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列強要求中國承認數億兩白銀的欠單，主席大手一揮：不還

1949年10月初的北京夜風凜冽，天安門廣場上彩旗猶在，禮炮余音未散。就在這座城市的西郊，幾名外國使館代表抱著沉甸甸的檔案袋，準備遞上一份寫滿數字的“舊賬”。

那是一張驚人的清單：合計超過十三億兩庫平銀，換算成當時的美元足夠買下半個倫敦。英、美、法的代表語氣平靜，卻帶著理所當然的篤定，他們相信新政府和晚清、北洋、國民政府一樣，會繼續埋單。

呈報文件那天，周恩來仔細翻頁，隨手寫下批注：待主席裁示。第二天清晨，雙方在香山校閱臺舊址旁的小會議室里再碰面。毛澤東只說了一句：“債歸原主，新中國不認。”一句話砸下，空氣頓時凝固。

列強外交官顯然沒料到會聽到“拒絕”二字。有人低聲提醒同伴：“也許只是談判姿態。”然而很快，他們發現這不是姿態而是底線。

欠單的歷史得回溯到一百多年前。1842年《南京條約》寫下第一筆賠款兩千一百萬銀元，列強嘗到甜頭后，幾乎每十年就逼清廷再簽一次不平等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辛丑條約》……條款越寫越長，數字越滾越大。

僅1901年的庚子賠款，就高達九億八千萬兩白銀，分三十九年償付，本息合計近十七億。為了按時付錢，清政府把關稅、鹽厘、田賦一一抵押。用當時官員的話說，“把朝廷骨頭都賣了也未必夠。”

進入民國，北洋政府缺錢造兵艦、修鐵路，轉向列強貸款，條件是繼續承認舊約。財政部先后發行了“煙酒稅擔保借款”“鹽稅擔保借款”，背后皆是洋行和外資銀行。賬越滾越大，像雪球從山頂一路碾壓到底。

蔣介石掌控南京政府后，一度想談緩，但1931年“金圓券”試水失敗，他不得不重返老路，甚至在淞滬會戰炮火轟鳴時，財政部仍按月向日本匯出賠款。此事經報紙披露后引發學界痛斥，輿情如火，國府這才勉強停手，卻已傷透民心。

因此，當1949年的新政權宣告獨立時，列強焦躁不已。美國國務院的內參直接提醒白宮：“若讓中共徹底撕毀舊約，恐成多米諾骨牌。”英國殖民部也擔憂香港轉口貿易的既得利益。

有意思的是，最先嗅到變化的是蘇聯。1949年12月毛澤東赴莫斯科，與斯大林會晤時直言：“旅順、大連的特權必須終結。”斯大林沉默片刻，旋即點頭，答應五年內撤軍。對莫斯科而言，這是一筆交換：放棄部分在華利益，以換取戰略同盟。

西方卻不愿輕易松手。1950年5月，聯合國某次會議上，美、英代表再次提及“前清債務”，要求中國“以負責任政府自居，就應承繼債務”。周恩來遞交照會，回答依舊：“一切掠奪性賠款概不承認。”

緊接著，制裁大網迅速張開。對華貿易禁運、凍結在美資產、限制銀行結算，尤以香港為跳板的物資封鎖最為嚴厲。英國殖民地當局在九龍碼頭張貼通告：凡向內地出口戰略物資者，最高可判無期。

試想一下，一個剛結束戰爭滿目瘡痍的國家，外匯儲備寥寥無幾，還要面對西方“經濟核打擊”。不少觀察家當時斷言，幾年內北京必然就范。然而事實截然相反。

農村推行土改，戰場上抗美援朝，工業部門開啟大規模蘇式援建，“兩彈一星”科研小組悄然成立。外匯不足，就發展外貿多元化；機械缺口，就拆舊機器修；連上海洋行舊倉庫里躺了幾十年的二手設備，也被工程師們搗鼓得重新開動。

值得一提的是，對真正平等互利的債務，新政府并未逃避。1961年，中蘇關系惡化，克里姆林宮急切要回八十六億盧布貸款——那是抗美援朝期間引進的武器和一百五十六個工業項目的成本。國內正遭遇嚴重自然災害，但中國依舊按期分五年還清，這段履約記錄至今仍被俄羅斯經濟史學家當作注腳。

“我們不欠強盜的錢，朋友的賬要算清。”1954年，毛澤東在懷仁堂接見亞非代表時如此比喻。短短一句，既是態度，也是邏輯。

新中國把拒絕舊債寫進了第一部憲法的序言，向世界宣告：歷史的鎖鏈到此為止。英、美、法最終還是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先后承認新中國，舊欠單被束之高閣。那些發黃的賬本，如今靜靜躺在倫敦公文館、華盛頓國家檔案館的深處，再無人提及。

回望這一決定，很多經濟史專家至今仍感到驚嘆。假如1949年那張債單被接納，中國財政將背負相當于當年全國一年半財政收入的外債，建設計劃很可能被迫擱淺。拒絕，是關乎存亡的理性選擇，更是一場關于主權尊嚴的宣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