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印尼兩次排華，30萬華人被屠殺，我國為何沒有出兵解決？

1976年初夏，湛江港碼頭霧氣彌漫。一艘回國難民船才靠岸，鬢發斑白的黃先生望著漸遠的海面，聲音沙啞：“印尼再富，也不是我們的家了。”一句話，道出印尼華裔三十多年間命運的跌宕。人們或許至今仍困惑：二十多年后，1998年的黑色五月，悲劇重演，我國緣何終究沒有動用軍隊？

如果把時鐘撥回到二戰結束前，荷蘭殖民當局就已埋下禍根。它把族群劃三六九等：荷蘭人一等，混血二等，當地人三等。華人被推到尷尬的位置——不算“主人”，卻被利用為收稅代辦、放貸商賈。殖民者輕松漁利，兩端坐收，卻把“剝削者”標簽貼在華人身上。這種離間計日久見效，仇富與排外像暗流潛滋暗長。

1949年后，大批華工依舊選擇留在爪哇、蘇門答臘。數字說明一切：他們不到5％的人口，卻控制了七成以上零售業和三成銀行資本。有人說，“華人腦子一轉，利潤就來了”，這句大實話在貧富差距嚴重的印尼聽來宛若挑釁。經濟上的失衡，與宗教、文化隔閡一起，變成街頭巷尾的抱怨——“都是華人讓我們吃不上飯”。

1965年9月30日夜，軍人蘇哈托借著“九三〇事件”上臺。他的第一紙通告就把“肅清共產黨”與限制華人并列。中文報紙被封，華校被關，華商許可證難以續簽。短短數月，鄉村與城鎮血跡斑斑。《遠東經濟評論》統計，1965—1967年間死者至少十萬。大批華僑沖向中國駐印尼使館求援，卻連使館也在槍口威逼下被迫撤離。

就在世界震驚未平之際，亞洲金融危機于1997年驟起。印尼盾狂瀉，米面翻番，汽油一周三漲。眾怒難平，雅加達大學生5月初走上街頭，高呼“反貪腐、反蘇哈托”。軍方出面鎮壓，子彈在校園里穿梭，6名學生倒下。政治風暴轉眼間改道。有人放出口號：“真正的吸血鬼是華人！”火焰自此蔓延。

1998年5月13日至15日，雅加達的西盟延路剛剛午休，一群青年跳下公交，高喊口號，砸碎店鋪玻璃。僅三晝夜，五千多家華商產業化為灰燼，近一千二百條生命消逝，至少一百五十名華裔婦女被凌辱。電話線擠爆，求救傳真雪片般飄向北京。“快救救我們！”——據說海外熱線里傳來這樣的哭喊。

為何屠刀再次落下？經濟矛盾是導火索，政治操控是打火石。蘇哈托集團明白，把眾怒導向弱勢卻富有的華人，可暫時平息對政府的問責；軍方部分高層則想以此制造恐慌，實施軍事管制，好鞏固利益。更深處，還有“本土主義”與“伊斯蘭認同”的交疊——不少清真寺在講壇上散播仇恨傳單，讓失業青年相信“懲辦奸商”就是伸張正義。

消息傳到北京，中方先后通過外交部發出嚴正交涉。與此同時，多家駐外機構啟動應急系統，協助在印尼的中資企業與留學生撤離。人們期待解放軍戰艦出現在爪哇海，卻一直未見成行。原因并非冷漠，而是現實約束。

一是國際法。1955年萬隆會議確立的“互不干涉內政”原則，中國是最堅定的倡導者和捍衛者。印尼華裔多已入籍，當事國法律身份是印尼公民。若以民族情感擅自出兵，便等同于武力干預他國內政，損及方興未艾的國際聲譽。

二是國內處境。1998年，中國正遭遇百年不遇的洪災；同年亞洲金融風暴外溢，外匯儲備吃緊，東北國企大面積下崗甫一開場。此時貿然進行海外軍事行動，無論是遠洋投送能力還是后勤經費，都難以支撐，也不利于整體發展戰略。

