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李天佑上將因病去世，夫人杜啟遠說：他連去世都比別人早

他是開國上將，似乎一生都比別人“快一步”，十幾歲當上連長，20出頭就成了師長，本來應該前途無量，誰知道，就在56歲的時候，他的人生竟然就此戛然而止。

這位上將，就是李天佑將軍。他去世的時候，要說誰最悲痛，那肯定非他的妻子杜啟遠莫屬了。她當時沒哭出聲，就坐在床邊握著他的手，直到那雙手慢慢涼下去，才一遍遍喃喃：“你怎么連走都比別人急？”

李天佑這輩子，從小就沒享過幾天安穩日子。1914年，他出生在廣西臨桂縣，家里窮得叮當響，讀了2年私塾就被迫輟學，8歲起就跟著父親砍柴燒炭。

1926年家鄉鬧饑荒，一家人逃到龍勝縣，還是靠給人打零工糊口。后來他實在熬不下去，14歲就跑去投了桂軍，可看著那些當兵的欺負老百姓，心里總不是滋味。

直到1929年，他被選進南寧教導總隊，才算摸到了“正經部隊”的邊。那會兒總隊里有不少共產黨員，常給他們講革命道理，李天佑越聽越入心。同年10月，他就跟著張云逸往百色走，路上就入了黨，也是這一步，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

12月百色起義爆發，他成了紅七軍的一名排長，后來又升了特務連連長，打起仗來不要命，戰友們都叫他“小老虎”。

最險的一次是1934年的湘江戰役。當時他剛當上紅三軍團第五師師長，帶著兩個團在灌陽新圩阻擊桂軍。敵人有兩個師加一個團，火力比他們強好幾倍，可他硬是帶著戰士們守了幾天幾夜。

子彈打光了就拼刺刀，糧食斷了就嚼草根，他自己胳膊中了彈，用布條一纏接著指揮。直到中央縱隊安全渡過湘江，他才帶著剩下的戰士撤退，全師最后就剩下幾百人。

后來長征到陜北，他又跟著部隊打直羅鎮、打東征，從團長升到師長，身上的傷疤多了一道又一道。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李天佑成了八路軍115師343旅686團團長，平型關戰役時，他帶著部隊搶占老爺廟制高點，把日軍的退路堵得死死的。那場仗打下來，日軍尸體堆了一地，他自己也被彈片劃傷了臉，留下一道淺淺的疤。

1938年，李天佑在呂梁山打午城井溝戰斗時，舊傷復發，咳得直吐血。組織上看他實在撐不住，就讓他先回延安治病，后來又送他去蘇聯療養，還進了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那年他才25歲，身上的傷疤比同齡人多，心氣卻還像個小伙子，就是閑下來的時候，總有點孤單。

他在莫斯科郊外的療養院住了大半年，同屋的是紅四方面軍的老政委陳昌浩。陳昌浩比他大好幾歲，倆人雖然差著輩分，卻特別投緣。冬天的莫斯科冷得能凍掉耳朵，病房里的鐵爐子總燒不旺，他倆就圍著爐子聊天，從國內的戰事說到家里的瑣事。

有一回，陳昌浩看李天佑又對著窗外發呆，就打趣他：“你這年紀，在老家早該娶媳婦了，怎么還是一個人？”李天佑撓撓頭，有點不好意思：“天天打仗，哪有工夫想這個。”

陳昌浩一聽這話就笑了，湊過去說：“等咱們回延安，我給你介紹個好姑娘。叫杜啟遠，河南開封人，醫學院的大學生，還是老地下黨，又能干又端莊，跟你正配。”

李天佑當時沒太當回事，可“杜啟遠”這3個字，不知怎么，就那樣記在了心里。后來陳昌浩又跟他說，杜啟遠的姐姐杜凌遠嫁給了吳亮平，吳亮平是他的老熟人，當年在延安一起住過窯洞。

還說杜啟遠在河南做地下工作時，曾冒著風險給游擊隊送藥品，膽子大得很。李天佑聽著聽著，就忍不住琢磨：這姑娘到底長什么樣？是不是真像陳昌浩說的那樣？

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李天佑想回國，可邊境被日軍封得嚴嚴實實，只能等著。直到1943年8月，他化裝成蒙古商人，跟著駝隊穿越戈壁灘，走了一個多月才到西安，1944年3月終于回到延安。

一落地，他沒先去報到，反倒先找老戰友打聽：“你們知道杜啟遠在哪兒嗎？”

李天佑找了好幾個人，才從熊天錦嘴里問到：杜啟遠也在延安，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做文書，還沒結婚。他心里一下子亮堂了，可又有點犯怵：自己是個大老粗，人家是大學生，會不會看不上自己？

他不敢直接去找，就托了李富春幫忙打聽。李富春跟杜啟遠打過交道，說這姑娘“經得住事，人品正”，還說她當年在河南被國民黨追捕，硬是靠著老百姓掩護躲了過來，是個能共患難的人。

李天佑聽了，心里更有底了，可還是沒敢上門，就天天往中央政治研究室附近的窯洞走，盼著能“偶遇”。

真正見面，是在那年的一場舞會上。中央機關偶爾會辦舞會，一來是放松，二來也是讓同志們多交流。李天佑平時不愛跳舞，可那天他特意找戰友借了件外套，還把皮鞋擦得锃亮。舞曲一響，他深吸一口氣，走到杜啟遠面前，有點結巴地說：“同……同志，能請你跳支舞嗎？”

