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為暢銷歷史小說作家那么好當嗎”

劉勃

馬伯庸

歷史小說讀起來暢快淋漓，但寫起來又是何種滋味？在播客《野史下酒》中，暢銷歷史小說作家馬伯庸與歷史學者劉勃展開對談，深入探討了歷史小說創作背后的門道與學問。

關羽為什么繞遠路

歷史小說如何平衡真實與傳奇？兩人以“鼻祖”之作《三國演義》為例進行拆解。對談從一道經典的地理謎題開始。馬伯庸提起自己年輕時的“發現”：“我在美國作講座時，指出羅貫中寫的地理有問題。關羽過五關斬六將，途經東嶺關、洛陽、汜水關、滎陽，最后到達黃河渡口——這路線繞了一大圈，不符合史實。真要北上尋劉備，應該從許昌直接向北。”

但是多年后，當他自己也成為創作者，才真正理解了羅貫中的選擇：“他的創作狀態類似于瓦肆說書，聽眾多是‘引車賣漿之流’。洛陽、長安這些地名如雷貫耳，但許昌以北有哪些小縣城，普通人不知道，也聽不明白，很可能中途就離場了。使用大家熟悉的地名，大家才會聽得懂。”馬伯庸推測，羅貫中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刻意修改了關羽的路線。“他很可能知道正確路線，但寧可藏拙——創作者的水平最好只比受眾高一點點。太低了，故事無人愿聽；太高了，又容易曲高和寡。”

二人進一步拆解《三國演義》的“平衡術”：長坂坡趙云在曹軍中七進七出，情節非常夸張。為了讓其合理，羅貫中在文中巧妙地打了“補丁”——曹操惜才，傳令“我要活趙云，不要死子龍”，且不許軍士放箭，這才成就了趙云的傳奇。

劉勃則揭示了羅貫中作為創作者的高明之處：“他并非憑空編造故事。他面前既有三國正史，更有宋元幾百年間積累下來的雜劇、評話等民間文本，其中充滿了天馬行空、荒誕不羈的想象。他的工作，就是在正史與民間傳說之間，尋找一個精妙的平衡點。”

現代寫作，細節考據成了硬功夫

時代轉到今天，創作者面臨的挑戰更大。

馬伯庸深有感觸：“如今的讀者，文史功底普遍很高。尤其是《百家講壇》開播以來，大眾對歷史的了解、對典故的熟悉程度，已經遠超過去。對作者來說，眼下最大的挑戰不是要比讀者懂得更多，而是不落后于讀者，就已經需要下很大的功夫了。”

他舉例說：“‘石’這個字，很多人認為要讀‘擔（dàn）’。但其實在歷史上，這個字本就念‘石’。只是到了明朝，百姓繳稅時，一石和一擔（dàn）的體量大致相當，久而久之，兩個讀音就混淆了。”

劉勃也碰過類似的“釘子”：“我曾寫到司馬遷家族中有人擔任過‘市長’，馬上有讀者質疑——你怎么用這么現代的詞？其實，漢朝的‘市長’是特指管理市場的官員。”類似的爭議還有：“一騎紅塵妃子笑”中的“騎”怎么讀？是“大月（yuè）氏”還是“大月（ròu）氏”？“吐蕃”的“蕃”到底讀“bō”還是“fān”？“如果你去查唐詩的韻腳，它確實該讀‘fān’，但你現在要是念‘吐fān’，一定會有人糾正你。”馬伯庸說。

遇到這類問題該如何應對？馬伯庸的策略是：“不必與讀者過分較真。我們首要考慮的，是在確保閱讀體驗流暢的前提下，盡可能兼顧細節的準確。”

小人物在歷史縫隙中“穿針引線”

讀過馬伯庸小說的人都知道，他寫小人物是一絕。他解釋說：“因為小人物空白多，發揮空間更大。另外，小人物落實到真實歷史中，不會改變歷史，但他可能與歷史產生某種共鳴。”

比如《食南之徒》的唐蒙，“歷史上他做的事改變了中國版圖，把嶺南地區收歸漢朝疆域。從身份看，他是郎中將，官不小了，但在漢朝的宏大敘事中，只能算個小人物。”劉勃從歷史角度補充：“在史記里，唐蒙是個酷吏。他修那條路到夜郎國時，民怨沸騰——在那個時代，不殘酷是修不了那條路的。”

但在馬伯庸筆下，“唐蒙是個小胖子，樂天派，美食家，喜歡躺平。這樣一個人怎么會變成能修二十多年路的酷吏？這就是人物的變化。文學講的就是這種變化——他怎么從一個身份變到另一個身份，中間經歷了什么改變了什么。”

