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特赦人員筆下的鄭介民：他早看出老蔣必敗，預言臺灣必將解放

1949年，就在國民黨收拾細軟準備跑路的前夕，保密局的一把手鄭介民，當著手下人的面，冷不丁冒出一句喪氣話：

“我能往，彼亦能往。

時間久了，也同樣能渡過臺灣海峽。”

這話什么意思？

說白了就是：咱們今天能退到島上去，那邊的人遲早有一天也能跨海打過來。

那會兒口號喊得震天響，什么“反攻”啊“光復”啊，結果特務頭子自己先泄了氣。

這簡直是長他人威風。

但這絕不是鄭介民嘴瓢，而是他搞了一輩子情報，把賬算得明明白白后得出的結論。

這事兒是誰捅出來的？

來源挺有意思。

1961年，政協發了篇《我們所知道的鄭介民》。

寫這文章的三個人湊一塊兒簡直是“奇觀”：堂弟鄭庭笈、心腹郭旭，外加一個恨不得剝了他皮的死對頭——原軍統總務處長沈醉。

那時候，這哥仨都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里蹲著改造。

能讓仇人和親戚坐一條板凳上回憶出來的鄭介民，估計比檔案里的那些紙片子更像個活人。

沈醉筆下的鄭介民，是個典型的“南身北相”。

明明是喝椰子水長大的文昌人，卻長了一副北方大漢的魁梧身板，皮膚黝黑。

但他身上最扎眼的，還得是那身永遠挺括的軍裝，胸前掛著的四排勛標更是晃眼。

這就得說說鄭介民心里的小九九了：干特務這行的，恨不得把自己藏進地縫里，軍統那個不可一世的“老板”戴笠，平時最煩穿軍裝，也不許手下穿。

可鄭介民偏要反著來，只要不是非穿便衣不可，他絕對是一身戎裝。

這背后藏著特別微妙的“地位較勁”。

鄭介民是黃埔二期的老資格，戴笠不過是六期的學弟。

論輩分，鄭介民甩戴笠幾條街；論銜級，鄭介民1943年就掛了陸軍少將，轉年升了中將廳長，而戴笠直到1945年才勉強混上個少將。

在軍統那個大染缸里，戴笠是掌實權的“老板”，但在鄭介民眼里，自己才是正兒八經的軍人。

那身掛滿零碎的軍服，其實就是無聲的抗議：你是搞暗殺的特務頭子，我是搞戰略的軍事家，咱們尿不到一個壺里。

這種“清高”勁兒，鄭介民端了一輩子。

說實話，他壓根就不想干特務。

早年在復興社那會兒，他就動過換跑道的心思。

這人早年去過莫斯科中山大學，啃過黑列巴，后來又被老蔣派去德意兩國考察法西斯那一套。

這一圈轉下來，他比那些草臺班子出身的特務多了個心眼：搞情報這活兒，名聲臭大街，風險還大，知道太多秘密的人，通常沒好下場。

他找過關系跟蔣介石遞話，想調去軍校或者政治部這種“陽間”部門。

算盤打得挺響：跳出火坑，去個體面單位養老。

可惜，老蔣沒點頭。

沒準是戴笠在背后使絆子，怕這個老資格搶地盤；也可能是老蔣覺得，特務窩里需要這么個懂理論、喝過洋墨水的門面裝點一下。

既然走不脫，鄭介民索性換了個活法：在專業上下功夫，把自己跟那些只會綁票暗殺的打手劃清界限。

看看他胸前那四排勛標就知道了，除了國民黨發的那些，還有美、英、法給的洋玩意兒。

這可不是充話費送的，是他憑真本事掙來的。

1942年1月，還在二廳當廳長的鄭介民拋出一個驚天預判：日本人要對新加坡下手。

他把這話告訴了盟軍那個英國上將魏菲爾。

魏菲爾眼皮都沒抬，壓根沒把這個中國將軍當回事，依然我行我素。

