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國軍闖入解放區，對我軍戰士說：快向首長報告，我是代號902

1947年9月25日深夜，沈陽特務機關的電臺突然安靜了幾秒，又迅速恢復嘈雜，一場以“清理內奸”為名的搜捕行動隨即展開。警報聲蓋過了街頭的梆子聲，這一點細微異常，讓保安司令部機密室的少將參謀趙煒警覺：該走了。

趙煒把散落桌上的幾份作戰計劃隨手塞進爐火，火光映著他略顯疲憊的臉。有意思的是，走出辦公樓時，他仍保持軍帽端正，步伐穩健，就像去參加一場普通的點驗。沒人想到，三小時后，這位少將會消失在沈陽北門外的黑夜里。

兩天后，一張追捕令貼滿了省城墻壁。署名的，是新上任的保密局分處長。趙煒早年讀過那人的筆跡，一眼就認出真偽，他冷笑一句：“來得挺快。”一句話出口，意味著再無回頭路。

時間往前推到1937年，趙煒還只是河北文安縣一個闖關東的窮小子。日軍炸毀村口的土橋，他第一次感到戰爭離自己這么近。試想一下，麥田被燒得漆黑，餓得眼發直的少年能選的路并不多——要么流亡，要么拿槍。

次年，桂林黃埔分校招生。趙煒靠著一口河北腔在考官面前背完《軍人讀本》，破舊長衫里只有兩枚銅板，仍被錄取為第十六期學生。開學典禮上，他被選為旗手，站在操場中央舉旗的那一刻，他記得蔣介石抬手敬禮時說的八個字：“為國奮斗，死而后已。”

1939年畢業，憑第一名的綜合成績領到“將軍劍”。那把劍如今存放在南京軍事博物館，很少人注意到劍鞘背面刻著縮寫“Z.M.”——趙敏，那是他未更名前的字母。不得不說，“將軍劍”給趙煒帶來的，并非一路暢通的仕途，而是一連串抉擇。

進入第十三軍預備團后，他的主要職責是訓練新兵。李宗仁視察時夸了一句“將才”。然而前線缺糧缺彈，輪不到預備團露臉。趙煒憋得慌，干脆結伴幾位同學私赴西北。軍紀處分沒落下，前線卻拒收“逃兵”，尷尬得很。

就在此時，老同學朱建國遞來一張火車票，帶他住進自家四合院。朱建國表面是國民黨政治部少校，實際上是中共地下黨員。院里堆滿了繳獲的《共產黨宣言》《大眾哲學》，趙煒白天操槍，晚上翻書，腦子里漸漸有了別的想法。

1941年秋夜，朱建國開門見山：“如果有一天，你愿意把槍口抬高一寸，就來找我。”這句半真半假的邀約，讓趙煒徹夜未眠。幾個月后，他通過地下黨負責人王石堅的考察，以代號“902”正式入黨。

部署很簡單：回到國民黨內部，繼續升遷。1947年春，趙煒被調進保安司令部機密室，負責傳遞絕密電報。他利用職務便利，把遼南戰役兵力部署、后勤調度、電臺波段一并送出。那一次，我軍在大北岔設伏，殲敵五千，靠的正是“902”提前遞出的線路圖。

同年五月，趙煒炮制了一份蓋章齊全的“高原集結令”。國軍兩個師被晾在荒坡，后勤脫節，作戰計劃被迫取消。保密局派人調查，文件簽字真實無誤，無從下手。明里暗里，許多人猜測機密室出了紕漏，卻始終沒有證據。

九月初，沈陽電臺相繼被破譯，朱建國等人被捕。趙煒撥通作戰科新科長電話，隨口編了一個地址，電話那頭急切重復：“再說一遍，慢點。”他立即意識到，自己也在名單上。那天夜里，他換下星徽領章，步出后門，只帶走一張小地圖、一支駁殼槍。

十月初的遼北雨水多，官道泥濘，他不敢走主路。餓極時，就到農戶家借宿，自稱給部隊尋糧秣。農戶遞來一碗高粱米飯，告訴他：“前邊十五里就是解放區封鎖線。”趙煒道聲謝，趁月色繼續趕路。

1947年10月16日拂曉，遼東某村口，兩名巡邏的解放軍戰士發現一名穿國軍制服的陌生人踉蹌而來。戰士們舉槍喝止。趙煒舉起雙手，用沙啞的嗓子說出一句對話：“同志，快向首長報告，我是代號902。”這十個字，讓槍口抬高了一寸。

短暫審查后，遼東分局將情況電話報告司令員肖勁光。肖勁光在電話里沉聲吩咐：“保護好同志，檢查傷勢，安排休整。”數小時內，趙煒身份得到全面核實，歷次情報記錄同無線電臺密鑰一一對應，差錯為零。

幾天后，陳云在遼東分局辦公室接見趙煒。陳云問：“潛伏多年，可曾后悔？”趙煒回答：“只恨暴露得晚，讓敵人跑了幾步。”短短一句，倒像老兵間的寒暄，卻也點明了代號“902”的全部意義。

1949年以后，趙煒調入軍事情報培訓部門，從教材編寫到教官授課，他把黃埔時養成的嚴謹作風挪到新崗位。有學員回憶：“老趙講敵臺破譯，一根粉筆能敲碎講臺。”這種較真，直到晚年也沒變。

關于這位少將的傳奇，人們往往記住那把“將軍劍”，卻忽略了他闖入封鎖線時的那句自報代號。戰場勝負常在暗處，一紙假命令，一次電波接頭，就足以改變前線走向。代號“902”留下的，正是這樣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