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務自告奮勇勸降故交，眾人猶疑不決，黃克誠拍板：出了事我負責

1950年4月12日凌晨，長沙北門外的夜風里帶著寒意。軍用吉普車的車燈晃過街角，一名個子不高、戴著舊呢禮帽的男子被帶進省公安廳值班室。他正是潛逃數月的軍統湘西情報站原站長方天印。遞上一摞油漬斑駁的名單后，他只說了一句話：“我想見黃克誠書記。”

天微亮時，廳長夏印從名單里抬起頭，眉頭緊鎖又舒展開來。名單上密密麻麻，全是潛伏在湘西的暗線。更讓人意外的是，方天印提出一個要求——帶他回沅陵滴心洞，親自勸降大土匪羅文杰。“他是我二哥，”方天印說，“我去，比你們千軍萬馬上山見效。”

省委連夜碰頭。有人拍桌子反對：“羅二爺滑不溜秋，真放方天印回去，萬一跑了呢？”爭得面紅耳赤。黃克誠沉默良久，慢慢放下茶杯，只一句：“出了事，我負責。”話音落地，會議室瞬間安靜，百姓出身的硬漢作風再次顯現。

時間倒退一年。1949年3月，北平和平解放剛過，黨中央就著手籌建湖南省委。黃克誠由華東野戰軍副參謀長調任湖南省委書記兼長沙衛戍區司令。那時的湖南局面復雜：白崇禧在芷江招集土匪，試圖“以匪制共”；湘西群山縱橫，大小寨子星羅棋布，數十年匪風不息。

抗日名將陳渠珍率部起義，給湘西帶來第一道裂縫；可另一座大山——羅文杰——還杵在那里。

羅文杰生于1906年永順兩岔鄉，排行老二，鄉民叫他“羅二爺”。祖上經商，本有幾分家資，但闖蕩山林的滋味更對他的胃口。1928年，他接受南京政府“招撫”，搖身一變成瀘溪縣警備隊長，后來又當過桑植代理縣長、常德稽查處處長。官帽戴著，江湖卻未離身。

1944年，因受不了派系傾軋，他干脆重回山中，“重操舊業”，很快招來三千余名亡命徒。羅二爺手腕狠辣，卻也頗講義氣。1937年，賀龍之女賀捷生寄養湘西，幾度險遭不測，正是羅文杰暗中設法，才撐到1947年被家人接走。這段往事后來一度被視作“勸降的突破口”，但事實表明并不容易。

1948年11月，軍統湖南站站長黃康永授意，羅文杰掛上“暫編第四師少將師長”的頭銜，槍支彈藥雪片般送到桃源。可惜隊伍拼湊成軍，戰斗力薄弱，1949年2月，解放軍桃源作戰一擊即潰，羅文杰負傷鉆進沅陵滴心洞。那洞三面懸崖，僅一線棧道可通，易守難攻。我軍若硬打，少說也得搭進去一個加強團。

“拉攏一部分，打擊一部分。”這是黃克誠給湘西剿匪定的基調。先前的陳渠珍起義，就是這個方針奏效的范例。如今矛頭對準羅文杰，勸降優于強攻成了共識，苦于缺少中人牽線。方天印的出現，可謂天降時機，卻也伴隨巨大的泄密與叛逃風險。

方天印與羅文杰是生死弟兄。羅任站長時，他是副手；羅掛少將時，他是參謀長。長沙起義前，他還被軍統派去暗殺程潛。湖南解放后，他攜帶重要情報潛伏四處，公安廳一直將其列為甲級通緝對象。如今突然自首，難免引人猜忌。

不過，這個夜里，黃克誠認定了他的誠意。省委批下特許證，準方天印“單人匹馬”赴滴心洞。同行的，還有已被俘的羅文杰心腹黃忠義。一封由黃克誠親筆寫就、墨跡未干的信，也塞進方天印的皮夾。

山路陡，羊腸曲折。三天后，滴心洞口的崗哨驚呆了：老參謀長和“大管家”并肩而來，手無寸鐵。羅文杰抬眼看見兩人，下意識扣住扳機，又慢慢放下。

“二哥，時局變了，再打下去只剩絕路。”方天印一句話，道盡艱辛。對話只此一句，卻砸在巖壁間久久回蕩。

羅文杰沉默。他怕秋后算賬，更怕兄弟情義被利用。方天印沒催，直接住進山寨，閑時陪羅二爺下棋，晚間烤火聊天。第三天，他把黃克誠的信遞過去。信很短，只四行：

“往事可辨，功過分明。若愿放下槍，大門常開。生死事大，望兄自重。”

夜深，油燈幽黃，羅文杰握信良久。槍傷還在隱隱作痛，麓山城頭的新秩序卻已呼嘯而來。翻來覆去，他終于點了頭：“下山看看。”

長沙西牌樓，省公安廳樓道里，一片寂靜。夏印副廳長親自迎到門口，遞上毛巾熱水。沒有審訊，沒有上銬。幾句家常后，羅文杰提出留下兒子羅善達做人質。夏印擺手：“娃娃隨父母，信任比人質更牢。”

當晚，羅文杰對著窗外星光，寫下數十封手令，命麾下各路頭目十日內撤出滴心洞，集中常德北門外。1950年10月，三千余名土匪魚貫而下，繳械完畢。湘西山野轟動，“連羅二爺都下山了”成了最新順口溜。

這以后，零散匪患逐漸瓦解。湘西兩百余年刀槍不絕的局面宣告終結。羅文杰被安置為湖南省人民政府參事，他把兒子送進解放軍文工團，笑稱“軍營磨磨棱角”。

可惜風云未必全隨人意。1951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中，羅文杰因舊案被隔離審查。一夜之間，他吞食大量生鴉片，結束了起落跌宕的一生，年僅四十五歲。

多年后，羅善達在回憶里寫：“父親常說，最怕的是信不過人，也不被人信。”翻閱檔案數字，可以看到那封已經泛黃的親筆信，寥寥數語，卻決定了湘西山河的另一條道路。黃克誠當年的一句“出了事我負責”，如今看來依舊擲地有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