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蔣方良最后一次露臉照片，頭發花白，隨身攜帶氧氣袋

車子駛向大溪陵寢，路不長，卻比她一生任何航程都沉重。陪同的護理提醒她調整面罩，她輕輕點頭，氣流經過導管發出細微聲響。十七年前，她在同一條道路上送別蔣經國；如今空氣潮濕，輪胎碾過積水的聲音仿佛在替她回憶。

時間倒回到1925年11月，莫斯科的雪剛落下第一層。蔣介石為了讓兒子接受“新的世界觀”，把17歲的蔣經國送進莫斯科中山大學。沒人想到，這段留學路會帶來一位俄國兒媳——芬娜·伊弗謝耶娃。那時的她不過九歲，還在烏拉爾一個簡陋木屋里跟姐姐相依為命。

1932年初春，烏拉爾重鋼鐵廠技校招生最后一天，一位高個姑娘氣喘吁吁闖進辦公室：“我來晚了，可以補填嗎？”負責錄取的蔣經國愣了一秒，笑著遞上表格。就因為這句俄語里的懇求，兩條并不相交的軌跡開始交匯。有意思的是，芬娜根本不曉得面前這位黑眼睛的青年，竟是中國軍閥領袖之子。

廠里的工資不高，兩人常把周末留給冰湖和單車。蔣經國寫信回國說：“有風雪，但心里暖。”1934年5月，兩人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登記結婚，證婚人是車間工友。次年，長子蔣孝文降生，喜悅剛露頭，烏云就壓下來。蘇共中央認定蔣經國“出身復雜”，撤職、取消候補黨員資格，一家三口只靠芬娜在軋鋼車間的薪水度日。

6個月的拮據像鐵屑一樣割人，卻沒能割碎夫妻感情。蔣經國后來提筆回憶：“若非她，我撐不到春天。”1937年3月29日，他們攜子踏上駛往上海的郵船。同日恰逢蔣經國28歲生日，寧波溪口鞭炮聲與母親毛福梅的哭笑交織，蔣方良這個中文名，也在那天確定。

回國后，蔣方良拼命學寧波話，三個月就能與鄰里閑聊；蔣介石半信半疑，直到發現兒媳能流利說“角蒸粽子”，才放下戒心。1949年5月，全家隨軍機抵達臺北松山機場。她以為換座島嶼，日子不過重新來過，沒想到從此被推向深深院墻中的靜默。

蔣經國討厭夫人公開露面，更不準“打麻將、擺排場”。一次，高爾夫球場外停了兩輛車，他疾言厲色：“陣仗這么大，像哪樣！”蔣方良執拗回應：“只三四個人隨行。”話音未落，丈夫已吩咐換成國產轎車。后來有人見她再也沒摸過球桿，這段插曲便成了圈內傳聞。

1987年1月，蔣經國病榻，蔣方良守在床邊幾乎滴水未進，終因勞累誘發心臟病。翌年1月13日清晨6點55分，蔣經國逝世。自此，七海寓所常能聽見輕輕的開門聲——她習慣深夜摸進丈夫書房，撫一撫舊墨跡，再輕輕合上抽屜。

更沉重的打擊接踵而來。1989年，長子蔣孝文病故；1991年，蔣孝武在榮總醫院離世；1996年，小兒子蔣孝勇也走了。八年里送走三子，親友曾勸她節哀，她只搖頭：“沒有母親學得會這種功課。”一句話說得輕，卻像鐵釘扎進木板。

1994年，她突發腦缺血中風，語言功能受損，只能靠俄語片段和手勢溝通。偶爾清醒，她把孫輩叫到床前，反復叮囑：“做生意，別做官。”年輕人面面相覷，卻也聽懂了老人對政治世界的警惕。不得不說，這或許算她最后的堅持。

鏡頭回到2004年12月。陵寢臺階濕滑，護衛把輪椅抬上平臺。蔣方良用顫抖的右手，從毯子下掏出一束白菊，細細理順花瓣，輕輕擺在大理石前。停留不到十分鐘，她示意返程。車門關上的瞬間，有記者捕捉到她微微抬頭，似乎在確認天空的云層，又像是在尋找另外三張熟悉的面孔。

同年12月15日凌晨2點05分，臺北榮民醫院傳來消息：蔣方良因肺腫瘤引發呼吸衰竭去世。遺體隨后移入二殯冷室，蔣家晚輩按俄式東正教儀軌守夜。三天后，骨灰由蔣孝勇之子蔣萬安護送，與蔣經國合葬大溪頭寮。至此，一段跨越兩大洲、歷時近八十載的生命軌跡，終于停在山城的松柏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