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錦珂 王學典 | 轉型時期的史學：吳晗與第三版《朱元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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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一作者段錦珂博士生

本文第二作者王學典教授

摘要

新中國成立后，學術界面臨民國學術向共和國學術的大轉型。吳晗的第三版《朱元璋傳》正是這一轉型時期史學的代表。《朱元璋傳》的第一、二個版本均成書于20世紀40年代，前者主要將朱元璋寫成民族英雄以鼓舞抗戰，后者則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側重批判。在毛澤東主席的重視與建議下，1949 年之后吳晗又開始了第三版《朱元璋傳》的寫作。 一方面，吳晗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結合毛澤東主席將朱元璋“寫得好點”的建議，對第二版《朱元璋傳》的“影射史學”進行反思，并努力學習歷史唯物主義，使第三版《朱元璋傳》帶有鮮明的時代新趨向。另一方面，浸淫已久的治學思路難以在短時間內扭轉過來，又使第三版《朱元璋傳》很大程度上延續了吳晗早年明史研究中民族主義史學的思想觀點。“新趨向”和“舊思想”相互交織，展現了新中國初期史學界的多重面貌。

關鍵詞

吳晗；《朱元璋傳》；民族主義史學；學術轉型

“天翻地覆慨而慷”，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近代中國的歷史巨變。與此同時，學術界也面臨著民國學術向共和國學術的大轉型，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并以此指導學術研究成為新中國初期學術界的大趨勢、大潮流。但在共和國學術高歌猛進的同時，民國史學“舊”的思想方法仍然影響著新中國史學界。吳晗1955年寫就的第三版《朱元璋傳》便是這一時期史學的鮮明體現?！吨煸皞鳌纷鳛橐徊克囊灼涓宓氖穼W名著，學界相關研究已比較豐富，但歷來對第三版《朱元璋傳》關注不夠，且把毛澤東主席“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該肯定的，應該寫得好點，不要寫得那么壞（指朱的晚年）”的評價誤認為是針對第三版《朱元璋傳》而發，造成對吳晗史學和新中國初期史學認識的錯位。因此，本文主要從第三版《朱元璋傳》入手，結合吳晗的相關學術社會活動與當時史學思想變遷的背景，分析吳晗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這一時段的思想狀況和其史學理念，并以吳晗這位從“愛國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的史學家為典型展現新中國初期學術大轉型下的史學面貌。

馬紫梅著《時代之子吳晗》

一、第三版《朱元璋傳》的寫作背景

《朱元璋傳》在新中國成立前有兩個版本，一是1944年出版的《明太祖》（又名《由僧缽到皇權》，二書不同名但內容相同），二是1949年出版的《朱元璋傳》。究其源流，最早可追溯到1934年吳晗在清華求學時發表的論文《胡惟庸黨案考》。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學界不僅對吳晗寫作這兩個版本的初衷眾說紛紜，對其內容和評價也莫衷一是。為了更好理解吳晗修改第三版《朱元璋傳》的動機及其與前兩版的區別，有必要對這兩版《朱元璋傳》進行說明。

吳晗

吳晗寫作《明太祖》最初是出于經濟原因。七七事變后，吳晗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此時物價上漲飛速，教授的實際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又由于從昆明往返敘永上課的路費和給妻子袁震治病花費，吳晗“鬧得傾家蕩產”，甚至把自己在云南收集的幾千冊書和拓片都賣給了清華大學。在此經濟窘迫之下，恰好林同濟提議讓吳晗寫一本《明太祖》，并付給稿費一萬元，相當于吳晗半年多的薪水。吳晗便欣然接受，以稿費來解燃眉之急。后來這個稿子又被勝利出版社收入“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出版，書名為《明太祖》。而林同濟的版本則改名為《由僧缽到皇權》，由在創出版社出版。一書兩印，內容相同，吳晗因此還受到了詬病。

《明太祖》自1943年7月開始動筆，到9月就已完成，只花了兩個月時間。吳晗在書中揭露了朱元璋大興文字獄、設立錦衣衛、濫殺功臣等加強專制集權的措施，批評朱元璋為了“造成至高無上、森嚴可怖的皇權”，連“國家民族的元氣也被斫喪了”。但他在評價洪武朝恐怖政治的另一面時，也稱贊“洪武一朝，政虐于上，民安于下”。吳晗在《明太祖》中對朱元璋的整體認識是：“他收復了淪陷于外族四百三十年的疆域，他建立了漢族自主的大帝國，他是大明帝國的主人，也是幾十個屬國和藩國的共主，同時也是歷史上偉大的民族英雄之一，有史以來權力最大、地位最高的皇帝?！彼阎煸八茉斐闪艘粋€有缺陷的英雄?！睹魈妗烦霭婧髲V受好評，第一版5 000本在1946年已全部賣出，并準備再版，是“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中最暢銷的一本。顧頡剛也稱贊此書“敘述生動而翔實”。

