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的軍事能力如何？軍校第一名，三次戰略部署，兩次正確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清晨，皇姑屯爆炸的硝煙尚未散盡，二十七歲的張學良已在車站外接過父親遺物。這個時間節點，常被視為少帥真正走到歷史前臺的起點。自此，他被迫在驚濤駭浪中驗證自己十年軍旅所習的理論與抱負，也在一次次抉擇與失誤間留下功罪并存的身影。

回溯到一九一九年春，他甫滿十九歲，攜著“張作霖公子”名頭走進奉天講武堂。教官中有日本陸大高材生郭松齡，也有保定系名將的客座授課，課堂里充滿了日俄戰役的新式教材。張學良卻并未躲在父蔭下，始終按課堂排名拚命追趕。結業典禮那天，榜首的名字叫“張學良”，他本人卻在操場邊對著導師低聲說了句：“學生尚未學到精髓，慚愧。”這一句短短告白，倒顯得頗為真誠。

講武堂出身，使他對火力配置與后勤補給關注尤深。畢業當年，受日本陸軍特別大演習邀請，他第一次在秋田目睹步炮協同的完整流程。回國日記里留下了這樣的評語：“彼軍行止謹嚴，后運不乏彈糧，吾軍當師之。”熱血誠懇，然而紙上談兵與實戰之間橫亙著無法回避的地形、派系、政局。

第一次真正考驗發生在一九二九年的中東路沖突。蘇軍七萬，機械化程度遠高于東北軍。張學良把六萬主力拉成兩千公里長蛇陣，希望借縱深拖長對手補給線。這套思路在演習場說得過去，放在黑龍江草原卻隱患重重：缺乏裝甲支援，信息傳遞滯后，一旦被敵軍高速穿插，就蜿蜒變脆。結果三周后前線崩潰，黑瞎子島失守，九旅旅長韓光第成了俘虜。損失雖不至傷筋動骨，卻讓東北軍內部質疑甚囂塵上。

倘若說“長蛇陣”是第一次痛失先機，那么隔年中原大戰的“三路入關”則是一次光彩的勝利。張學良以電報宣布出兵，北路進山海關，中路取唐山，南路繞津浦，直逼天津。閻、馮聯軍腹背受敵，南京方面大松一口氣。軍事學院里評價這次部署為“教科書式側翼穿插”，更難得的是兩周內完成，大幅縮短戰局。可是，留給東北的兵力只剩六萬，其中多數是新練新編部隊，一場勝利在外，家門卻被悄悄掏空。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柳條湖的爆炸將東北推入另一重噩夢。此刻的張學良身背“和平剿赤”、“中原定局”兩大任務，機械化程度遠遜日軍，內部派系仍舊散漫。東三省十余萬兵力若分進合擊，未必能守住全線，然而執行“先不抵抗”命令也直接打開了山海關以外的閘口。次年一月，他在北京西山發出最后一道“全線撤退”，由此背負“東北易手”罵名。遺憾的是，這一次并非排兵不當，而是政治算計與中央命令交織，使他束手無策。

時間來到一九三三年初，熱河保衛戰再次讓他走到兵棋推演桌前。面對板垣征四郎的數萬精銳，他主張集中兵力沿長城要隘設伏，力圖拖住日軍銳氣。戰前會議上，副官問：“如果正面崩潰，側翼怎么辦？”張學良沉默片刻，只回一句：“再退也無地可退。”戰略判斷沒有錯，可惜前線將領多是臨時拼湊，協同不暢，草草十日即決。二月末，承德城破，整座熱河變成了關內與東北之間最后的失地。

接連失敗，讓少帥徹底明白，僅憑個人布陣技巧無法對沖軍備差距和政局分裂。于是他把棋盤挪向政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騾馬號角震動西京城墻，張學良與楊虎城發起兵諫。“委座若不抗戰，何以面對國人？”會晤間，張學良開門見山。蔣介石被扣，陪同參謀一度驚慌失措，卻終未見流血。此舉逼迫南京同意停止“剿共”、集中對外，堪稱其人生最后一次正確的戰略部署。雖無硝煙，卻改變了民族戰局。

單論紙面成績，張學良兩勝一敗：中原大戰的快刀斬亂麻、西安事變的兵不血刃，可對上中東路與熱河，他又難逃挫敗。評價其軍事才能，不能撇開三重枷鎖。其一，派系：東北軍分“元老”“士官”“講武堂”三股，各自盤踞，不少老將心有異志。其二，裝備：對手或機械化，或航空兵力占優，東北軍仍以野戰炮和騎兵為骨干；硬碰硬幾無贏面。其三，政令：名義上歸南京，實則需顧東京暗流，進退維谷，教科書戰術往往耗死在電報來往之間。

有意思的是，他一生最閃光的決策，恰在放下槍桿、轉向政治那一刻。西安事變后，張學良被拘幾十年，未再染指軍政，關于他“軍事天才抑或幸運將軍”的討論，遂成為史家茶余話題。若從講武堂第一名的起點衡量，其戰術功底扎實；若從結果看，則既有明珠閃耀，亦有暗礁割裂。戰爭年代，成敗從不只由一人技藝決定，他的悲喜劇，更多寫在時局狂瀾里。

如今翻檢檔案，張學良給東北軍留下的條陳仍可見精細筆觸：彈藥儲運比例、騎炮協同距離、雪季行軍時間表等，不難體會他對軍事科學的執著。然而復雜的軍政格局，讓再周密的計劃也難逃推翻、挪用、乃至誤解。張學良未能在將星璀璨的民國史上列入“名將”序列，與其個人氣質、家世負擔、時代洪流交疊密切。至此，“軍校第一名”終究化作回憶，而非桂冠。

這段歷史給后人留下一個頗耐咀嚼的事實：戰術與戰略可以訓練，政治與時勢卻往往不可控。張學良的三次重大部署，兩度踢中要害，一度慘敗，他的軍事能力既非庸碌，也難稱完備。在風云莫測的近現代中國，多數軍人都難以脫離時代桎梏，這位少帥的身影，正是此間最具戲劇性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