結果呢？

半個月不到，日軍橫掃新加坡，把六萬英軍打得找不著北，魏菲爾跑得比兔子還快。

事后，這位英國佬不得不給蔣介石發電報，承認自己當初眼瞎。

這事兒讓老蔣倍兒有面子，直夸鄭介民“神算子”。

后來，連諾曼底登陸的時間地點，都被他算準了。

這種玩戰略大盤的能力，確實是戴笠那幫人玩不轉的。

可偏偏是這種眼光，有時候讓人更痛苦。

1947年春天，內戰打得正兇。

鄭介民的堂弟鄭庭笈剛從陸大畢業，要去當第89師師長，馬上開拔東北。

這時候，鄭介民也不管什么紀律了，直接把堂弟叫來，劈頭蓋臉就是一頓勸：“東北那邊全是‘土八路’，你去能頂個屁用？”

那會兒國民黨往東北堆的全是王牌軍，美式裝備那是杠杠的。

但在鄭介民看來，這盤棋已經死局了。

他斷定鄭庭笈去就是送人頭，勸他趕緊找路子調去昆明。

這不光是心疼弟弟，更是作為情報頭子對局勢的精準把脈。

他心里跟明鏡似的：所謂的裝備優勢，在那種力量面前根本不頂事。

可惜，鄭庭笈沒運作通，還是硬著頭皮去了。

結局一點懸念都沒有，最后在遼西被人包了餃子。

消息傳來，鄭介民愣在那兒，半天沒憋出一個字。

到了1949年9月，國民黨算是徹底涼透了。

這時候鄭介民不但接手過戴笠留下的爛攤子，還升了國防部次長，管著物資家底。

在這個位置上，他對自家的那些破銅爛鐵看得更透。

他對老部下郭旭發了一通牢騷，這話簡直就是給國民黨的敗局寫了份“尸檢報告”：

“廣東這塊地盤，我看是守不住幾天的。

前兩年咱們兵強馬壯，手里拿著最好的家伙什，都沒干過人家。

現在咱們越打越像泄了氣的皮球，人家反倒是越打越精神。”

咋會搞成這樣？

鄭介民一針見血：“人家那種嗷嗷叫的精氣神，還有那種苦日子里熬出來的作風，咱們拿什么比？

看看咱們的部隊長官，一個個忙著吃空餉，一個連的花名冊上滿員，實際上一數人頭才七八十號，當兵的跟霜打的茄子一樣，這仗還怎么打？”

這話說的，既清醒，又透著股絕望勁兒。

正是因為看到了這種精神頭上的巨大反差，他才推演出了那個關于海峽的結論——只要那股子“朝氣勃勃”的勁頭還在，這道看似天險的海峽，早晚也是擋不住的。

雖說在好多回憶錄里，鄭介民這人也沒少干缺德事。

就像沈醉說的，別看他外表斯斯文文，下手那叫一個黑。

當年沈醉幫著毛人鳳給他挖坑，害他在老蔣面前挨了罵，鄭介民心里一直憋著火想弄死沈醉。

最后實在抓不到沈醉的小辮子，干脆拿沈醉的心腹、總務處科長鄧毅夫開刀，安了個“貪污一箱門鎖”的罪名，直接拉出去斃了。

一箱破鎖能值幾個錢？

沒人知道。

但這招“殺雞給猴看”，直接把沈醉嚇破了膽，也讓人見識了這個“軍事理論家”陰毒的一面。

撇開這些人性里的臟東西不談，作為一個搞情報的大拿，鄭介民在1949年撂下的那個預言，確實透著股超越立場的戰略眼光。

他看明白了，打仗這事兒，拼到最后拼的不是槍炮，是組織，是風氣，是人心。

當他眼瞅著自己的隊伍里，長官忙著撈錢，大頭兵只想著逃命；而對手卻在苦水里越戰越勇時，他心里的那個勝負天平，早就已經定格了。

所以，那句“彼亦能往”，哪里是什么隨口的晦氣話，分明是一個跟情報打了一輩子交道的人，面對擋不住的歷史大潮時，發出的最后一聲無奈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