顧頡剛著《當代中國史學》

那么《明太祖》到底是否進行了政治影射，借朱元璋批判蔣介石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從《明太祖》的內容來看并非影射。如上所述，如果要影射蔣介石，不應該說朱元璋是偉大的民族英雄。至于對朱元璋專制殘暴一面的書寫，早在20世紀30年代，吳晗在《胡惟庸黨案考》中便稱朱元璋為“十足地自私慘刻的怪杰”“賦性猜嫌”“吹毛求疵，屢興文字之獄”。當時對朱元璋持負面看法的學者也不在少數，如錢穆、陳登原、周作人等，包括吳晗在清華的師長雷海宗。這既有史料支撐，又與當時知識分子追求民主反對專制的思想風氣有關。因此吳晗揭露朱元璋的恐怖政治并不能說明他是為了影射蔣介石。其次，吳晗自述的寫作意愿并沒有影射之意。吳晗在寫作《明太祖》時，曾給傅斯年致信說：“打算用斯出來轍的《維多利亞女王傳》的寫法，當作一個‘人’去寫。”他在1949年回顧《明太祖》時，說因為當時正在抗戰，所以“一面寫明太祖是一個陰險刻毒的暴君，一面寫他是民族英雄，趕走侵略者，重點放在民族解放戰爭上面”。由此可見，吳晗在寫《明太祖》時，既以朱元璋反元的故事鼓勵國內的抗戰信心，又出于對《維多利亞女王傳》的模仿和史家的直書精神，詳細敘述了朱元璋的殘暴猜忌，力求把朱元璋還原為歷史上一個真實存在的人。最后，出版者對此書的看法也說明《明太祖》并非影射?！爸袊鴼v代名賢故事集”的編者潘公展將《明太祖》列入第一輯“民族偉人”之中，潘公展認為“有大德于天下，永為國人頂禮膜拜者，為民族偉人”，編輯此集的目的是“發揚固有文化”，以完成創造將來的使命。潘公展是國民黨意識形態方面的重要負責人，對《明太祖》的肯定說明了此書并無影射之意。另一位出版者林同濟認為朱元璋“‘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不能不算是第一個民族英雄了”，但他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設立“家天下”的制度上，蹂躪天下士人，“民族的元氣、正氣也就汩沒到最低線上”。林同濟對朱元璋的認識和吳晗類似，他站在反思民族文化的立場上，對朱元璋的批判更加尖銳，同時也從反面說明這本書不存在影射。除此之外，“文革”中對吳晗展開批判時，批判者認為《明太祖》對朱元璋過分歌頌贊美，并污蔑吳晗通過此書來吹捧蔣介石。此論固然荒謬，但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明太祖》并非“指桑罵槐”的影射之作。

為何一些學者會認為《明太祖》是影射之作呢？吳晗后來自述的誤導是重要原因。吳晗在第四版《朱元璋傳》的序中指出“第一、二個本子內容都有許多錯誤”，而錯誤之一便是“由于當時對反動統治蔣介石集團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指桑罵槐，給歷史上較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過分的斥責”。除此之外，吳晗在1962年接受《北京日報》的采訪時，也指出《明太祖》一書通過明太祖攻擊蔣介石。但吳晗此論卻與前述20世紀40年代的自述互相矛盾。從時間上看，吳晗寫作之時的認識當然最能反映他的初衷，而越往后則不免牽扯其他因素而改變想法；從場合上看，私人信件比公開講話發表更能代表吳晗真實的想法；再者，《明太祖》一書與國民黨要員潘公展和“戰國策派”代表林同濟的瓜葛也不能不讓后來的吳晗有所顧忌。因此，他在20世紀40年代的看法更為可信，《明太祖》并非政治影射之作。

1943年7月，吳晗加入民盟。10月華崗來到昆明，和周新民倡導成立“西南文化研究會”，貫徹中共的統一戰線政策。吳晗積極參加研究會活動，并在11月份發表了《論貪污》一文，正式以筆投槍。此后吳晗繼續向中共靠攏，活躍于民主運動前線。他對《明太祖》的出版過程也愈發不滿，在1946年撰文說自己受了“這種出版家的欺騙和剝削”，并“詛咒這本小書，也詛咒我自己”。加上寫作《明太祖》時正逢戰亂，參考資料稀缺，許多古籍都無法找到，因此在胡繩的督促下，吳晗于1947年夏開始修改，于1948年夏完成了第二版《朱元璋傳》，并在1949年出版。

