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汗漫日前出版了最新散文集《與誰同坐》,書中講述了徐玉諾(詩人)、董作賓(考古學家)、劉半農(nóng)(詩人、語言學家)、許地山(作家、教育家)、張元濟(教育家、出版家)、吳昌碩(畫家)、朱生豪(翻譯家)、蔡楚生(電影導演)、陳從周(園林學家)、成公亮(琴人)等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十位先生的群像。
在寫作中,汗漫引入小說、書信、隨筆等多種文體手法,敘寫人物,觀照時代,讓歷史與當下對話。值此書出版,以“那些在長途上行進的先生”為主題的一場分享會舉辦,汗漫與小說家邱華棟,作家、評論家徐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進行了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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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誰同坐》書封
汗漫用四年時間完成這部書。談到寫作初衷時,他說,選擇寫這十位先生,一方面,從最年長的畫家吳昌碩,到最年輕的琴人成公亮,恰好能夠串聯(lián)起一百多年來的中國現(xiàn)當代史,表達知識分子在啟蒙、救亡、解放、變革等時代主題下的思考和選擇;另一方面,他們都是各自領(lǐng)域的大家巨擘,有情有義有才華,無論在黑暗的舊中國,還是喧囂的市場經(jīng)濟時代,都在勉力守護并更新中國文化,“這十位既能穿長衫、也能穿西裝的中華文明的先生,值得被敘述、被敬重、被追從”。
這十位先生,身份各異,或詩人、考古學家、作家、教育家、出版人,或畫家、翻譯家、電影導演,或園林學家、琴人,一概是“倜儻非常之人”(司馬遷語)。他們的存在,豐富著近代以來知識分子精神譜系,讓其變得豐富、開闊和深邃。
書中保存了這些先生人生中一些看似細碎但卻極動人的時刻:1932年7月的一天,胡適探望張元濟。臨別時,張元濟在自家池塘邊,半攙半扶中,堅持親手為胡適采摘一支含苞待放的荷花。他感嘆荷花像一支毛筆,寄語胡適“當寫出絕妙好詞”。胡適則鞠躬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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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元濟
詩人徐玉諾到火車站送別友人,因聊得興起,竟臨時買票一同登車前往北京。到京后身無分文,只好在報紙登廣告求職,最終得幫助。邱華棟在分享會上提及此段時,稱之為“這是特別有創(chuàng)造力的詩人的體現(xiàn)”。這個看似“不靠譜”的行為,恰恰剝離了世俗計較,凸顯了詩人純粹的精神世界和至情至性的赤子之心。
園林學家陳從周在主持修復豫園的關(guān)鍵三年間,接連遭受喪妻與喪子之痛。他忍著巨大悲痛,夜晚就睡在豫園的小房間里,堅持完成修復工作。汗漫認為,這種“在廢墟上重建花園”的堅韌與犧牲,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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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從周在豫園
汗漫說,與梁啟超、魯迅、胡適等舉世皆知的思想巨人相比,“這十位先生的‘能見度’不高,似乎沒有破圈,一直處于一種被遺忘、忽視的境地,但他們實際上都是五四以來中國敘事的重要細節(jié)”。徐可也感受到,這十位先生的生平與精神的豐富維度往往被公眾忽視。他以許地山為例,提到大眾通常只知道《落花生》,卻對其在故宮文物南遷等重大歷史事件中的貢獻知之甚少。
韓敬群對此談道,“唐詩的天空中不但有李白、杜甫、白居易,有一些小詩人也很厲害……王之渙和張繼這樣的詩人跟李白、杜甫共同構(gòu)成了唐詩燦爛的天空。”我們應該“發(fā)潛德之幽光”,將那些不為人們所知的非常有境界的人的光芒找出來。
汗漫說,《與誰同坐》中的十位先生,是書中的主角,但每個人周圍,都有師長、同道、學生、知己,與其同坐同行,從而構(gòu)成了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群像,“比如,張元濟周圍,是鄭振鐸、徐玉森、何炳松等‘文獻保護同志會’諸君子;陳從周的周圍,是俞振飛、貝聿銘等大家。在先生們身上,能夠強烈地感受到‘來不及了’的緊迫感,及‘舍我其誰’的使命感”。
澎湃新聞記者 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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