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他們幾位被提拔太快，壓力很大？上級讓他們不要有負擔

1969年4月，北京人民大會堂的水晶燈映照下，身著將星肩章的李德生站在會場一隅。此前，他不過是馳騁江淮的十二軍軍長，如今卻成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座次前移，視線中滿是熟悉的戰友和長輩。會前，主持人悄聲提醒他：“別緊張，照平時匯報就行?！崩畹律c點頭，心里卻免不了嘀咕：幾步并作一步走，會不會走得太快？

新中國成立后，部隊戰事驟減，職務晉升一般講求循序漸進。可到了六十年代，一連串變革讓軍隊出現大批“火箭式”提拔。老資格的元帥、大將逐步退出一線指揮，必須有人頂上。在這輪“接班”浪潮里，李德生、馬寧、張逸民、宋清渭四位名字先后躍入各級任免公報，他們的履歷表層層加碼，也帶來了難言的壓力。

李德生的戰功不用贅述?？谷諘r，他二十二歲就當營長；解放戰爭打到淮海，他率師穿插，咬住杜聿明兵團，為二野立下頭功。1967年，中央調十二軍進駐安徽收拾武斗殘局。他三令五申：不開一槍，不放一炮；先穩民心，再理秩序。短短幾個月，合肥街頭刀槍入庫、師生復課，毛主席批示“可以推而廣之”。隨之而來的，是省革委會主任、安徽省軍區司令兩頂新帽子。

新的擔子壓得人背直。一次碰頭會后，李德生對在京老首長陳錫聯低聲說：“我能力有限，怕誤事?！标惻呐乃绨颍骸案刹烤褪窃谑律夏コ鰜淼?，別怕?！彪S后，他被調進國務院業務組、軍委辦事組，又兼任總政主任、北京軍區司令，1973年更升任副主席。晉升速度讓許多同齡將領目瞪口呆，他自己卻常掛念“如何不辱使命”六個字。

與李德生頗有淵源的空軍飛行員馬寧，在同一輪人事變動中也“飛”得很高。1930年生的他，抗美援朝時就是噴火降炸的王牌機群骨干，回國后長期在蘭州軍區空軍任職。1973年，中央要選一名“能飛、懂現代空戰、熟悉西北空情”的大軍區空軍司令。符合三條的，只有馬寧。北京來電時，他正在敦煌野外訓練。話務員找到他，他還以為是調休命令，聽明原委后脫口而出：“我怎么能行？聶鳳智司令比我合適！”結果卻被一句“組織有安排”堵了回去。從副司令一躍坐進八一大樓，連升三級，馬寧晚上拿著任命電報對警衛員感嘆：“飛行員怕失速，我這算不算‘升力過大’？”可是兩個月后，他就在首都機場組織首次高原空中加油演練，一舉打消質疑。

海軍的張逸民，也在同一時期迎來轉折。1950年，他還是東海艦隊快艇大隊一名中尉艇長。1954年“東山海戰”，張艇率兩條魚雷艇悄然迂回，一舉擊沉對手旗艦。此后十年，他的軍銜像跳格子一樣升：上尉、大尉、少校、上校；職務也從艇長到支隊政委，再到基地政委。1968年底，海軍黨委決定讓他直接出任東海艦隊某基地正軍職政委。那一夜，張逸民坐在碼頭燈塔下，望著遠處的護衛艦燈火，嘴里嘀咕：“這么多跟著我打過仗的老兵，還得叫我首長，合適嗎？”海政副主任丁一平打電話安慰：“海上不看胡子花白，看誰能把舵盤穩?！睆堃菝裼谑巧先?，隨后主抓導彈快艇換裝，推進電子對抗訓練，幾年下來，東海艦隊的小艇部隊換了新模樣。

如果說前三位多少沾了戰功余熱，宋清渭的崛起則更像和平年代對“復合型政工骨干”的急缺。1929年生的他，1954年復員回到福州軍區機關，從檔案員到組織干事，文件寫得漂亮，可他心底惦記的是沙場。1963年，他主動請纓下連管班，后轉任某團政委。兩年后，爬雪山、過草地的老兵仍握兵權，宋清渭在師政委位置靜靜磨煉。1970年，軍區決定提他當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剛一談話，他卻提出再去部隊鍛煉，理由樸素：“戰士不熟，怎么做工作？”領導被拗不過，索性把他發到前線擔任軍副政委。十三年時間，他從副軍到正軍，再到軍區副政委，腳印落在閩西、閩東海防線。說慢不慢，說快也真快。

四人各有來路，卻有一個共同點——都曾在接任之初“發怵”。原因并不復雜。其一，軍隊講究官兵跟著旗走，旗桿得夠穩。驟然超車，身后少不了議論。其二，和平時期，戰功稀缺，資歷成了評判硬杠桿，輕松跨級往往被視作“非典型”。試想一下，曾經浴血奮戰的老連長，如今要聽命于自己昔日的“小學徒”，心理落差可想而知。其三，六十年代政治氛圍特殊，風向一日三變，新官若無定力，極易顧此失彼。

上級如何化解這份壓力？辦法并不神秘。一是把方向擺正——“信任不是獎賞，是一種責任”，先讓被提拔者認清大局。二是及時“補課”——李德生到北京，好幾位中央老同志輪番約談，給他講黨內程序、國務院系統運轉。三是搭班子——馬寧到空軍后，副司令員改由老飛將聶鳳智、曹里懷輔佐；宋清渭進軍區，身邊便多了與他年歲相仿的參謀部參謀長耿飚。這些組合既穩定了老同志情緒，也給新任者留下學習通道。

不得不說，那個年代的快車道并非“橡皮圖章”。中央專門下過硬指標：一線帶兵打過仗、懂業務、身體能扛，缺一不可。如若表現不佳，撤職同樣迅速。北京軍區某高炮師師長就因訓練掉隊，兩個月內被李德生摘掉肩章；馬寧上任三個月即組織空軍師旅對抗，若成績不達標，隨時有被換掉的可能。換言之，“快提”與“快撤”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塌實干事才能化解質疑。李德生在1971年接手總政半年內，完成軍隊院校復課、戰士家屬探親等八項久拖未決的議題；馬寧推動空軍低空突防課目，長機、僚機雙座放單飛，次年便在西北戈壁試射空空導彈成功；張逸民把海軍快艇戰術手冊整編成《近海突擊要則》，成為全軍通用教材；宋清渭則主抓基層政治教育，一句“軍事訓練離不開政治掌舵”成了福州前沿師團口口相傳的家常話。

也有人質疑，短期提拔會否削弱部隊穩定？歷史留給了清晰答案。1979年對越自衛還擊作戰，李德生坐鎮總前委，指令迅捷；空軍的合成支援、海軍的近岸封鎖都證明此番用人并非心血來潮。事實上，六十年代中后期的干部更替，為八十年代軍事體制改革埋下伏筆，新一代指揮員提前經受了大考。

誠然，任何時代的用人，都無法杜絕非議?？蓮倪@四位的經歷能看出：和平時期出現的“過快晉升”，大多緣于客觀需要與個人能力的交匯，而非單純“拔苗助長”。上級一句“不要有負擔”，其背后是成千上萬官兵的期待，也是組織對未來戰爭形態的前瞻。

時代的車輪不會停車等待。那個烽煙漸息的六十年代，需要新的旗手；而旗手們能否把握住時代交付的旗桿，只能靠實干說話。李德生們的故事說明，機遇從不缺席，缺的是在關鍵關口敢不敢接招的勇氣與本事。而這，恰恰是軍人畢生的修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