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晚年回憶：改革開放時，可惜沒將上海一把拽進“經濟特區”

1990年1月的一個陰雨午后，鄧小平在上海金陵東路的車上望向黃浦江，突然自言自語：“要是當年把上海也放進特區隊伍就好了。”身邊的工作人員沒敢作聲，只聽老人輕輕嘆了口氣。這一句“就好了”，后來幾乎成了他每到黃浦江畔都會感慨的“口頭禪”。

沿著這聲嘆息往回追溯，1978年冬天才是真正的起點。當時十一屆三中全會剛閉幕，全國上下都在琢磨“怎么干、先干什么”。鄧小平對同事說過一句玩笑味極濃的話：“改革總得找塊‘試驗田’，萬一‘長蟲’了，也好補救。”那陣子，上海并沒被放進他的“種子清單”。

為何錯過？原因并不復雜。其一，上海在1978年是全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國有企業比重大，動一下牽一片，牽一片就可能晃全國。其二，中央財政當時真缺錢，特區模式要“放權、放利”，如果把財政大戶上海“放”出去，中央會更加吃緊。其三，國際形勢正處于中美正式建交前夜，珠三角與港澳一水之隔，先讓風暴集中在南方沿海，試錯空間更大。

于是，“南頭開閘”成了必然。1979年4月，廣東省委上報“創辦出口加工區”方案，文件送到北京時，鄧小平只批了12個字：“放手干，殺出一條血路。”緊接著他又添一句：“別叫出口加工區，直接叫經濟特區。”就是這句改名，把后來的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推到了聚光燈下。

特區跑出了脈動。深圳1979年全縣財政收入僅1億元，1983年已突破5億元；珠海1980年外商投資只有3家，1984年猛增至40多家。數據雪片般飛到中南海，讓不少人驚呼“簡直像開了掛”。然而每每讀到報表，鄧小平仍會想到上海，想到那條長了半個世紀工商業肌肉的浦江兩岸。

1984年，滬東造船廠請他視察。臨別前，鄧小平握著廠領導的手說：“上海慢了，可千萬別急躁，你們底子厚，再追也來得及。”對方答：“我們就怕政策不夠活。”鄧小平嗯了一聲，沒有再說。車子發動后，他在后座低聲嘀咕：“要真讓他們活起來，得更大的‘藥’。”

回頭看上海的步伐，實際上并沒有停下。1986年，浦東新區的雛形方案已在市里醞釀，只是中央對土地、金融和外匯政策的突破點尚未想清楚，方案被“暫緩”歸檔。等到1988年南方沿海第二輪開放圈敲定，上海又一次站到門檻外。有人私下吐槽：“上海開門慢半拍。”其實鄧小平自己也急，但他更怕“一步過河踩空”，再想退就難。

1990年1月，鄧小平第三次在上海過春節。那天他在外灘綠地停留許久，對陪同的江澤民說：“上海是好牌，打遲了。”江澤民答：“好牌還在手里，打不晚。”這一來一回，僅有的兩句話，卻把決心和遺憾全說透。

同年4月，中央正式批準開發浦東。文件上的“浦東新區”六個字，像一聲長笛，吹得江面熱浪翻滾。金融、海關、土地、稅收等配套政策緊隨落地，外資源源而入。1993年，陸家嘴金融區動工；1995年，南浦、楊浦兩座大橋串起了東西岸。上海終于開始以“追兵”姿態全速前進。

若再把鏡頭拉回鄧小平晚年，他的遺憾并未因為浦東的騰飛而完全抹平。他在內部會議上坦言：“如果當年四大特區里有上海，改革的整體布局會更均衡，沿海帶動內地也許更快。”這番話并非自責，而是對“時間窗口”的惋惜——在他看來，改革就像鐵路調度，早出發一刻鐘，后面整列車都能提前。

有意思的是，他的“懊惱”同時也是對中央決策邏輯的注腳。1978至1980年間，全國財政赤字持續攀升，從29億元漲到92億元；同一時期城市人口失業率保持在4%左右。風險不小，才讓上海按下了“緩行鍵”。站在那個節點，鄧小平不敢賭也不能賭——這才是歷史的真實取舍。

話說回來，特區模式在廣東、福建試水成功后，上海拿到的是更完整、更成熟的政策包。1996年，浦東新區工業總產值突破1000億元，比1990年增長了11倍；外資項目累計合同金額超過200億美元，遠超當年深圳初期規模。由此看，“晚到”反而讓上海少走了彎路。

不可忽視的是，鄧小平的那句“早一步”依舊有啟示意義。改革發展講究勢能，浪頭來時搶得早，贏得不僅是時間，還有心氣。上海錯過首批特區，無傷大雅，卻讓全國看到“窗口期寶貴”的醒目標本。正因為此，1992年南方談話，他反復強調“膽子要再大一些，步子要再快一些”，無形中就是把上海的教訓化作了一種鞭策。

1997年2月，鄧小平與世長辭。浦東的高樓還在鋼筋交響里往上竄，陸家嘴牌樓下行色匆匆。很多業內人士議論，他臨終前最后一次關注的宏觀數據，依舊是上海的貿易額。“他可能真放不下這座城。”一位老干部回憶。倘若時光可以倒流，那張1979年的“特區名單”或許會多印一個名字，但歷史的車輪沒有如果。

嘗過遲到的苦，也迎來后來者的甜。上海在21世紀初躍升世界級金融中心雛形，特區經驗與本地優勢相融相生，迸發出新的張力。其間隱含的邏輯并不復雜：正確的方向，承擔得起的節奏，外加一步到位的配套——這才是鄧小平晚年反復強調的“改革方法論”。

換句話說，遺憾并非否定當年的選擇，而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復盤。老人家的感慨里帶著惜時，也帶著對后來人的提醒：機遇不會一直停靠原地，錯過了，就得用更大的力氣去追回。試想一下，如果當時沒有四大特區試水，上海即便早點起跑，也很難少走摸索的彎路；而若上海率先承壓，改革整體節奏可能會被拖慢。歷史常常如此辯證。

從“小心試水”到“大步競跑”，從“南頭開閘”到“浦江揚帆”，鄧小平的決斷與反思交織成一條清晰脈絡：摸著石頭過河可以，但千萬別停在石頭上猶豫。晚年的那聲惋惜，讓人記住了一個嚴肅課題——改革既要膽識，也要節拍；既要窗口意識，更要全局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