劉勃很欣賞這種寫法：“他（馬伯庸）給人物框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空間。看他的小說開頭，會覺得他胡編，感覺怎么都得違背歷史了，但他總有辦法在結尾處自圓其說，讓故事嚴絲合縫地穿行于歷史的縫隙之間——這特別炫技。”

那么，如何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找到小人物？馬伯庸以《顯微鏡下的大明》為例：“我看到徽州歙縣的縣志記錄了很多爭議、訴訟，有些地方看不懂，回頭去查《明實錄》。以前看《明實錄》，掃一遍就過去了，但有了這個由頭，再看相關稅法、張居正變法的細節，就能對上了——很多時候不是為了找小人物，而是有了小人物這個由頭，你會更有動力去看大歷史。你能明白，一個國家的政策是怎樣在朝堂上制定的，然后層層落實、層層執行，最后又執行走樣，影響到普通小民的生計。”

用真實的歷史托舉虛構的人物

如何讓讀者對陌生的小人物產生興趣，馬伯庸分享了他的創作密鑰：“有時候要開啟一個故事，我必須先找到一個眾所周知的‘抓手’，從大家必然熟悉的人物或事件切入。”

他以《兩京十五日》為例，“主角是南京城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捕快吳定緣。但故事開場，就讓他撞上了驚天動地的大事——皇太子朱瞻基（后來的宣德皇帝）在南京得知父皇驟逝，必須火速趕回北京。我設計了一個虛構的危機：朱瞻基乘坐的寶船爆炸，他身陷險境，無人敢信，倉促間只能與偶然卷入的小捕快吳定緣同行。”

“讀者不知道吳定緣是誰，但一定對朱瞻基、宣德皇帝有所耳聞。”馬伯庸接著說，“我在故事里還埋了一個小小的信物——一個銅爐。兩人一路上的信任、矛盾與情感糾葛，都凝結在這個銅爐之上。直到最后關系破裂，銅爐被摔碎。后來成為宣德皇帝的朱瞻基，對此物念念不忘，專門從暹羅進口青銅，命人重新仿制……這段細節是虛構的，但它依托于讀者對真實歷史人物的認知。”

他總結道：“用正史中堅實的人物與背景，托舉起虛構的故事，能讓讀者在某個時刻恍然領悟——‘這段背景我聽說過’。那種虛構與史實在腦海中突然銜接的頓悟感，正是歷史小說獨有的魅力所在。”

“很多感受，非得自己經歷了才能從字里行間打撈上來”

歷史小說脫胎于歷史，同樣也有超越歷史的魅力。

馬伯庸最喜歡的歷史人物是東漢開國皇帝劉秀，尤其是他與陰麗華、郭圣通的情感故事。在歷史學家眼中，這可能是一個利益取舍的問題。劉秀打江山時需要河北集團支持，所以立郭圣通為后；江山穩固后，劉秀開始追求愛情，再立陰麗華為后。而文學家筆下，劉秀和陰麗華的愛情是“當官應做執金吾，娶妻當娶陰麗華”的青梅竹馬，寄托了人類對愛情的美好想象。”馬伯庸解釋，“其實不存在哪個解釋更正確或者更高級，而是作為讀者的你更需要哪個故事。”

他同樣被曹操與原配丁夫人的細節打動：“長子曹昂戰死，丁夫人痛不欲生，常大罵曹操。曹操忍無可忍，就把丁夫人送回了娘家。后來曹操想把夫人接回來，走到丁夫人身邊說：‘和我一起坐車回家好嗎？’丁夫人沒反應。曹操走到門外又不甘心，再次問：‘真的不行嗎？’還是沒回應。曹操怒了，說：‘這可就是真的訣別了’……”

“年紀大了才發現，這段對白只能發生在這樣一對老夫老妻身上。他們糾纏了半生，卻又因為某些不可調和的原因無法再走到一起。”馬伯庸感嘆。

《西游記》中一段曾被一掠而過的細節，也在馬伯庸成為父親后有了新解。《西游記》寫唐僧出生才三天就被扔入江中，后被金山寺長老救起撫養，長到18歲后替父報仇。“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我總忍不住想：一個出生三天的嬰孩，黃疸還沒退呢，也沒有母乳，和尚們是怎么把他養大的？當時把我帶孩子的苦楚都想起來了。很多感受，非得自己經歷了，才能從字里行間打撈上來。”馬伯庸說。

或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真的會讀到由這個念頭生長出的故事——金山寺里的直男和尚如何手忙腳亂地將一葉孤舟上啼哭的嬰兒，撫養成了未來的大唐高僧。文/毛葵

（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