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國軍隊擁有40個集團軍，歷任總司令都是誰？

1945年8月16日的南京雨一直下。軍事委員會作戰廳里，一名參謀悄聲對蔣介石報告：“全部集團軍編制名單已核對完畢。”蔣未抬頭，只是答了一句：“八年血戰，究竟調度了多少集團軍，你心里要有數。”這一句簡單的提醒，把抗戰歲月里那張龐雜的人事與番號關系網瞬間拉了出來。

從1937年8月6日第一批三個集團軍成立算起，到1943年第40集團軍完成整編，六年間先后出現40個集團軍的番號。它們不是簡單的“1”到“40”排隊，而是不斷拆分、轉授、增補的結果。番號如接力棒，西北軍、滇軍、桂系、川軍甚至馬家軍，都先后握過它們。最典型的是第一集團軍：原本屬于宋哲元西北軍，1938年10月改為第三十三集團軍，空出的“第一”便被滇軍龍云接手，再到盧漢、孫渡，一路南撤，足跡跨越華北、華中、華南。

若僅按畢業院校統計，黃埔生在總司令席位上占了半壁江山。22位中，21人畢業于黃埔一期，唯一的“后生”是三期出身的王耀武。黃埔一期學員表面風光，背后的激烈競爭卻鮮少人提。胡宗南在1938年春天升任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是第一位坐上集團軍首長的黃埔生。那年他35歲，名義上是蔣介石“子弟兵”，但洛陽整訓支隊剛拉出時，他手頭只有一支欠編的師和若干地方保安團。

保定軍校舊部同樣不可忽視。劉峙、孫連仲、韓復榘、顧祝同，這些人早在北伐前就統兵作戰。他們后來分別執掌第二、第三、第五集團軍。保定系與黃埔系互為牽制，蔣介石借此平衡各地軍閥與嫡系將領之間的關系。一旦戰局膠著，誰也無法獨占兵權，集團軍的番號便成了靈活的籌碼。

除院校派系外，還有地域標簽。桂系對外歷來強硬，可在集團軍層面卻只能分到幾個“二線”番號，譬如第二十七集團軍的楊森，以及第三十五集團軍的李漢魂。原因很現實：廣西地盤小，兵源有限，抗戰爆發后不得不把嫡系師團拆散并入中央軍序列，番號雖響，卻多為“空中編制”。

值得一提的是，兩位總司令沒能走下戰場。1940年5月，在湖北宜城，張自忠率第三十三集團軍孤軍迎敵，壯烈殉國；1944年5月，在湖南衡陽，李家鈺指揮第三十六集團軍阻擊日軍突進，同樣以身殉國。兩次犧牲，改變了當地日軍的進攻節奏，也令蔣介石不得不提前啟動后備干部遞補計劃。

若把40個集團軍放進時間軸，可發現三個明顯高峰：第一波是1937年8月至9月，淞滬會戰剛打響，一口氣成立了十余個番號；第二波是1938年初到同年10月，武漢會戰過程中反復增兵，對應著二十幾個集團軍陸續登場；第三波是1939年至1940年，為了應對華南、華中戰局的多線擴散，新建六個集團軍并重組了多個舊番號。

這些部隊的規模大多圍繞十萬左右浮動，下轄兵團或軍、師，按理說相當可觀。但受限于補給、交通與訓練水平，真正能保持滿員且戰斗力持續穩定的屈指可數。有的集團軍開拔時擁有步兵18個師，可三個月后就只剩不到原編制一半；有的番號成立尚未滿月，三個主力師就在會戰里被打散，只能再向后方要人重組。

指揮體系同樣一再調整。早期的集團軍多兼作戰區或戰區副司令長官部，權力大卻易與兄弟部隊扯皮。1939年夏，陸軍總部頒布“新編制案”，把集團軍改稱“軍團”，試圖拆分兵團司令部與戰區指揮部的重疊。文件印發后不到一年，前線卻因為聯絡不暢，出現“軍團不管軍團”的尷尬，最后仍沿用舊制，只在個別要地試行新法。

兵員補充依賴西南、西北大后方。以第二十集團軍為例，商震率部自山西南撤后，殘存主力被送往黔貴一帶整訓。直到1942年初，在滇緬公路修通、物資略有起色的間隙，這支部隊才恢復兩個整編師戰斗序列，隨后赴緬北支援史迪威。抗戰進入相持階段，類似“涅槃重生”的例子屢見不鮮：王敬久接手第三十二集團軍后，將江西、福建地方部隊合編為新序列；劉戡接掌第三十六集團軍時，甚至以西進維穩的名義到酒泉動員馬步芳借兵。

談到番號，不能忽略“紙面軍”和“調額軍”的差別。檔案顯示，1943年后新設的第三十七、三十八、第四十集團軍多以騎兵旅或保安師為骨干，名義上可增編至十五萬人，實際僅有三四萬。日軍“豫湘桂會戰”期間，第三十八集團軍的董釗曾向陸軍總部告急：“人槍僅半數，大炮全無。”這封電報后來被視為判斷華南戰區戰斗力的參考。

戰事越延長，人事調整越頻繁。韓復榘、劉峙、于學忠等因失利去職；蔣鼎文、周嵒等數度回任；薛岳曾先后統轄第十五、第十九集團軍，兩度出川，又兩度回粵。在復雜的黨政軍關系下，“總司令”并非純軍事頭銜，更像協助上峰平衡各方的樞紐。有人因能力被破格提拔，有人則因派系背景被緊急借用。

縱覽全局，40個集團軍涉及的主要會戰可分三類：廣域機動作戰，如淞滬、徐州、武漢；持久陣地攻防，如長沙、臺兒莊、棗宜；異域遠征作戰，如緬北、印緬戰役。參戰名單幾乎覆蓋全部番號，唯有第三十九、第四十集團軍因成立時間及駐地任務特殊，未與日軍主力正面交鋒。

數字背后，還能看到軍人年紀的急劇年輕化。抗戰爆發時，宋哲元和韓復榘年逾五十；到1944年夏季，已經有不到四十歲的劉戡、王耀武坐鎮集團軍。八年烽火，將領平均年齡硬生生被戰火拉低了近十歲，這是艱難歲月里的人事必然，也是中國軍隊“新舊交替”的突進式過程。

如果把這些集團軍比作大河里的船隊，那么轉授、整編、裁撤，恰似不斷變換河道的激流。抗戰最終取勝，除了國際形勢使然，更得益于這支“不完美卻從未倒下”的陸軍織出的持久戰網。正像美國戰略家魏德邁在回國報告里寫的那句評語：“Chinese Army is fragile yet unbroken.” 對于40個集團軍和他們輪替的百余位總司令而言，這句話再貼切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