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科走向深淵的最大推手——郁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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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光環中的繼任者
當郁亮在2017年正式從王石手中接過萬科董事長權杖時,他接管的并非一艘危船,而是一艘裝備精良、享譽全球的行業旗艦。王石留下的,是一個以“專業化、制度化、陽光化”為核心、擁有強大職業經理人團隊和卓越品牌信譽的商業典范。郁亮,這位財務出身、以穩健和執行力著稱的“好學生”,被廣泛認為是最合適的守業者與創新者。然而,歷史將證明,他將帶領這艘巨輪駛入一片連他自己都預警過的、卻最終未能繞開的暴風眼。
第一章:分裂的預言——聽見炮聲,卻沖向戰場
郁亮并非庸碌之輩。他最早感知到行業的凜冬將至。2012年,他提出房地產“黃金時代”結束,進入“白銀時代”;2018年,在“活下去”成為年度詞匯的同時,他進一步警告“轉折點實實在在到來了”;2022年,他更以“黑鐵時代”定調,字字驚心。
矛盾的核心在于:預警并未轉化為果斷的戰略收縮,反而成了一種“說一套、做一套”的公關話術和內部焦慮的宣泄。 在“活下去”的口號響徹云霄的2018-2021年,萬科做了什么?
? 逆勢擴張:在土地市場最瘋狂的末期,萬科參與了大量高價土地的爭奪。例如在2020-2021年間,萬科在熱點城市拍下多塊“地王”或準地王級土地。這些地塊在隨后的限價政策和市場下行中,立即從預期中的利潤來源變成了沉重的“負資產”。
? 規模執念:盡管嘴上說著“不再看重規模排名”,但在實際經營和內部考核中,銷售規模和市場占有率依然是核心指標。為了維持排名,公司不得不繼續在利潤微薄甚至可能虧損的項目上投入資源。
結果:郁亮準確預測了風暴,但他的雙手卻依然緊握著舊地圖,驅船沖向了風暴中心。這使得萬科在行業下行時,資產負擔比保守的對手更重,而現金儲備卻比激進的對手消耗得更快。預言的正確性,反而加劇了戰略執行的悲劇性。
第二章:失焦的轉型——第二曲線,抽干了第一曲線的血脈
面對主業的可見天花板,郁亮為萬科擘畫了宏偉的“城鄉建設與生活服務商”藍圖。商業(印力)、物流(萬緯)、長租公寓(泊寓)、教育、甚至養豬,萬物生長,看似枝繁葉茂。
然而,這一戰略存在一個致命缺陷:時序與資源分配的錯配。
1. 投入巨大,回報遙遙無期:這些新業務本質上是重資產、長周期、低回報的“苦生意”。例如長租公寓,需要長達十年以上的培育才可能盈利;商業地產需要持續的資本開支和漫長的養商期。
2. 在主業現金流最豐沛時,未能為核心業務構筑足夠深的護城河或儲備足夠厚的“棉襖”,反而將巨額利潤源源不斷地輸血給新業務。當主業驟然失血時,新業務不僅無法反哺,反而成了需要繼續輸血的“吞金獸”。
3. 戰略協同性弱:這些業務與地產開發主業的聯動效應被高估。它們未能有效反哺主業拿地或銷售,更像是獨立的平行線。
結果:萬科陷入了 “雙失血”困境:新業務持續消耗現金流,削弱了公司抵御地產寒冬的能力;而地產主業的困頓,又徹底斷絕了新業務繼續輸血的希望。郁亮試圖在冬天播種新的作物,卻用盡了過冬的余糧。
第三章:異化的制度——從“共創”到“失控”的暗箱
如果說戰略失誤是方向問題,那么“事業合伙人制度”與“項目跟投機制”的異化,則動搖了萬科的治理根基——這個曾被視作公司典范的“透明化”治理。
制度的初衷是美好的:讓核心員工掏錢跟投項目,風險共擔、利益共享,激發主人翁精神。在行業上行期,這確實創造了巨大的財富效應,將一批高管和骨干捆綁在了公司戰車上。
然而,其魔鬼在于設計與執行中的扭曲:
? 高杠桿與隱形擔保:為了放大收益,跟投常通過資管計劃、嵌套杠桿進行。更關鍵的是,在市場好時,這種杠桿是蜜糖;在市場差時,項目滯銷虧損,跟投員工的巨額本金面臨損失。有證據和廣泛質疑指出,公司可能提供了隱形的“兜底”承諾或優先劣后安排,將本應員工承擔的風險,實質上轉移回了上市公司體內。
? 表外負債的黑洞:大量跟投資金通過復雜的金融結構安排在表外運行。這些債務不體現在公司公開的資產負債表上,構成了一個巨大的、不透明的財務黑洞。當銷售冰封,項目無法回款時,這些表外負債如潮水般涌回表內,成為壓垮投資者信心的最后一擊。
? 內部人控制質疑:通過這一制度,核心管理層不僅控制了公司的經營管理權,更通過復雜的利益安排,實質上形成了一個難以被外部監督的利益共同體。當“活下去”需要壯士斷腕時,決策是否會因觸及這個共同體的利益而變得猶豫不決?
