撥開云霧，看見十位先生，中國文化的星空更完整、燦爛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與誰同坐》是詩人、作家汗漫的最新散文集，塑造了徐玉諾、董作賓、劉半農、許地山、張元濟、吳昌碩、朱生豪等十位先生的群像，他們身份各異，或是詩人、考古學家、作家、教育家、出版人，或是畫家、翻譯家、電影導演，或是園林學家、琴人，一概是“倜儻非常之人”（司馬遷語）。在這部書中，汗漫將小說、書信、隨筆等多種文體手法，引入散文文本，以獨特的筆致，敘寫人物，觀照時代，使文本充滿在場性和詩性感染力。而在致敬十位先生的同時，作者緊密聯系個人經驗，讓歷史與當下，形成共生、對話關系，直抵歷史與人心幽深處。

自2020年開始，汗漫用四年時間完成這部書。談到寫作這部書的初衷時，他說，選擇寫這十位先生，一方面，從最年長的畫家吳昌碩，到最年輕的琴人成公亮，恰好能夠串聯起一百多年來的中國現當代史，表達知識分子在啟蒙、救亡、解放、變革等時代主題下的思考和選擇，這為我們面對當下的新疑難、新挑戰，能提供啟示和定力；另一方面，他們都是各自領域的大家巨擘，有情有義有才華，“值得被敘述、被敬重、被追崇”。

1月31日，“那些在長途上行進的先生——汗漫《與誰同坐》新書分享會”，在北京舉行。詩人、小說家邱華棟，作家、評論家徐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和汗漫圍繞這部以現當代十位文化大家為書寫對象的散文集展開討論。

活動現場 主辦方供圖

汗漫認為與梁啟超、魯迅等舉世皆知的思想巨人相比，“這十位先生的‘能見度’不高，似乎沒有‘破圈’，處于一種被遺忘、忽視的境地，但他們實際上都是五四以來中國敘事的重要細節，撥開云霧，看見十位先生，中國文化的星空才完整、燦爛”。

韓敬群以唐詩類比：“唐詩的天空中不但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有一些小詩人也很厲害……王之渙和張繼這樣的詩人跟李白、杜甫共同構成了唐詩燦爛的天空。”我們應該“發潛德之幽光”，將那些不為人們所知的非常有境界的人的光芒找出來。

徐可認可汗漫選擇寫作對象的獨特眼光。他以許地山為例，大眾通常只知道他的作品《落花生》，卻對他在故宮文物南遷等重大歷史事件中的貢獻知之甚少。因此，他認為汗漫“把這些不為人們所知的先生們的故事挖掘出來、打撈出來特別有意義”，這項工作如同拂去塵埃，讓“被歷史的塵埃所遮蔽的這些先生的事跡、他們的精神，被今天的人看到，被我們繼承”。

邱華棟則將書中的十位先生比作被薄沙掩蓋的黃金。“他們仿佛被一層沙子埋起來的一塊黃金，汗漫輕輕一吹，金子就從沙子里露出來，放射著無窮的光芒。”“這本書能讓讀者看到更加熠熠閃光的文化大師以及他們在各個領域的創造，這樣也恢復了文化的尊嚴和文學的意義、價值，同時讓我們意識到，在一個碎片化的時代里哪些東西是重要的、哪些人是重要的、哪些人的人生需要凝視。”

《與誰同坐》不僅是對十位文化人物的生平追述，更是對一種精神傳統的梳理與呼喚。汗漫在書的后記中將這些人物身上體現的精神概括為“君子、士、大人、先生、俠、知識者”。“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出自蘇軾的名句，徐可呼吁在浮躁的當代社會重拾君子精神。韓敬群則對“君子”與“先生”進行了辨析。他指出：“先生”一詞更具溫度與人間氣息：“‘君子’很好，那是讓人仰視的。‘先生’讓我們覺得很親切。”他分析道，“先生”在傳統文化中具有雙重意蘊：既有“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的崇高敬意，又承載著平易近人的自嘲與親切。從陶淵明自稱“五柳先生”、白居易稱“醉吟先生”，到杜甫稱呼困頓的友人鄭虔為“廣文先生”，皆可見“先生”是有人間煙火氣的。書中人物如朱生豪，不僅以翻譯莎士比亞而聞名，也因寫下“今早醒來甚是想你”等數百封情書而顯得鮮活可感。

