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的一個清晨,新余車站的站臺上,身著舊軍裝的中年人挎著編織袋,步子略顯蹣跚。沒人知道,這位看似普通的乘客兩年前還是新疆軍區的后勤部長、1955年授銜的大校甘祖昌。
誰能想到,歷經萬里長征、指揮過解放伊犁戰役的他,會在負傷休養未愈時,選擇告別軍裝,回到贛西南老家種地?
汽笛聲遠去,甘祖昌踏上了鄉間泥路。秋風卷起稻浪,他放慢腳步,伸手捻起一束稻穗,嘴角浮出笑意。同行的新余縣領導勸他:“老甘,部隊給你安排療養院,你怎么就舍得撂下呢?”他只答一句:“帶傷回家務農,不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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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村當晚,宗祠前點起了煤油燈,父老鄉親把晾板凳都搬了出來。有人問:“祖昌,你一個將軍,回來吃粗飯不委屈?”他平靜解釋,自己腦部受傷,扛不了繁重指揮,倒不如用余生替家鄉干點實事。場面竟有些尷尬,鄉親們低頭看著腳尖,沒人再勸。
第二天一早,他換上粗布衣,背著鋤頭下田。多年軍旅的豪氣,在這一刻化作深一腳淺一腳的腳印。沒干幾天活,問題來了:公社下發“插秧尺寸”——三寸乘七寸,號稱“高產秘笈”,違者扣工分。大隊支書發愁,社員嘀咕不斷,畢竟老法子是一尺見方,行走自如,通風也好。
甘祖昌把尺子放在田埂上來回比劃,皺眉搖頭。隔天,公社派來干部檢查。小伙子二十來歲,腳剛落田埂便指著甘祖昌:“哪個隊的?不打格子私自插秧,膽子不小!”
甘祖昌站直身子:“三寸七寸?行,你下田給我按這規格蒔。”
年輕干部愣了下,脫鞋卷褲,嘩啦下田。泥水沒膝,步子難移,秧苗歪倒七八成。抬頭見甘祖昌胸前褪色的軍功章,他一時臉紅:“俺……俺不知道您是甘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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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祖昌擺手:“別認人,認理。”
現場實驗擊碎了紙上談兵。半天工夫,干部氣喘吁吁爬上田埂,承認出錯。甘祖昌借勢追問:“你摸過泥巴嗎?政策離民太遠,就會陷進稀泥。” 這句話后來在公社會議上反復被提及,“先試再推”的做法也隨之寫進了生產守則。
時間向前撥到1959年。大躍進帶來口號,也加劇干旱。甘祖昌自掏薪金買來水泵,帶領社員鑿渠八里,田里終于看見清水。有人算過賬,將軍一年的退休待遇,八成都投入了生產隊。村口黑板報寫著:“勞力投水渠,老甘搭票子。”筆鋒調侃,卻透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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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可以花出去,家風卻留得更緊。那年冬天,長子錦榮娶親,親友托關系湊了十幾方杉木,只等動工。甘祖昌卻把木頭退回:“叫孩子自己掙瓦當,更踏實。”夜深,他在舊棉襖上打補丁,對妻子龔全珍說:“苦日子過多點,骨頭才硬。”
1961年初春,復員老戰友來看他。兩人沿著竹籬散步,戰友悵然:“挺身戎馬半生,歸田太寂寞。”甘祖昌望著一片油菜花田,語氣輕淡:“槍桿子保江山,鋤頭也能固江山。”這句略帶江西口音的感慨,被隨行記者記錄在小本上,不經意間成了日后學軍史時常引用的注腳。
值得一提的是,他對技術更新并不保守。1963年,農業學大寨的熱潮興起,省里調來新品種稻秧示范。多數老農心存顧慮,他卻領頭承包試驗田。收獲時,畝產超出舊種三成,縣里專門派攝影隊來取景。鏡頭前,他笑得靦腆,連連擺手:“啥先進不先進,合適就行。”
郁郁蒼蒼的山坡上,甘祖昌自己壘起的土墳距稻田不到百米。老兵們常開玩笑:“老甘是擔心死了也要守田。”他不置可否,只把回鄉十年間記的賬本遞給他們看:捐款、買機具、修橋梁……厚厚一本,全是數字,沒有一句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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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28日,甘祖昌病逝,終年七十四歲。治喪委員會的通知貼遍周邊縣鄉,悼念人流擠滿小路。有人問:“將軍留下什么遺囑?”龔全珍說,他只囑托一句,“別折騰群眾”,隨后合上雙眼。
十幾年后,村里擴建糧站,需在甘祖昌插秧試驗的那塊田里打樁。鄉親們商量再三,決定保留一畝紀念地,旁邊立了塊青石碑:“甘祖昌將軍勞動處”。那些年夏天,插秧的人仍按老法子下田,只是會悄悄看一眼石碑,像在和他打招呼。
如果翻開那本發黃的老賬本,可以看到最末一頁寫著一行小字:農業要上去,干部先下去。短短十個字,卻濃縮了他退役后全部的行動邏輯。槍聲早已遠去,水田依舊泛著微光。這位從硝煙里走出的老兵,用鋤頭完成了自己最后一次“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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