結果:這套制度從“激勵相容”的創新,演變成了風險藏匿、利益輸送和掏空公司信用的工具。它讓萬科在財務上不再透明,在信任上徹底破產。外界恍然大悟:原來萬科最深的雷,埋在所有人看不見的“事業合伙人”堡壘之下。
第四章:文化的蛻變——從“工程師”到“表演家”
王石時代的萬科,文化內核是務實、專注、充滿危機感。管理者是“工程師”、“專家”,對產品、成本和現金流有著近乎偏執的關注。
郁亮時代,文化氣質發生了微妙而深刻的變化。他本人是馬拉松和登山的狂熱愛好者,并成功將這種個人愛好塑造成一種堅韌不拔、挑戰極限的領導者IP。這本無可厚非,但當這種風氣彌漫開來,形式開始大于內容:
? 高管們言必談“長期主義”、“韌性生長”、“穿越周期”,充滿了哲學式的話語,卻少了對于具體項目毛利率、去化周期、現金流缺口等冰冷數字的死磕。
? 公司的對外形象,從專注于蓋好房子的“工程師集群”,變成了一個熱愛運動、思考哲學的“精英俱樂部”。務實精神在精美的PPT和勵志的口號中逐漸消磨。
結果:當文化從“解決實際問題”轉向“展示正確姿態”,組織對真實風險的敏感度就會急劇下降。大家更愿意相信“因為我們的意志強大,所以能渡過難關”,而不是去直面“我們的現金流還能支撐幾個月”這樣殘酷的現實。文化上的“務虛”,讓公司在戰術層面失去了“務實”的能力。
終章:不是破壞者,而是“矛盾體”的宿命
因此,將郁亮簡單定義為“覆滅推手”有失公允。他更像是一個深刻的時代矛盾體:
? 他是清醒的預言者,也是行動的侏儒。
? 他是勇敢的轉型家,也是資源的揮霍者。
? 他是制度的創新者,也是風險的埋雷人。
? 他是文化的重塑者,也是務實精神的消解者。
他的所有決策,單獨看或許都有其邏輯和遠見。但組合在一起,并在一個史無前例的行業超級下行周期中被檢驗時,卻暴露出致命的內部矛盾和不切實際的樂觀。他試圖用一套舊地圖(規模慣性、杠桿思維)和一套過于超前的藍圖(多元化、合伙人制度),去穿越一場他早已預警的、卻低估其殘酷性的暴風雪。
郁亮的悲劇,不在于他的愚蠢或惡意,而在于他的“知”與“行”發生了致命脫節,在于他的“創新”超越了企業生命線所能承受的容錯邊界。 他證明了,對于一個商業帝國的掌舵人而言,僅有遠見是不夠的,更要有與遠見相匹配的、壯士斷腕般的決斷力,以及一種讓所有宏圖偉略都不偏離財務安全與治理透明這一底線的敬畏之心。
萬科的故事,遠未結束。但郁亮作為主要掌舵人的這個章節,已然為中國的商業史留下了一個關于“天才與失誤”、“遠見與盲區”的復雜而沉重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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