝我，要謝就謝咱們的老中醫，謝咱們一起努力的衛生員。”

那時候左英還特別關心護士群體。她發現很多老護士一輩子沒結婚，退休后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就提議在福州建個護士宿舍，雖然因為后來的政策變化，這事沒做成。但老護士們都記得她的好：“左廳長心里裝著咱們護士。”

1966年，“文革”開始后，左英也受到了沖擊，丈夫劉培善也含冤去世。那段日子很難熬，可左英沒垮，她偷偷把劉培善的革命資料藏起來，又把自己整理的醫療筆記鎖在箱子里，每天還是堅持看書、寫東西。

1970年，她給周總理寫了封信，希望能調回上海工作。沒多久，周總理就批示了，讓她去上海第二醫學院任職。離開福州的時候，她沒帶多少東西，只帶了那箱醫療筆記和劉培善的遺物。

到了上海后，左英擔任了上海第二醫學院黨委書記。她一上任，就抓護理教育，她總說：“護理工作是醫療的半邊天，不能輕視。”她改革教學模式，讓學生多下基層醫院實習，還親自去病房看學生的護理操作，手把手教他們怎么給病人翻身、怎么打針。

1985年，左英當選為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雖然崗位變了，可她還是關心衛生和教育。每次開會，她提的建議都特別實在：“要多建社區醫院，讓老百姓看病方便”“要提高護士的待遇，留住人才”。有人說她““管得太細”，左英卻說：“這些都是老百姓的大事，不能不細。”

晚年的左英，身體不太好，卻還是想著護理事業。她提議成立一個護士基金，獎勵那些優秀的護理人員。2011年8月，93歲的左英在上海去世，臨終前，她跟子女說：“我這輩子，沒做過啥大事，基金的事，你們要幫我落實。”

后來，子女們按照她的遺愿，用她的積蓄和大家的捐款，成立了“左英護士基金”，每年都會獎勵一批優秀的護士，就像左英當年那樣，鼓勵更多人投身護理事業。

左英的兩個兒子，劉勝和劉曉榕，從小就聽著母親的故事長大。后來他們都參了軍，從基層戰士做起，一步步成長為將軍。有人說他們家是“一門三將”，可劉曉榕總說：

“我母親從來沒跟我們說過要當多大的官，只說要做對國家有用的人，要對得起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