三是地區格局。彼時東盟國家對中國尚存疑懼。若解放軍突入印度尼西亞群島，美國、澳大利亞必然借題發揮，東南亞合作前景或遭破壞。北京更傾向于用外交、經濟與國際輿論“三路并進”的方式迫使雅加達收手。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軍艦沒去，但祖國的大門始終敞開。1966至1967年四批“光華輪”接回四千余名華僑，此后又通過民航包機和商船，把上萬名受難者迎回。那是一場龐大的后勤調度，沿途加油、補給，甚至還得讓“外事不驚”的香港為難民準備臨時過境手續。

“船票都發下去了，記住，一家都人數清點，不落一人。”碼頭廣播里，工作人員一句短短提醒，成了多少漂泊者最溫暖的記憶。這樣的對話并未登上當年的頭版，卻在幸存者心中反復回響。

隨后，國際社會的譴責令蘇哈托政權岌岌可危。5月21日，這位統治印尼32年的“強人”黯然下臺。其女婿普拉博沃被解除職務。軍中兩百余名將校接受審查，但大多不了了之。對華人受害者的賠償與司法追責，終究欠下沉甸甸的賬。

今天回看1998年的黑色五月，仍能發現幾條隱形脈絡：民族主義在經濟失序時格外易被操弄；在多族群國家，政治領袖一句話即可引燃仇恨；掌握財富卻缺位于權力中心的群體，往往先遭池魚之殃。

印尼后來逐步恢復平穩。2000年頒布的《人權法》首次把“反種族歧視”寫入條文，華語學校重新開放，春節也被納入公共假日。盡管創傷未必完全彌合，但歷史的車輪在向前。中國與印尼貿易額自2000年的33億美元一路攀升，二十年間擴增二十余倍。冷冰冰的數字背后，是無數平凡家庭再度選擇留下、投資、扎根。

然而，排外陰影并未徹底散去。民調顯示，仍有部分印尼民眾將經濟不滿遷怒華裔。“如果再遇到危機，會不會重演？”這一問題偶爾在論壇閃現。答案取決于印尼法治的韌性，也取決于當地華裔能否取得更為穩固的政治與社會參與空間。

有學者提醒，海外僑民的安全，首先來自所在國法律之盾，其次才是母國的聯動保護。中國防務力量如今已能遠洋護航，也建立了撤僑機制，但制度建設與國際協作仍是關鍵。1998年的被動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身份歸屬”與“國際規則”之間的張力，這一課題仍在繼續。

在印尼國家檔案館的公開文件里，至今能看到當年會議記錄：軍方部分將領提議“集中管理華人聚居區”，而后被一些文官以“破壞投資環境”為由阻攔。歷史學者往往就此展開爭論：如果再無人站出來說“不”，災難會否更深？答案或已不言自明。

對普通華裔來說，1998年像一道深刻疤痕。很多家庭此后改用印尼姓名，避免子女學習中文，以求降低“顯眼度”。也有人毅然歸國，在福建、廣東開廠創業。今天民營經濟星羅棋布，其中就有不少彼時歸僑的身影。

回到文章之初的那個提問——為何中國沒有出兵？表面是國際法的掣肘，本質則是國力、戰略與時局多重考量的產物。鐵艦和槍炮或許迅速見效，卻無法根治仇恨的根系。更長遠的答案，是建設足以讓外人敬畏、讓僑胞安心的國家實力，并通過合作與溝通減少誤解。

1998年的煙火早已散盡，遇難者的名字卻不應被塵封。資料顯示，此次前后兩次大規模暴行，死難華人總數估計在二十至三十萬之間，具體數字仍難有定論。學界一度呼吁，印尼應開放檔案，以尊重歷史與生命。呼聲雖小，卻不會消逝。

三十年一次的慘劇提醒世人：民族仇恨若被權力操弄，就可能在頃刻間奪走無辜的生活。印尼的傷痕猶在，東南亞其他多族裔國家同樣心知肚明。守護公民安全，除了武裝力量，還靠法治、公正與開放的社會土壤。哪怕過程曲折，方向不宜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