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1300年,大清近300年歷史,天府之國四川竟只出了一位狀元!他出身寒門世代務農,殿試考卷被主考官定為第三名探花,卻因策論開頭八個字,讓光緒帝看后熱淚盈眶,當場拍板:
一句反問,改寫了這位四川舉子的命運,也讓他成為清代川籍狀元獨一人。這八個字究竟有何魔力?竟能讓郁郁不得志的光緒帝為之動容,破格欽點狀元?這位寒門學子,又憑什么在萬千舉子中脫穎而出,成為帝王眼中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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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駱成驤,一位被后世稱作“布衣狀元”的傳奇人物,他的故事,藏著寒門士子的傲骨,藏著晚清朝堂的無奈,更藏著一字抵千金的家國情懷。
駱成驤也從未辜負父親的期望,自幼便顯露出過人的天賦,聰慧好學不說,更因看遍了底層農民的艱辛,早早立下了匡扶社稷的遠大志向。9歲那年,他跟著父親遷居成都,進入錦江書院拜師學賦,筆墨紙硯為伴,寒來暑往不輟;17歲參加資州州試,一舉拿下秀才第一名,成了當地人人稱道的“案首”,也深得知州高培谷賞識,被推薦到四川最高學府尊經書院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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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尊經書院,駱成驤遇到了一生的恩師:山長王闿運,也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同窗謝泰來。兩人皆是寒門子弟,日子過得捉襟見肘,卻都有著一股子不服輸的韌勁。一次閑來對對聯,謝泰來望著窗外,感慨身世說出上聯:
字字皆是寒門學子的心酸。誰知駱成驤想都沒想,脫口而出下聯:
八個字,沒有半句抱怨,滿是破釜沉舟的豪氣與底氣,這副對聯也在書院中傳為美談,成了駱成驤半生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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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賦加努力,讓駱成驤在書院中嶄露頭角,1893年四川鄉試,他以全省第三名的成績中舉,踏出了進京趕考的第一步。可科舉之路從非坦途,1894年恩科會試,他意外發揮失常名落孫山,無奈之下只能滯留京城,在八旗官學教書糊口,一邊掙取微薄的生活費,一邊挑燈夜讀備戰下一次科考。
寒夜孤燈,粗茶淡飯,這位四川書生在京城的煙火氣中,默默積蓄著厚積薄發的力量。
1895年,乙未科會試拉開帷幕,蟄伏一年的駱成驤終于厚積薄發,順利中榜成為進士,拿到了進入殿試的入場券——這場由光緒帝親自主持的考試,是科舉之路的最后一關,也是決定仕途的關鍵一戰。彼時的殿試,考的是策論,內容不離兵、農、禮、財,既要合乎祖制,又要貼合時政,而一手好字,更是考官眼中的重要加分項。
這一年的殿試,光緒帝命大學士徐桐為正考官,十位侍郎為副考官,閱卷規矩森嚴:副考官各閱30份試卷各薦一本,正考官敲定前十名,最后由皇帝親自定奪三甲。當考官們閱到駱成驤的試卷時,朝堂上的平靜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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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考官李若農拿起這份試卷,讀罷拍案叫絕,連連高呼:“這篇該點元,這篇該點元!”可正考官徐桐卻搖了搖頭,直言:“這篇字寫得不怎么樣,不能點元。”
一場激烈的爭論就此展開。李若農據理力爭,稱這字力透紙背,筆力藏鋒,定是練過三千本朝卷的功底;徐桐卻執意不肯,甚至因當年康有為也參加殿試,懷疑李若農徇私偏袒同鄉,直言:“這篇難不成是你廣東同鄉康有為的試卷!”此話一出,李若農怒不可遏,當場立下誓言:“這篇若是康有為的試卷,我愿全家處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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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爭得面紅耳赤,互不相讓,其他考官見狀只能從中調解,最終各退一步,將這份爭議滿滿的試卷定為第三名探花,呈送光緒帝親閱。
他們不會想到,這份被考官們爭論不休的探花卷,會在光緒帝手中,迎來命運的反轉。彼時的晚清,早已不是康乾盛世的模樣,1894年甲午海戰慘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1895年4月,清政府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割地賠款,舉國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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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歲的光緒帝,空有一腔變法圖強的抱負,卻始終被慈禧太后掣肘,做了20年的傀儡皇帝,眼睜睜看著山河破碎,朝政腐敗,心中滿是憂憤與屈辱。他盼著能有賢臣出世,盼著能有人懂他的無奈,盼著能有一劑良方,拯救岌岌可危的大清。
