乒乓球世界冠軍容國團，1968年含憤屈死，10字遺言令人淚目

1968年6月20日，首都體育館里燈光昏暗。女隊訓練結束后，守夜的管理員四處尋人，想把新到的器材單交到容國團手里。半小時后，眾人找到的卻是那具倒懸在宿舍門框上的身體。隨身只留下一張半張信紙，寫著十個字——“我愛我的名譽勝過生命”。

消息傳出的那一刻，隊員們驚呆，老將莊則棟喃喃兩句：“怎么會走到這一步？”悲痛氣息在走廊盤旋，短短幾分鐘，再無人敢多言。有人趕去打公用電話，撥向總局，有人則呆坐原地，直到天亮。

時間撥回31年前。1937年，香港正街頭喧鬧，炮火卻已在南中國海面隱隱作響。那一年，容國團出生在一個受教育程度頗高的家庭。父親容勉之講英文也講白話，更熱衷在夜校里宣講“救亡圖存”，家里掛著孫中山遺像。這個男人常說：“國家好，個人才有命。”孩子將這句話當作兒時搖籃曲。

四歲起，茶樓后院的小乒乓桌成了小國團最愛。木質拍面粗糙，球經常磕掉缺口，可他不嫌。父親沒攔著，還笑著遞上一塊潤餅：“打吧，行行出狀元。”一句無心的話，竟像釘子，一直釘進兒子的生命。

香港中學時代，容國團背著球拍，叮叮電車里來回穿梭。1955年校際賽第三名、1956年港九公開賽第五名，成績并不算耀眼，可島內同行已開始嘴里嘀咕：“這小子手感怪誕，球落點看不懂。”有意思的是，正是那份“看不懂”，兩年后讓日本冠軍狄村伊智郎在東華體育館吞下0比2的苦果。看臺炸成了海，喊聲只有一個姓氏——容。

擊敗日本名將的新聞在廣州傳開，賀龍副委員長親自提筆致信。信短短三百字，不提待遇，只一句“望來祖國一試身手”。彼時的香港仍是殖民地，回信要用膠印紙包好從羅湖口岸遞送；三周后，少年獨自提著破皮箱過關，“一定要來看看”，他說。

1957年末，他進入廣州體育學院。白天練球，晚上練體能，老教練曾回憶：“他跑樓梯的速度，把半支隊伍都甩在后面。”這種瘋魔勁，很快在1958年全國錦標賽收到回報——男單冠軍。他跪在地板上，雙手撐膝，喘得像壞了的風箱，卻沖著看臺方向喊：“三年，世界冠軍！”

誰都當壯語，畢竟那時中國還在為金牌夢打基礎。可不到一年，布達佩斯的多瑙河見證奇跡。1959年4月5日決賽，西多一記上旋，被容國團輕撥反角，3比1，比分定格。電報回國，周恩來總理批示：迎接首個世界冠軍。那一年，他22歲。

榮耀沒讓他停下。1961年，北京工人體育館，世乒賽男團決勝局對日本，容國團連取兩分。記分牌翻到5比3，中國隊首摘斯韋思林杯。木地板被汗水浸濕，他抬手示意隊友別擁抱：“球拍別摔壞，價值百塊呢。”一句玩笑，壓住了全場的淚點。

1965年，國家隊需要一位能懂女子技術特點的教練，容國團被點名。他才27歲，換位坐到場邊。那年冬天，他把正膠、反膠與海綿厚度配比寫滿三本筆記，女線第一次拿下了世錦賽團體桂冠。年輕選手陳丹蕾后來回憶：“他給的多是細節，發力方向、拍型角度，講到手軟。”

遺憾的是，風暴來得太快。1966年之后，他的身份從英雄變成“特嫌”。球拍被下架，技術筆記被貼大字報。有人要他“交代問題”，有人要他寫檢查。他反復解釋：“成績靠訓練，不靠背景。”對話換來的，卻是隔離審查。

關押期間，舊日隊友偶爾能遠遠看見他在院子里掃地，瘦得幾乎脫形。有隊員低聲問：“教練，還練球嗎？”他抬眼只吐出四個字：“心里在練。”那一年，他三十一歲。

1968年6月，容國團上交最后一份申請，要求重新歸隊。批復遲遲未到，壓力如千斤墜壓在肩頭。20日凌晨，他取來粗繩，留下那十個字。凌晨五點，人已僵冷。

遺體火化時，骨灰盒旁放著一把磨損嚴重的球拍，膠皮邊緣參差，木柄在長年汗漬里透出淡淡堿味。師弟李富榮看了看拍柄，嘆氣：“他把自己打磨得太狠。”一句話，說完喉頭哽住。

1972年秋，原國家體委為容國團平反，恢復名譽、職務、級別。技術筆記重新裝訂發到各省市體校，成為乒乓球運動的教材之一。2009年，《感動中國》推選百位人物，他的名字位列其間。

人生能有幾回搏，此時不搏何時搏——生前采訪時，容國團說這句話時只是笑著舉拍，卻未曾想，后來竟成了永恒注腳。他的揮拍定格在黑白照片里，球拍背面那道裂紋仍清晰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