胡繩

第二版《朱元璋傳》篇幅由原來的八萬字擴充到十五六萬字。吳晗對朱元璋的態度大為變化。首先是書名，前者用的是朱元璋的廟號，后者直呼其名。吳晗解釋道，一是他個人感情對前本實在是太痛恨了，所以用書名加以區別；二則吳晗認為舊史家對皇帝有所禁忌，以廟號作稱呼，而現在則應打破這種禁忌。從尊稱明太祖到直呼朱元璋，說明了吳晗心中朱元璋形象的跌落。再如第一章章名“流浪青年”改為“小流氓”，小節“幾件大案”改為“大屠殺”，“錦衣衛和廷杖”改為“特務網”，從比較中性的詞語變為貶義。吳晗還在書中多處以嘲弄的語氣諷刺朱元璋，“一個紅軍小頭目的親兵，十年前還是紅布包頭……如今居然長袍大袖……滿嘴三皇五帝，四書五經，談今說古，寫對聯，發手令”，“眼見得一統在望，再也熬不住了，立刻要過皇帝癮”，對朱元璋的評價也變成了“有史以來權力最大地位最高最專制最獨裁最強暴最缺少人性的大皇帝”。吳晗之所以將朱元璋書寫得殘忍、兇暴，近乎全面否定，主要由于當時蔣介石在國內發起“白色恐怖”，大肆鎮壓左派和中間派知識分子及青年學生，吳晗正是通過批判朱元璋來抒發對蔣介石的不滿，進行政治影射。因此，第二版《朱元璋傳》其實是學術價值最差的一個版本。

第二版《朱元璋傳》修改完成之后，吳晗輾轉來到解放區，準備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他在西柏坡見到了毛澤東主席。毛澤東主席對吳晗帶來的《朱元璋傳》手稿很感興趣，專門抽出一個晚上與吳晗談了這本書，并特別指出元末農民革命的彭和尚在革命之后不是功成身退，“不應該有逃避的行為，不是他自己犯了錯誤，就是史料有問題”。毛澤東主席后來還專門給吳晗回了信，說吳晗“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這對吳晗來說甚至有些嚴厲。吳晗非常重視毛澤東主席的意見，他后來屢次提及毛澤東主席對自己的教導。盡管當時此書已付諸出版，來不及修改，吳晗還是迅速查閱了彭和尚的相關資料，發現彭和尚是被元軍殺害的，對之前的觀點進行了糾正。

《毛澤東書信選集》

新中國成立以后，吳晗當選北京市副市長，工作繁忙，和20多個單位都有職務關系，“光開會的時間平均每天八小時半”，因此修改《朱元璋傳》的任務就被暫時擱置下來。直到1954年4月，吳晗才開始了《朱元璋傳》的修改，于1955年4月完成。吳晗稱由于“自己明白理論水平低，沒有自信心”，第三版《朱元璋傳》沒有出版，只油印了一百多本送給朋友以求指教。在所有版本的《朱元璋傳》中，第三版《朱元璋傳》是唯一沒有公開出版的，也是1949年—1957年間吳晗為數不多的史學作品之一。

《吳晗的學術生涯》

二、“新趨向”：政治熱情的投射

吳晗的第三版《朱元璋傳》比起前兩版的傾向又大有不同。一方面，吳晗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對新中國成立的喜悅和贊美投射到明朝建立上，使這部作品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另一方面，毛澤東主席曾以書信和面談的形式對第二版《朱元璋傳》發表意見，吳晗不能不對此重視，因此在第三版《朱元璋傳》中吳晗努力向毛澤東主席的觀點靠攏，直接體現了政治對史學的影響。

在這里首先要進行辨析，毛澤東主席的評價“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該肯定的，應該寫得好點，不要寫得那么壞（指朱的晚年）”究竟是針對哪一版《朱元璋傳》而發。當前學界大多認為其是針對第三版《朱元璋傳》，但這忽視了第三版《朱元璋傳》已經把朱元璋寫得很“好”的事實，且也無法解釋為何一貫重視毛澤東主席意見的吳晗在后續第四版《朱元璋傳》中并沒有把朱元璋寫得更好。關于這一問題，有學者把原因歸到吳晗尊重史實，只把毛澤東主席的意見作為參考。但吳晗修改第四版《朱元璋傳》是在1964年，吳晗因為道德繼承問題已經受到一些批評，作了不少檢討，他不可能不對毛澤東主席的觀點加以重視。將毛澤東主席的這一評價置于第三版《朱元璋傳》上很難解釋吳晗從第三版到第四版《朱元璋傳》的修改問題，常常前后齟齬。因此也有學者認為這一評價是針對第二版《朱元璋傳》作出的。吳晗在第二版《朱元璋傳》中借朱元璋影射蔣介石，指桑罵槐，將朱元璋寫得很“壞”。毛澤東主席指出這一點，吳晗聽取意見并在第三版《朱元璋傳》中把朱元璋寫得“好點”，便順理成章了。因此，本文認為這一評價確為針對第二版《朱元璋傳》而發，下面將詳細分析。

《吳晗全集》

毛澤東主席的評價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指朱元璋作為農民起義領袖是應該肯定的，二是朱元璋的晚年要寫得好一些。第二、三、四版的這部分內容綜合對比如下：