汗漫回應說，這十位先生，是書中的主角，但每一個先生周圍，都有師長、同道、學生、知己，與其同坐同行，從而構成了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群像，“比如，張元濟先生周圍，是鄭振鐸、徐玉森、何炳松等‘文獻保護同志會’諸君子；陳從周先生周圍，是俞振飛、貝聿銘等大家。在先生們身上，能夠強烈地感受到‘來不及了’的緊迫感，及‘舍我其誰’的使命感”。鄭振鐸當年說過這樣一句話，“民族文獻、古文典籍為子子孫孫元氣之所系，為千百世祖先精靈之所寄”，汗漫認為，“元氣與精靈”，就是我們的文脈，“而文脈正是一個民族的命脈，文脈如果斷了，一個民族的命脈就不存在了。十位先生及其同道，正是在時代的關鍵時刻，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文化財富，我們后生晚輩是受益者，理應也成為創造者”。

提到汗漫多年的創作，2000年之前他主要寫詩歌，2000年以后他將主要精力投入散文寫作，邱華棟認為：“‘汗漫’是廣袤無垠的空間，作家以此為筆名，反映出他散文寫作的一個美學特征，既有大地般的寬廣，又有那種浪漫漫溢的詩性，兩種特性結合起來構成了他文字的氣質。”但同時，汗漫的作品“又收得住”，因其“有一種對文化本身的敬仰，這種東西就像石頭一樣，把他牢牢鑲嵌在大地上”。徐可認為汗漫的散文代表了“新古典主義散文”的方向：“他的文風是一種冷靜的、沉靜的、克制的語言，沒有抒情腔。”他強調：“沒有‘抒情腔’，不是沒有‘抒情’。中國散文有著偉大的抒情傳統，為什么發展到21世紀我們就要拋棄這一傳統？其實我們要研究的是散文應該怎樣抒情的問題。人們反對的是那種過度、虛偽的抒情，就是劉勰在《文心雕龍》里所說的‘為文而造情’。”他還舉孫犁為例，指出，孫犁晚年的《書衣文錄》寫得極其樸素，但是其中蘊含著很深的感情。針對當下“文化散文”的一些爭議，徐可指出：“文化散文、歷史文化散文大有可為，關鍵是怎么去寫它。作家不能當史料的搬運工，不能炒冷飯，一定要有所寄托，而且要有新的發現、新的感悟。”

韓敬群認為，《與誰同坐》的價值在于“給大家提供了人生的文化的鞋子、馬匹和舟船”，當現實生活中缺乏精神指引時，“尚友古人”便成為一種可能。

回到年輕人究竟該如何選擇與誰同坐？汗漫解釋道：“與誰同坐”，是一個疑問句，主語是誰，呈現出一種開放性。主語如果是“我”，“我”與誰同坐？那就與書中的先生同坐吧，這樣就有了前行的勇氣和后盾；主語如果是書中的“先生”，他們與誰同坐？他們是與中國的將來同坐，這樣才有了危機感和行動力，去廢墟上種花，在喧囂中堅守，而非趨利避害、隱逸自安，“于是，我們和先生們，都成為明月清風了——由新月逐漸成長為明月，迸發出最強的光輝，即便最后凋殘了，還會有新一輪月亮接續升起；清風則能夠催促花朵授粉、結果，大地才生機勃勃。如此，一個時代永遠有希望，一個古老而常新的國度永遠有希望。”

原標題：《撥開云霧，看見十位先生，中國文化的星空更完整、燦爛》

欄目主編：陸梅 文字編輯：李凌俊

來源：作者：文匯報 袁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