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臺海危機，我軍一位少將向臺方泄密：大陸打的是空包彈

1996年3月5日清晨，東海上空云層低垂，北部戰區某雷達站的屏幕上一串光點正迅速向臺灣海峽方向移動。值班軍官下意識捏緊了耳機，他知道，代號“96－B” 的實兵演練已經進入關鍵階段，卻不知道，這場關乎民族尊嚴的較量里，機密正在暗處悄然外泄。

那一年的春天，本應平靜的海峽被一枚枚“東風”激起了波濤。此前的1995年末，臺島方面高調操作“李登輝赴美”鬧劇，大陸繼而宣布分三批實施導彈發射與實彈射擊演習，意在告訴外界：分裂不得人心。然而，軍事動作尚未全部展開，李登輝卻搶先對媒體宣稱：“北京只是在嚇唬人，他們用的是空包彈。”信心滿滿的口吻，背后分明暗示——臺北握有一手“內幕資料”。外交和安全部門立刻警覺：是誰在對岸遞出了鑰匙？

破案的線索并非來自前線，而是源于一次不起眼的行蹤排查。國安系統發現，早在演習前幾周，北京、廣州等地的電話與加密傳真出現異常呼叫，且信號尖銳集中指向臺北情報站。進一步深挖后，一張隱秘多年的諜網緩緩露出水面，核心人物赫然包含兩名身居高位的現役軍官——少將劉連昆與大校邵正宗。

故事要從七年前說起。1989年深秋，北京會議室的落地窗外梧桐葉紛紛，時任總后軍械部工廠管理局局長的邵正宗接待了一位自稱想“合作辦廠”的臺商張志鵬。幾次觥籌交錯后，張志鵬看準了這位局長敏銳的“生財之道”，借口海外投資奉上厚禮。邵正宗本就操心退休生活，一番斟酌后打開了心門。臺灣情報部門在內部給他取了個代號——“少康一號”。

臺諜頭目們很快發現，僅靠一名臨近退役的老局長遠遠不夠，他們還需要更高層的耳目。邵正宗想到了老友劉連昆。后者當時已是總后勤部軍械部副部長，官至少將。遺憾的是，這位出身軍工技術系統的將領在1988年因經濟問題被通報，仕途自此按下暫停鍵。郁郁不得志加劇了他對組織的不滿，也讓他成了“最易突破的那一道門”。

1992年初，珠江邊的一間小茶樓里，邵正宗把臺方承諾寫在煙盒背面遞給朋友：“每月三千五美金，情報一份一價，外加‘退役后出國養老’的保障。”劉連昆沉默片刻，只丟下一句：“人往高處走，這賬我認。”從那天起，他成為密寫文件中的“少康二號”，而那枚“鑰匙”也被對岸悄悄握緊。

接下來幾年，劉連昆的“效率”令臺灣情報部門大感驚喜。會議記錄，他用袖珍錄音筆扣在軍帽里；作戰方案，他深夜復印后用快遞暗號寄往香港中轉點。據后來審訊材料統計，1992年至1995年，他先后交出涉及戰區兵力部署、后勤補給、導彈試射參數等情報數十件，所獲報酬逾二十萬美元。對方甚至授予他一枚金燦燦的“少將軍銜”徽章，象征對“友軍”的禮遇。

最致命的一次，發生在1995年11月。中央軍委召開機密會議，決定1996年3月的東部戰區演習中只發射無戰斗部的導彈，以示克制。這一消息，被劉連昆以錄音帶和手寫摘錄的方式送往香港九龍塘的某郵箱。三個月后，李登輝便在電視鏡頭前用自信的笑容宣稱“對大陸導彈參數了如指掌”，進一步壯膽“臺獨”選舉。可以說，臺海緊張氣氛陡升，劉連昆功不可沒。

然而，越是囂張的自信，越容易露出破綻。李登輝多次公開談及導彈落點與戰斗部參數，細節之精準，令北京反諜部門幾乎立刻鎖定信息來源只可能出在掌握核心火箭軍數據的極少數將領之中。調查員們悄悄查驗通信記錄，監控可疑賬戶，一張蛛網漸成形。1997年春，邵正宗的妻子以“投資房產”為由，將大額外匯轉出內地，資金流向新加坡；而劉連昆的子女在香港新購置物業也被掌握。線索條條指向同一件事：叛國利益交易。

1999年5月，審查風暴悄然掀開。劉連昆在家中被帶走的那晚，只說了一句：“我這輩子走錯一步，剩下的全毀了。”同日，邵正宗在西山療養院心臟驟停，被緊急送醫后仍難逃法網。兩人受審時，面對證據，曾對辦案人員囁嚅：“只是想找條后路。”他們沒想到，所謂后路，早被對岸在消息走漏之時就順手抹去。

臺軍情局內部后來披露，被稱為“鎮山之寶”的“少康計劃”至此宣告破產。十余年苦心經營，只為換得幾份情報，卻在關鍵時刻因情報泄露過于露骨而功虧一簣。島內媒體痛斥情報部門“賠了夫人又折兵”；而兩岸軍情戰線卻從此開始了更嚴密的博弈。

回到1996年那場驚心動魄的海峽對峙，人們或許很難想象，如果演習真被對手準確把握，萬一敵方遂行誤判，戰火極可能升級。從軍史角度看，“空包彈”決策本是政治與軍事雙重考量下的克制示范，卻因為叛徒的存在，差點演變成嚴重的戰略風險。

不得不說，情報戰比炮火更隱秘也更殘酷。外敵固然可恨，內部之患更讓人唏噓。劉、邵二人本可在軍旅生涯畫上平穩的句號，卻在金錢與地位誘惑下撕毀誓言。1951年入伍的劉連昆穿過抗美援朝后方的硝煙，如今卻因一枚外匯支票把榮譽賤賣；1930年代出生的邵正宗，對著戰功章長嘆，卻最終在法庭刑欄中步履蹣跚。

值得一提的是，審理此案期間，有審訊人員問劉連昆：“你后悔嗎？”劉搖了搖頭又點頭，低聲道：“晚了。”短短兩個字，講盡悲涼。

每一次間諜案的背后，都折射出國家安全鏈條的脆弱環節。反諜并非影視劇里的追車爆破，而是日復一日的賬單比對、通話偵收、心理博弈。1999年之后，解放軍完善了高層保密承諾制度，分級情報流向被再次梳理，涉密載體管控更趨嚴苛。可以說，劉連昆的慘痛教訓，為后來諸多保密條令增訂提供了直接案例。

試想一下，若無劉、邵里應外合，臺灣方面很難在國際場合放出“空包彈”這句幾近實錘的話。也正因為這一口“狂言”，他們自己摔碎了碗。歷史常常詭譎：叛徒渴望借外力改變命運，最終卻被外力拋棄。臺情報局在解密文件中寫道：“與其說少康計劃失敗于內地偵察，不如說死于李登輝的嘴。”諷刺意味不言而喻。

就此案件本身，無論是貪念作祟，還是對組織不滿，終究掩蓋不了背叛國家的事實。劉連昆、邵正宗站在法庭上的那一刻，胸前的軍功章與腳下的鐐銬構成強烈反差——榮譽與恥辱之間，只隔著一條黑色的欲望縫隙。

臺海危機落幕已久，文件塵封的字跡漸舊，但線纜背后仍有無聲較量。保衛機密，既靠制度，也靠人心。一個失守的靈魂，足以撬動數十枚導彈航跡；一個漏洞被堵住，方能讓千萬人安枕。歷史給出了冷峻答案，也提醒后來者守住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