可以看出，在對朱元璋農民起義時期和晚年的描寫上，第二、三版之間差別非常之大，而第三、四版之間幾乎沒有區別。第二版《朱元璋傳》認為朱元璋在起義之前便“潑辣陰狠”，起義也是出于投機，對朱元璋的晚年更是極盡諷刺斥責。第三版《朱元璋傳》刪去了這些對朱元璋的負面描寫，肯定了朱元璋的良好品質和參加起義的決心，并對朱元璋的晚年抱有同情之理解。尤其是對朱元璋遺詔的解讀，同樣一份史料，從“恐懼猜疑”“保持這份大家當”到“辛勤的一生”和主觀上“務有益于民”，變化不可謂不大，而相比較來說，第四版《朱元璋傳》對此的解讀反而不如第三版“好”了。

吳晗著《朱元璋傳》1949年版

除此之外，毛澤東主席評價的總體傾向是要把朱元璋寫得“好”一些，吳晗對第三版《朱元璋傳》也下了很多功夫。如對朱元璋反貪的認識上，第二版《朱元璋傳》認為“他的治績只是紙面上的……盡管殺的人多，處的刑重，貪污的空氣還是照舊”；第三版則說其“對貪污的減少是起了作用的，對人民有好處”；而第四版認為這是統治階級的內部斗爭，朱元璋反貪并不能改變社會制度和社會性質。在對明初外交政策的認識上，第二版《朱元璋傳》說朱元璋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和平相處，保境安民”；第三版則在此基礎上認為朱元璋“反對侵略”，從維護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制定政策；第四版卻說朱元璋的思想是“大國主義的，功利主義的，和過去曾經發動侵略戰爭的封建帝王是一丘之貉”。吳晗在第三版《朱元璋傳》中對朱元璋的評價是最高的，第二版到第三版的改動是刪去了那些過度斥責朱元璋的話，肯定朱元璋的成績，第三版到第四版的改動則是側重從階級觀點來認識朱元璋，在朱元璋轉變為地主階級統治者后對其多有否定。

吳晗一向對毛澤東主席的意見十分重視，但毛澤東主席的這一評價卻不見于吳晗著述。再看吳晗被平反初期回憶吳晗及其《朱元璋傳》的文章，也都未曾提及這一評價。而1981年袁溥之在《憶吳晗同志二三事》提到這一評價后，蘇雙碧、王宏志1984年出版的《吳晗傳》便予以采用，此后學界大多延續這一看法?？芍咧奈恼率敲珴蓶|主席評價的“史源”。在此文中，袁溥之回憶道：

吳晗幾次改寫《朱元璋傳》的手稿，毛主席都詳細看過，并找吳晗談過話，有一次竟談了6個鐘頭之久。毛主席對這本書基本上是肯定的，對書中的缺點，主要提了兩條，一、像彭和尚這樣斗爭堅決的人，是不會半途而廢的，要吳晗回去查一查，是否史料有誤。二、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該肯定的，應該寫得好點，不要寫得那么壞（指朱的晚年）。

吳晗著《朱元璋傳》1965年版

袁溥之并未明確指出毛澤東主席的意見針對哪一版，但根據毛澤東主席對“彭和尚結局”的意見，可知其是針對第二版《朱元璋傳》。這也和吳晗自己的認知相符。吳晗1949年曾反思自己“過去寫文章常犯偏激、片面的毛病，好的百分之百都好，壞的百分之百都壞，但看了毛主席的著述，看他處理問題，絕不一筆抹煞”。吳晗雖然批評自己兩方面的片面，但從他說毛主席“絕不一筆抹煞”上，顯然側重于自己寫文章“壞的百分之百都壞”的缺點。聯想到他第二版《朱元璋傳》對朱元璋的全面否定以及毛澤東主席對農民起義“造反有理”的歷史認知，可以推測毛澤東主席在西柏坡和吳晗長談時表達了吳晗將朱元璋寫得太“壞”的意思。吳晗在回顧第二版《朱元璋傳》時，也明確指出第二版的錯誤是“給歷史上的朱元璋以不確當的描寫，不正確的評價”，而第三版的錯誤則是“對階級關系、階級矛盾、階級分析注意不夠”。因此可知毛澤東主席“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該肯定的，應該寫得好點，不要寫得那么壞（指朱的晚年）”的評價，確是針對第二版《朱元璋傳》所作。毛澤東主席的意見直接推動了吳晗第三版《朱元璋傳》的修改，影響了吳晗對朱元璋評價從否定到肯定的轉變。

與此同時，毛澤東主席的其他史學觀點也體現在吳晗的第三版《朱元璋傳》中。吳晗在第五章“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正文之前，直接引用了毛澤東主席《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關于農民起義的論述，并認為朱元璋對農民采取了“讓步”措施，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發展。在分析彭瑩玉失敗的原因時，吳晗認為主要由于缺乏正確指導思想和統一領導，這也和毛澤東主席對歷史上農民起義為何總是失敗的論斷相同。毛澤東主席還指出“地主階級的國家又強迫農民繳納貢稅，并強迫農民從事無償的勞役”。吳晗特地新增添了一節“人民的義務”，講明農民所受的剝削。吳晗還力圖把第三版《朱元璋傳》寫得“更通俗化，精通文字就能念得懂，給更多的人看”，也反映出吳晗對毛澤東主席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精神的領悟。

