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參加辛亥革命，當過紅軍軍長，建國后唯一心愿是重回黨的懷抱

1979年6月的北京協和醫院，晨光剛透過窗簾，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人拉住值班醫生的袖口，聲音很輕：“組織上……有沒有來信？”醫生愣了幾秒，低聲回道：“還沒有，但一定會有的。”這位老人就是胡公冕，從辛亥年舉槍到新中國成立，他總共轉戰了近七十年，臨終前，他只惦記一件事——恢復中國共產黨籍。

倒回到五十多年前。1930年春，中央收到一份急電：浙南需要軍事干部，周恩來推薦的名字赫然在列——胡公冕。那時的他已經不是黨員了，卻依舊被黨信任。幾個月后，浙南山地響起槍聲，紅十三軍正式掛牌。最多時，這支部隊不過六千余人，卻在閩浙交界擊退了數倍于己的敵軍三次圍剿。有人感慨：“這股子硬勁，只有當過‘辛亥兵’的人才帶得出來。”

胡公冕的軍人生涯起點可以追溯到1911年10月。寧波城頭炮聲隆隆，他被老上司馮熾一把拽進革命軍。短短幾周，他已是教導團排長。巧的是，上面頂頭師長黃郛，團長叫蔣介石。誰也想不到，這段緣分會在此后反復影響他的命運。

南北議和后部隊遣散，胡公冕回到杭州第一師范教體育。迷茫時，他碰到年輕的陳望道、李漢俊，接觸到“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這些新詞。1921年10月，在沈定一介紹下，他在上海石庫門的小房子里按下名字，黨齡幾乎與建黨史同步。

1924年國共合作，他以共產黨員身份加入國民黨，在黃埔軍校里負責招生。浙江學員一半出自他的手，其中就有胡宗南。胡宗南后來常說：“若不是胡先生在報名冊最后加那一行備取字樣，我可能仍在杭州教書。”也是這份師生情，讓解放戰爭末期中共中央四次派胡公冕去做勸降工作，雖未成功，但胡宗南始終沒下狠手。

1926年中山艦事件爆發，胡公冕敏感地覺出危險，立刻向黨報告，然而局勢急轉直下。1927年4月12日，他名字赫然列在蔣介石通緝令上。輾轉武漢、上海，再回浙江，他以一紙“脫黨聲明”換來暫時安全，卻在黨籍上留下難以彌補的裂痕。這是他此后一生反復自責的“痛點”。

1932年4月，上海英租界內的咖啡館里，他被特務逮捕引渡。蔣介石并未置其于死地，關了整整四年。戴笠勸降，顧祝同來做思想工作，他都搖頭。1936年2月，邵力子擔保，胡公冕獲釋，被軟禁西安。西安事變后，他總算自由，隨即又與周恩來接上頭，繼續游走于國共之間做統戰工作。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胡公冕的角色更為微妙。既能進出國民黨高層，又能與中共保持密切聯系，關鍵時刻遞情報、疏通渠道，甚至協助掩護過延安派來的干部。因為身份尷尬，他沒有急著恢復黨籍，認定“打鬼子要緊，名分放一放不要緊”。

解放戰爭后期，他仍被委以重任。1949年西北戰場吃緊，胡公冕被派往西安、蘭州等地，想為策反胡宗南再做最后努力。最終胡宗南并未起義，但也避免了無謂的血戰。新中國成立后，胡公冕遷往北京，1950年11月被任命為政務院參事。文件送達時，他已經六十二歲，朝會發言仍擲地有聲，卻從不提及待遇，只盯著一個問題：什么時候能補回那張黨員證？

時間來到1964年。胡公冕提交十余頁自述，反思當年“脫黨聲明”的輕率，也承認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不足。他寫道：“我從原來的共產主義戰士降低到一般愛國者，這一步滑坡，想起來就汗顏。”材料遞上去，正逢形勢復雜，審批被一拖再拖。1979年他去世時，那份檔案仍在流轉。

1984年1月18日，中央國家機關黨委正式下文：追認胡公冕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兩個月后，八寶山公墓舉行骨灰安放儀式，統戰部、國務院辦公廳、組織部紛紛送來花圈，鄧穎超也托人獻挽。主持人朗讀悼詞時提到，“他在困難面前從未動搖對黨的信仰”，臺下一片沉默。

歷史里的人并非神像，也會猶豫、犯錯、受局勢裹挾。胡公冕這一生，既有黃埔軍校的意氣風發，也有上海租界地牢的孤獨深夜，更有浙南山林里拼命突圍的驚心動魄。最終，他帶著最后的愿望走完旅程，黨組織替他補上那張遲到的黨證，也給這段曲折而漫長的奮斗史畫上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