杜啟遠當時正跟同事說話，抬頭看見他，愣了一下。眼前的男人個子高，肩膀寬，臉上帶著點靦腆，跟傳聞里“打仗猛”的樣子不太一樣。她笑著點了點頭，把手放進他手里。場地里人多，李天佑緊張得踩了她兩次腳，趕緊道歉，杜啟遠卻笑了：“沒關系，我也跳得不好。”

倆人就這么聊著，從延安的天氣說到各自的工作，沒覺得尷尬。后來，在杜啟遠的老同事李國華的撮合下，李天佑正式去了杜啟遠家。開門的是杜啟遠的父親，一看見李天佑，就拉著他的手說：“是你啊！那年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你給我們老兩口讓的床，還記得不？”

李天佑這才想起，1938年他在西安辦事，辦事處人滿為患，他看見一對老人沒地方住，就把自己的床位讓了出去，自己在門口坐了一夜。沒想到，那對老人竟是杜啟遠的父母。

杜啟遠在旁邊聽著，心里也暖烘烘的。她之前也找人打聽了李天佑，知道他打仗勇敢，對戰友好，還特別心善。這會兒又知道有這么一段緣分，心里的那點猶豫，一下子就沒了。

1945年，李天佑和杜啟遠在楊家嶺辦了婚禮。當時條件艱苦，兩人連件像樣的新衣服都沒有。組織上給湊了兩桌菜，有土豆燉肉、炒白菜，還有一壇自釀的米酒。戰友們送了兩床綢面被子，有人寫了副春聯，貼在窯洞門上，上面是“李杜齊美”四個大字。

婚禮簡單得不能再簡單，可倆人心里都甜滋滋的。婚后沒幾天，李天佑就接到命令，要去東北開辟根據地。杜啟遠收拾了個小包袱，就跟他一起走。

東北的冬天冷得嚇人，他們住的土坯房四處漏風，杜啟遠就把兩床被子疊在一起，晚上給李天佑暖腳。李天佑白天打仗，晚上回來，總能看見窯洞里亮著燈，杜啟遠在縫補他磨破的軍裝。

有一回，李天佑帶著部隊打四平，走了半個月沒消息。杜啟遠天天在村口等，凍得手都腫了。直到有一天，通訊員送來一封信，上面就寫了短短幾個字：“勿念，仗打得好。”杜啟遠拿著信，哭了又笑，趕緊把家里的干糧包好，托通訊員捎過去。

新中國成立后，李天佑被任命為廣西軍區司令員，忙著剿匪。廣西的土匪多，他經常帶著部隊在山里轉，有時候一去就是一個月。

杜啟遠在南寧的機關工作，還要照顧年幼的兒子李健。每天下班回家，她都要把李天佑的軍裝拿出來抖一抖，生怕有虱子，然后放在火邊烤暖，等著他回來。

1955年，李天佑被授予上將軍銜。授銜那天，他穿著新軍裝回家，給杜啟遠敬了個軍禮，笑著說：“多虧了你，我才能安心干工作。”杜啟遠看著他肩上的星徽，眼里滿是驕傲：“你是國家的人，我能做的，就是把家守好。”

1964年夏天，組織上給李天佑放了個短假，夫妻倆去了北戴河。

那是他們難得的清閑日子，每天早上一起去海邊散步，下午在沙灘上曬太陽。李天佑指著遠處的漁船，跟杜啟遠說：“等我退休了，咱們就回廣西老家，蓋個小房子，種種菜，釣魚吃。”杜啟遠靠在他肩上，點點頭：“好，我跟你一起去。”

可這退休的約定，終究沒能實現。

1969年，李天佑的身體開始出問題，咳嗽得越來越厲害，臉色也越來越差。醫生讓他臥床休息，可他放不下工作，偷偷把文件拿回家里看。杜啟遠勸他：“你都這樣了，就別硬撐了。”李天佑握著她的手，嘆了口氣：“部隊的事多，我歇不下來。”

那年年底，李天佑去南京檢查身體，結果出來，醫生說他的腎出了嚴重問題，必須住院治療。1970年，他跟杜啟遠去了廣州，想換個環境養病。在廣州的那些日子，他們去了越秀公園，拍了最后一張合影。

9月，李天佑的病情突然惡化，被送回北京住院。杜啟遠日夜守在病房里，給他擦身、喂飯，不敢合眼。

有一天，李天佑喉嚨里堵了痰，喘不上氣，醫生一時沒趕到。杜啟遠顧不上臟，俯下身，口對口給他吸痰，吸出的酸水濺在她臉上，她也沒在意。李天佑看著她，眼里滿是心疼，卻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只能輕輕握了握她的手。

9月27日，李天佑永遠地閉上了眼睛。杜啟遠就一直坐在床邊，緊緊握住丈夫的手，直到那雙手變得冰涼。李天佑走后，杜啟遠沒再嫁。她把李天佑的遺物整理得整整齊齊：軍功章、家書、老軍裝，還有那副“李杜齊美”的春聯。

1990年，杜啟遠也走了。臨終前，她讓兒子把她和李天佑的骨灰合在一起，埋在廣西的烈士陵園里，那里是李天佑的家鄉，也是他們當年一起戰斗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