吳晗的第三版《朱元璋傳》還鮮明體現了新中國的時代特色。第二版《朱元璋傳》出于影射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而對朱元璋大力否定，第三版《朱元璋傳》則是將明朝建立比附為新中國成立而對朱元璋不吝褒揚。在分析朱元璋北伐檄文時，吳晗認為朱元璋的北伐號召“是符合于全體人民的要求的，是符合全體人民的切身利益的”，能“廣泛地獲得社會各階層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在評價朱元璋北伐勝利時，他認為推翻壓迫剝削奴役各族人民的蒙古政府，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民族解放偉大的光輝的勝利”，這其實是在歌頌新中國成立的偉大意義；在評價擴廓帖木兒北逃繼續對抗明朝時，他痛斥“擴廓帖木兒是漢人，卻忘‘中國祖宗之姓’，作蒙古將軍，堅決為異族服務，頑強地和中華人民為敵”，這是影射當時已經逃到臺灣島上勾結美國對抗大陸的蔣介石殘余部隊；在評價朱元璋懲貪和濫殺大臣時，說他“殺的是國公、列侯、大將；宰相、部院大臣、諸司官吏、州縣胥役；進士、監生、經生、儒士、文人、學者；僧、道；殺的是富人、地主；沒有殺過一般老百姓，在所有記載中，找不出有隨便殺平民百姓的材料”。并說朱元璋此舉清除了內部敵人，安定了大明帝國的基礎，隱含意思是朱元璋的統治也像新中國那樣代表貧苦百姓反對壓迫剝削階級。總之，吳晗將這種“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喜悅和興奮投射到了元末明初的歷史之中。

毛澤東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吳晗的這種心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早在吳晗青年時期，他對國家和政局便十分關注，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吳晗是清華大學學生，他給胡適致信，認為“黨國領袖賣國，政府賣國，封疆大吏賣國……過去四個月，無時無刻不被這種苦痛所蹂躪”。吳晗深刻認同傳統士人“臨難不屈，見危授命，犧牲小我以保全邦國的可歌可泣的史詩，和食人之祿忠人之事的理論”。對吳晗來說，作為“士”的知識分子對中國政治文化的責任，為祖國尋求正確方針的重任，永遠是不可逃避的。自吳晗進入大學開始，他便自覺承擔起這份責任。從關心中學歷史教育到成立史學研究會，再到20世紀40年代的“學者投槍”，親身參與革命活動，伴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吳晗的國家民族情懷已經不允許他繼續端坐書齋，做一名本可成就卓著的明史學者。他對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極為痛恨，對中國的戰亂貧弱哀嘆惋惜。因此新中國成立后他才會如此欣喜，才會覺得許多朋友的“日常生活以及想法、看法，全都改了一個樣”，才會對領導中國革命勝利的毛澤東主席和中國共產黨如此贊美，要大聲喊出“感謝毛主席！感謝共產黨！”

不獨吳晗，當時知識分子對新中國成立的感受是今人難以想象的。他們和吳晗一樣，在國民黨日益腐敗的統治下，感到“自由既無保障”“生存又受威脅”，不得不過問政治。而新中國成立后社會各方面的新氣象又與國民黨治下形成鮮明對比，“勝利的歡呼聲連天的海濤激蕩”“全面的生產建設進行得如火如荼”，不能不給知識分子心中帶來巨大震動。他們在這種情況下理所當然地自發歌頌新中國，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開展各項工作。這尤其體現在史學界之中?！缎率穼W通訊》在發刊詞中說：“我們應該激發為人民服務的熱情……使我們史學界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光芒照耀下，有著豐富的收獲?！薄段氖氛堋吩?951年發表《十六世紀中朝聯合抗日的新認識》，通過肯定萬歷援朝戰爭來表達對抗美援朝的支持，認為萬歷援朝“經過七年聯合抗戰，終于打出了和平局面……也給日本人民帶來國際安全幸?！薄ｔ宀澰l文批評這種現象：“有人基于一種善良的動機，為了培養人們對祖國過去的愛，認為我們應該從歷史上找出多多益善的杰出人物，因而對于某些當時是積極的人物的歷史局限性估計不夠而予以過分的或不適當的表揚。甚至用現代的辭匯來描寫歷史人物，企圖使那些歷史人物現代化、理想化。”翦伯贊雖然就歷史人物評價而論，但可見當時史學界以今度古的風氣。