當徐桐將前十名的試卷擺上御案,光緒帝拿起前兩本,草草翻閱后一言不發,眉宇間的愁云更濃。可當他翻開第三本試卷,目光落在開頭八個字上時,整個人瞬間怔住了,反復誦讀后,熱淚盈眶。他抬起頭,望向徐桐,聲音帶著難以掩飾的激動:“朕以第三本點元,可否?”徐桐見狀,滿臉難為情,只能低頭答道:“任便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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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駱成驤從探花一躍成為狀元,成了清代四川歷史上唯一的狀元郎。而那改變他命運的八個字,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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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經他落筆在殿試策論的開頭,恰逢其會,字字戳中光緒帝的心底。這八個字的深意,簡單卻沉重:君王為國事憂慮,是臣子的恥辱;君王因國事受辱,臣子當以死謝罪。在甲午戰敗、國運維艱的時刻,在光緒帝身為帝王卻身不由己的時刻,這八個字,成了最懂他的心聲。
駱成驤并非只靠八字博眼球,他的整篇策論,字字珠璣,切中時弊。面對光緒帝提出的“為何承平之后財富多而愈貧”的問題,他直言并非會計不精,而是“兵額太廣、靡費太多、侵漁太多”,更是大膽指出官吏上下相蒙、貪污腐敗的癥結,甚至隱約批評慈禧太后的奢靡之風,呼吁皇帝“躬行節儉為天下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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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軍、理財、農事等經國大政上,他條理清晰地提出富國強兵之策,核心只有一個:皇帝親掌大權,方能扭轉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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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終于找到一個懂他的人,一個知道他的憂慮、理解他的屈辱、愿與他共擔風雨的人。
駱成驤能寫出這樣的策論,并非偶然。他出身寒門,見遍民間疾苦;他身處京城,親歷甲午戰敗后的舉國悲憤,更是公車上書的參與者之一。他的筆下,是天下百姓的期盼,是寒門士子的擔當,更是對帝王的殷殷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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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光緒帝的破格欽點,也并非一時沖動,而是在國難當頭時,對賢才的渴求,對希望的渴望。這八字之緣,是君臣相知的幸運,也是晚清亂世的無奈。
中狀元后,駱成驤被授翰林院編修,先后任貴州廣西鄉試主考、山西提學使,還曾任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藏書樓提調,一生與教育結緣 。梁啟超曾評價他:
而他的“布衣狀元”之名,不僅因出身寒門,更因一生清廉自守,從未辜負當年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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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狀元后,有人想為他在家鄉修建狀元府,被他婉言謝絕;在山西為官時,他將書寫香火牌位的一千兩白銀酬金,全部用于獎勵寒門學子;學生四川督軍陳宦贈他4000元,他轉手就交給四川高等學校充作教育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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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發后,駱成驤列名吁請清帝遜位的聯名信中,隆裕太后見后大驚:
她不會懂,駱成驤忠于的從來不是腐朽的清王朝,而是天下蒼生。光緒帝的知遇之恩,他始終銘記,聽聞清帝退位,他曾欲投井殉節,被家人攔下后,含淚賦詩:
這份忠,不是愚忠,而是對知遇之恩的感念,對家國天下的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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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61歲的駱成驤在成都病逝,一生清廉的他,竟無錢安葬,最后在地方人士的資助下,才得以歸葬資中故里。這位清代四川唯一的狀元,來時寒門布衣,去時兩袖清風,用一生踐行了當年“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的誓言,也用一生詮釋了“布衣狀元”的真正含義:狀元之名,在于才學,更在于初心;為官之道,在于位高,更在于德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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