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戴笠的飛機在南京附近的山里撞成了碎片。
收拾這位特務頭子遺物的時候,新上任的毛人鳳翻開了戴笠一本從不離身的日記,一行字跳進他眼睛里,讓他心里咯噔一下。
“郭同震讀書甚多,才堪大用。”
戴笠看人,眼光又毒又準。
能讓他寫下這十個字的人,絕不是一般角色。
毛人鳳合上日記本,他知道,這個叫郭同震的,就是他要找的人,一把能辦臟活兒、能下死手的刀。
這個郭同震,就是后來改名換姓,讓無數人夜里做噩夢的軍統“活閻王”谷正文。
郭同震本是北京大學的學生,腦子里裝滿了救國救民的理想,甚至一度接觸過共產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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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歷史這東西,總愛開些要人命的玩笑。
他被捕后,沒扛住,選擇了另一條路。
毛人鳳要用的,正是這么個從理想主義的云端摔下來,心里再沒半點光亮的人。
他需要一個執行者,一個不問對錯,只管動手的人。
谷正文沒讓毛人鳳失望。
他就像一頭被放出籠子的餓狼,撲向了他曾經的同志。
他對華北地區的地下組織了如指掌,誰是誰的上線,哪個是交通站,他門兒清。
他帶著人,一個點一個點地拔,一個接一個地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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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意志堅定的革命者,就是栽在了他手里。
據說他審人,從來不急,就像貓抓老鼠,先慢慢折磨你的精神,讓你看著身邊的人一個個倒下,最后再用酷刑撬開你的嘴。
他的“功績”很快就傳遍了整個軍統。
一次任務干得“漂亮”,毛人鳳當著眾人的面,拍著他的肩膀,半是欣賞半是忌憚地說了句:“你,比我還狠。”
這句話,對谷正文來說,比任何勛章都管用。
從此,他不再是郭同震,他就是“活閻王”谷正文。
他自己也毫不在意這個名號,甚至覺得是一種榮耀。
有人問他殺了那么多人,晚上睡得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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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歪著頭,輕描淡寫地反問:“殺個人,跟殺頭豬,有多大分別?”
在他的世界里,確實沒分別。
那間昏暗、潮濕、總是飄著血腥味的審訊室,就是他全部的人生舞臺。
他把人性的所有弱點——恐懼、痛苦、絕望——都變成了自己的武器。
他享受這種掌控別人生死的感覺,這種感覺讓他覺得自己是神,而不是一個背叛了過去的叛徒。
一個人要是在屠宰場干久了,身上那股血腥氣是肥皂洗不掉的。
谷正文就是這樣,他把審訊室里的那套規矩,原封不動地搬回了家。
他的家,不是躲避風雨的港灣,而是他權力的延伸,是另一個審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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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家人,就是一群不聽話就得挨收拾的囚犯。
他對親人,比對敵人還缺少耐心。
女兒敢頂一句嘴,他二話不說,拔出槍對著女兒的小腿就是一槍,子彈穿過去,留下一個血窟窿。
他看著女兒痛苦倒地,眼神里沒有心疼,只有一種“你看,不聽話就是這個下場”的冷漠。
女婿在飯桌上說了句讓他不順心的話,他抄起桌上的水果刀就捅了過去,正中對方的屁股。
這在他看來,不是家庭暴力,而是一種“規訓”,一種特務式的警告。
這樣的日子,誰受得了?
他的十個子女,長大后,一個個想盡辦法逃離他,跑得遠遠的,寧愿在外面吃苦,也不愿再看見這張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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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任妻子,也都在精神崩潰的邊緣離開了他。
他親手把自己的家,變成了一座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孤島。
但這個魔鬼,偶爾也會流露出一絲讓人看不懂的“溫情”。
他大兒子做生意賠了本,欠了一屁股債,眼看就要蹲大牢。
已經退了休、沒了實權的谷正文,竟然主動跑去警察局,把所有罪名都攬到自己身上,替兒子坐了幾個月的牢。
外人看不懂,這是父愛嗎?
或許不是。
這更像是一個習慣了掌控一切的人,在用自己最后的方式宣示權力:你們的命運,無論是好是壞,都得由我來決定,哪怕是替你受罪,也是我的一種“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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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大勢已去,谷正文跟著國民黨敗退到了臺灣。
島上的歲月,磨平了很多人的棱角,但谷正文骨子里的那股狠勁,一點沒少。
只是沒了用武之地,他成了一個提著鳥籠、在公園里曬太陽的孤寡老頭。
可他不甘心就這么被人忘了。
時代變了,到了可以談論“白色恐怖”的年代。
許多當年的受害者出來控訴,許多當年的行刑者選擇沉默。
谷正文偏不。
他成了媒體的寵兒,一個另類的“網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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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了一本回憶錄,叫《白色恐怖秘密檔案》,書里把自己一輩子的血腥罪行,當成赫赫戰功一樣拿出來炫耀。
沒有半點懺悔,字里行間全是得意。
就連幫他寫序的李敖,都只能用“聰明、干練、奇宕、狠毒”來形容他,最后還補了一句,這人是“真正的怙惡不悛”。
他就像一個守著一堆驚天秘密、憋了幾十年的老頭,終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他對著鏡頭口無遮攔,今天說鄧麗君其實是國民黨的情報人員,明天又言之鑿鑿地講蔣經國當年是怎么下令干掉章亞若的。
這些猛料,真假難辨,但足夠勁爆,讓他重新回到了公眾視野的中心。
他的兒子從美國打越洋電話,求他:“爸,您少說兩句吧!”
以前的老部下也來勸他:“長官,嘴上積點德,給我們留條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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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全當耳旁風。
對他來說,這些“爆料”是他證明自己還“有用”、還“重要”的最后手段。
一個特務,如果連秘密都沒有了,那還剩下什么?
他不光說,他還做。
八十多歲的人了,成了街頭政治的狂熱分子。
他恨李登輝,覺得李登輝背叛了國民黨。
他組織人上街抗議,自己顫顫巍巍地爬上宣傳車,拿著大喇叭破口大罵。
甚至還自費買了張機票,飛到美國,在李登輝發表演講的康奈爾大學門口拉橫幅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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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子,像一個從舊時代穿越過來的活化石,用一種近乎行為藝術的方式,宣告自己的存在。
當有人在集會上激動地喊著要干掉李登輝時,旁邊的谷正文卻慢悠悠地擺了擺手,表示反對。
別人以為他良心發現了,他卻冷冰冰地說出一句特務的行話:“殺掉他太簡單了。
關鍵是,怎么善后?”
直到生命快走到盡頭,他看世界的角度,依然是那個審訊室里的角度:考慮的不是對錯,而是成本和后果。
他總跟人念叨:“活得太久了。”
他最后的家里,只有三條不會說話、只會搖尾巴的老狗陪著他。
中風之后,他話也說不清楚了,身體徹底垮了,但那顆不甘寂寞的心還在折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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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讓人推著輪椅,每天必須出門,在街上看著人來人往,在咖啡館里一坐就是一下午,仿佛在徒勞地驅趕那深入骨髓的孤獨。
2007年,97歲的谷正文在醫院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氣,死因是多器官衰竭。
他一生抓捕、審訊、逼死了無數人,讓無數家庭妻離子散。
最后,他自己死的時候,病床前,空無一人。
他交代過自己的后事,不要墓地,不留牌位。
他說,把骨灰灑進大海,或者直接沖進馬桶。
這個曾經的“活閻王”,用這種方式,抹去了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最后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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