翦伯贊著《歷史問題論叢》

不過，除了喜悅之外，還不能忽視當時知識分子的緊張心態。欣喜是由于新中國的成立的確讓這些具有愛國情懷的知識分子大受鼓舞，終于告別任人欺壓的時代；緊張則是不知道自己的所學所識是否符合新時代的需要，因此時刻注意向正確的意識形態靠攏，進行自我審視和改造。吳晗自述剛到解放區后的心情生動體現了這一點：“一方面看到勝利在望，歡欣鼓舞，一方面又感到自己什么都不會，在新國家的建設工作中，能做什么呢？什么都不會做?！彼斶x北京市副市長后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只能從頭學習，緊跟黨的指示。吳晗雖然早在抗戰時期就參與中共領導的政治運動，但畢竟始終以教授身份在國統區工作，并沒有親身參與“血與火”的革命斗爭。在面對付出巨大犧牲和努力的革命工農干部時，內心油然而生出一種慚愧、窮乏感，是當時民主派知識分子的普遍心理。因此，在這種欣喜和緊張的復雜心態下，吳晗才在第三版《朱元璋傳》中既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意見認真修改，又自覺或不自覺地以明朝建立比附新中國成立，使第三版《朱元璋傳》帶有鮮明的時代“新趨向”。

于風政著《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分子》

三、“舊思想”：民族主義史學的影響

雖然吳晗的第三版《朱元璋傳》力圖按照毛澤東主席的意見，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進行修改，但正如吳晗所說，“第三個本子的主要缺點和錯誤，是對階級關系、階級矛盾、階級分析注意不夠”，仍然在許多地方延續了他一貫的學術路徑。他對朱元璋作為漢族人推翻蒙元的功績大加贊賞，表現出狹隘民族主義中的大漢族主義思想，同時對中國的歷史傳統也抱著“溫情與敬意”，與他的第四版《朱元璋傳》對比非常明顯。

北京市歷史學會編《吳晗紀念文集》

吳晗在第三版《朱元璋傳》中認為蒙元政權是一個“異族統治”政權。他用大量篇幅揭露了蒙古、色目貴族對漢人和南人的民族壓迫，歌頌了以文天祥、張世杰為代表的一系列反對外來壓迫的民族英雄，認為“只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才能翻身”。這尤其體現在他對明軍北伐勝利的認識上，吳晗連用數個感嘆號，幾乎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從契丹入侵時算起，淪陷了四百三十年的名都，到這一天才回到中華人民的手中來！從宋太祖、太宗、神宗以來，沒有能實踐的收復燕云十六州的民族愿望，朱元璋代表全民族完成了這個歷史任務。歷史上的錯誤、污點湔雪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號召實現了！”漢南各族人民取得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民族解放偉大的光輝的勝利”。吳晗把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與漢族區別開來，認為在歷史上漢族才代表了中華人民，把少數民族在燕云十六州的統治視為歷史上的污點、錯誤，隱含了華夷有別的思想。而在第四版《朱元璋傳》中吳晗對此都進行了修改：吳晗把元朝定義為“蒙漢地主階級的聯合統治”，認為元朝的民族壓迫實質上是階級壓迫，朱元璋推翻元朝只是把蒙漢地主階級的聯合統治換為漢族新舊地主階級的統治；吳晗把“胡”“虜”“番”等字眼都加上引號，刪去了“異族”“外族”等詞匯，把明朝的滅亡由“亡國”改成“朱明政權被推翻了”；吳晗還專門批判了朱元璋《諭中原檄》中的“大漢族主義”思想，實質上是在批評過去的自己。從第四版《朱元璋傳》的修改也能看出吳晗第三版《朱元璋傳》中的大漢族主義思想，這也是民國時期民族主義史學的狹隘和不足之處。

吳晗在第三版《朱元璋傳》中談起朱元璋政權性質的轉變時，認為朱元璋這一轉變“脫去宗教迷信的外衣”“是為了伐罪救民……保證給官僚地主和庶民以和平安定的生活”。并以此把朱元璋的人生劃為兩個時期，一是“破壞舊有社會秩序”的“貧農和窮人的頭目”，而后則是地主巨紳的保護人、儒家的護法，“要鞏固既得的利益，要建立并維持新的社會秩序了”。雖然吳晗在這里提到了朱元璋的轉變，但他是以一種客觀平實的態度來敘述的，對朱元璋的轉變并無明顯的批評之意，他在后文提到朱元璋北伐要求“復興道統”，恢復“世世相傳的傳統文化和生活習慣”，并說這“廣泛地獲得社會各階層人民的擁護和支持”。而在第四版《朱元璋傳》中，吳晗卻對朱元璋的轉變大加批判，認為朱元璋此舉是對彌勒教、對紅軍的斥責、背叛，并強調朱元璋是“封建統治理論的代表者儒家的護法，不但要鞏固封建地主階級的既得利益，并且要建立并維持舊的和新的地主階級政權和封建秩序了”。吳晗在第四版《朱元璋傳》中把“秩序”“傳統文化”“儒家思想”“道統”前都冠以“封建”二字，暗含了對朱元璋后期一系列政治活動的否定之義。除此之外，第三版《朱元璋傳》對馬皇后進行了諸多人性化的描寫，如稱她“是一個好妻子，賢內助”“心地仁慈”“對人事事體貼周到”“每次提到父母早死，卻忍不住傷心流淚”，并說馬皇后死后宮人追念她的慈愛還作歌追頌。但在第四版《朱元璋傳》中，這些描述都被刪掉了。畢竟馬皇后不只是一個“人”，更是朱元璋的妻子，是地主統治階級的一員。從以上對比可以看出，在第三版《朱元璋傳》中，吳晗確實在許多地方對階級分析運用不夠，對中國歷史還懷有一些“溫情”，遠不如第四版《朱元璋傳》那樣冷峻。

吳晗之所以在第三版《朱元璋傳》中表現出這些特點，不能不從他的早年講起。吳晗的父親是清末秀才，吳晗從小接受的是傳統教育，熟讀“前四史”《通鑒》《左傳》等作品，受到了儒家“夷夏之辨”思想的影響。同時由于晚清排滿革命的宣傳，以漢族為中心的歷史書寫盛行一時，雖然民國建立后這種歷史書寫模式漸趨衰微，但“夾雜了漢族史模式的因子歷史書寫和歷史解釋，則比比皆是”。直到1924年，孫中山還認為元朝和清朝是中國的兩個亡國時期，把明清易代與日本占領朝鮮相提并論。魯迅也在著作中有此類表述，他說“元朝人起初雖然看不起中國人”“清朝又是外國人”“現在的外國人，不比蒙古人和滿洲人一樣，他們的文化并不在我們之下”，把國內少數民族和西方列強等同。在這種環境中成長的吳晗，不能不沾染有大漢族主義的狹隘民族思想。

孫中山著《三民主義》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蠶食中國領土，民族危機加深。發揚民族精神、挽救民族危亡成為史學界關注的重心，民族主義史學思潮蓬勃發展。顧頡剛創辦《禹貢》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這數十年中，我們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真夠受了，因此，民族意識激發得非常高。在這種意識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國通史》出來，好看看我們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樣，到底有哪些地方是應當歸我們的”。之前長期從事訓詁考證的范文瀾也作了通俗讀物《大丈夫》，并在凡例中強調“每當外力侵入中國的時候，總有許多忠臣義士，用各種方式參加民族間悲壯的斗爭……本書所舉二十余人，只是取其聲名最著”，意在以歷史上的民族英雄來鼓勵當下的反侵略戰爭。在這種情況下，朱元璋因其“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光輝事跡作為精神寄托屢被援引，受到格外重視。1936年，南京國民政府規定每年清明節對明孝陵進行祭掃，把朱元璋列為民族英雄。吳晗正是在這一時期逐漸走上學術道路的，因此他的史學研究一開始便對國家對民族有著極強的現實關懷，當時對朱元璋民族英雄形象的書寫體現在他的史學研究中。他所寫的《元代的社會》《元帝國之崩潰與明之建國》把元朝統治稱為是外族統治，認為在元代社會中，“第一層是征服者的蒙古人，第二層是最先投附從征的色目人，第三層是中國人”。而這些剝削壓迫最終導致了朱元璋等人所領導的民族革命，“這一次革命的目標是民族的解放，漢族應由漢人治理”。七七事變爆發后，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吳晗對時局更加擔憂，他曾說：“大后方真和南宋一樣，是亡國現象，但我們是中國人，有責任挽救國家啊?！彼谶@個時候開始寫作《明史》，但未能完成。這部《明史》采用之前所寫的《元帝國之崩潰與明之建國》《明代靖難之役與國都北遷》《十六世紀前之中國與南洋》等文章為底稿，并進行了一些修改，對朱元璋的積極描述更多了。如原稿稱朱元璋為“紅軍三等頭目”，在《明史》中便刪去了；認為提出民族革命的口號是朱元璋成功的基本原因；把原稿的“拉攏”知識分子改為“團結”知識分子；對朱元璋的外交政策給予了積極的評價，認為朱元璋不對外侵略但如有侵略堅決還擊的做法是中國幾千年來的立國精神，也是中國必將復興的原因所在。面臨日軍的侵略，吳晗對朱元璋的評價在提升，對其民族革命的一面更為重視了。因此在接下來的《明太祖》中，吳晗才會大力肯定朱元璋恢復民族獨立、恢復傳統文化的功績，并認為朱元璋勵精圖治，個人能力超群，執法嚴格，令出必行。即使在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對朱元璋極力苛責的第二版《朱元璋傳》中，吳晗也肯定推翻元朝是民族革命的輝煌勝利，民族主義史學思潮在吳晗的史學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烙印。

王宏志、聞立樹主編《懷念吳晗百年誕辰紀念》

新中國成立后，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研究歷史成為大勢所趨。吳晗大量閱讀學習唯物史觀著述。但與此同時，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也對此前的歷史研究做出反思。范文瀾反思自己《中國通史簡編》存在“非歷史主義”的觀點，一方面是“片面反封建”，對中國歷史上的帝王將相，沒有肯定他們對歷史的貢獻和進步作用，范文瀾所舉的一個例子便是“明太祖朱元璋從元朝異族壓迫下恢復漢族政權，也很有功勞”，但自己卻著重寫了他的專制殘暴，沒有把朱元璋在歷史上的貢獻寫出來。另一方面則是“借古說今”，以史事影射國民黨的腐敗統治。范文瀾反思的這兩個方面也正是吳晗在第二版《朱元璋傳》中所犯的錯誤。因此，如何走出以往“戰時史學”的影響，回歸史學正軌，給中國歷史以客觀的書寫，給歷史上杰出人物以正確的認識，也是當時史學界的重要任務。吳晗便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始第三版《朱元璋傳》的修改工作的。但由于這一時期正處在思想文化上的轉型時期，學習唯物史觀史學又非易事。顧頡剛作為在民國首屈一指的史學家，在進入新中國后于思想改造上也常常感覺舉步維艱，“馬列主義之精深博大……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剛之愚，實不知其可”。吳晗也難以在短時間內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在歷史研究上熟練運用“階級斗爭”。吳晗閱讀了毛澤東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他認為的“歷史唯物主義”便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將史學寫得更加通俗化、大眾化，贊揚本民族歷史上的優秀人物。這與吳晗原本的史學觀念恰好也有相通之處，于是，他又回到之前的敘述邏輯：盡管朱元璋有種種不足和缺點，但在抗擊蒙元異族統治上，他為漢民族做出了重要貢獻，使這版1955年寫就的《朱元璋傳》更多體現了其三四十年代的史學思想，與其《明太祖》幾乎如出一轍。但隨著“胡適批判”的逐漸展開，吳晗或許感到了自己思想的不合時宜，他沒有貿然出版，而是私下征求各方意見，最終也沒有將這版《朱元璋傳》公之于眾。種種因素結合，造就了這部唯一沒有公開出版的體現其“舊史學”思路的《朱元璋傳》。

王學典、陳峰著《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

1951年，郭沫若在中國史學會成立大會上作了《中國歷史學上的新紀元》，提出中國史學在六個方面的轉向，其中一個便是從大漢族主義轉向注重研究各少數民族的歷史。但1958年郭沫若再回顧這個說法，卻認為“照今天的情況看來，史學界的轉向速度并不那么快”。這也間接反映了當時的史學界存在大漢族主義思想。當時史學界還就元末農民起義的性質問題進行爭論，許多學者都肯定元末民族矛盾是社會矛盾的主要方面。王崇武認為“蒙古貴族和漢奸地主擁有廣大的土地及財富，他們和漢人的沖突，正是當時社會矛盾主要的方面”，杜烈原認為“紅巾軍的起義，一開始即以民族斗爭的主腦自居”，“事實上也起了民族斗爭的先驅骨干作用”。就連在1927年已成為共產黨員的尚鉞，他的《中國歷史綱要》在出版后也被批評將元末農民起義看作是種族斗爭而忽視了階級斗爭，并且夸大朱元璋的歷史作用，過于美化朱元璋。可見，民族主義史學思想對新中國史學界的影響不是偶然現象。

郭沫若

結語

如何理解“轉型”這一概念是理解新中國初期史學發展的關鍵。吳晗史學生命的復雜性生動展現了這一轉型的多重面貌。一方面，吳晗早年師從胡適，深受胡適實證主義史學道路影響，并未系統學習過唯物史觀，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后，他需要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另一方面，吳晗又在20世紀40年代“以筆投槍”，以史學來影射批判國民黨的腐敗統治，因此新中國成立后，他需要回歸學術理性，對之前特殊年代的史學道路進行反思和修正。同時，我們也不應該忽視吳晗作為個人的能動性，他在學習新思想的同時，由于對新中國成立的喜悅，不自覺地以元明鼎革比附新中國成立；他在反思以往的學術道路之時，由于學習唯物史觀不能一蹴而就，又難免延續了自己三四十年代的學術觀點?！靶纶呄颉焙汀芭f思想”互相交織，讓吳晗的第三版《朱元璋傳》成為新中國史學轉型時期的典型著作。理解了吳晗的第三版《朱元璋傳》，也就更能理解新中國初期史學發展的多面性。新中國初期史學界各種思想學習、思想改造、思想批判等運動的展開，即是為了集中清理以往史學中的非馬克思主義觀點，以完成民國學術向共和國學術的大轉型，這便可以解釋為何顧頡剛、雷海宗、童書業等史學家成為批判或自我批判的常客。而范文瀾、呂振羽、郭沫若等馬克思主義史家對自己以往史學著作的反思和修改，則說明共和國學術的建立也需要對以往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戰時”模式做出調整，以“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提高民族自信心、促進民族新文化的創造”。要想達成這一目的，就不能不對以往的史學發展成果進行批判繼承，這就導致新中國初期對“舊史學”尖銳批判的同時，史學界中仍然存在著以往“舊”的思想觀點。這也說明馬克思主義史學在新中國的全面確立與成熟并非與政治同步，對于新中國初期史學以及思想文化領域的連續性研究值得進一步關注。

[原文載于《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6年第1期，作者：段錦珂、王學典，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

編輯：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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