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羅瑞卿乘機前往德國，為何途中不顧反對，非要換個座位？

1978年6月20日清晨，北京南苑機場薄霧未散，空軍涂裝的“三叉戟”發動機低聲轟鳴。舷梯旁，66歲的羅瑞卿一手扶杖，一手挽著妻子郝治平，緩緩登機。沒人料到，幾個小時后，機艙里會出現一場“插曲”——羅瑞卿執意換座，引得隨行人員一陣手忙腳亂。

飛機拔地而起后，思緒被帶回春天。3月初，他和妻子幾乎同日住進解放軍總醫院——6層住骨傷科的他，5層是胸外科的郝治平。羅瑞卿的左腿自1966年那次高樓跳下后就沒真正好過，舊傷一遇陰雨便疼得鉆心。然而，比起自己，他更擔心妻子肺部的那片陰影。

郝治平身為老紅軍，脾氣倔得很。醫生建議開胸手術，她搖頭：“開刀怕拖累你。”羅瑞卿急了，勸道：“只有切下來化驗，心里才有數。”這一句看似輕描淡寫，其實用盡心力，因為他自己也怕聽到“惡性”兩個字。

8日那天，北京風很暖。郝治平白天還帶著小孫子在天安門逛了兩圈，晚上就推著平車被送進手術室。門燈亮了五個小時，羅瑞卿寸步不離，連軍醫遞來的開水都忘記碰。夜里十一點多，主刀醫生摘下口罩，小聲告訴他：“確診癌癥，但切得干凈。”那一刻，他身子晃了兩下，卻只是點頭。

妻子在恢復室醒來時，他把手伸過去：“放心，咱倆都得長命百歲。”郝治平笑著答：“那你就去把腿治好！”這句玩笑，反倒讓羅瑞卿下定決心——要么一次徹底解決腿疾，要么永遠與拐杖為伴。

盧世壁主任很快制訂方案：到聯邦德國置換人工股關節。當時國內剛起步，國外經驗豐富，最合適的是科隆大學附屬醫院。衛生部副部長錢信忠負責對接，中德雙方來往數封電報，手術檔期定在7月初。

出發前夜，盧世壁又來看望老首長。他拍著羅瑞卿的肩說：“德方一年做幾百例，你這情況算簡單的。”羅瑞卿笑了：“我的要求不高，能扔掉輪椅就行。”言談間，郝治平給兩人端上茶，羅瑞卿偷偷瞄妻子，顯然心思全在她身上。

轉眼到了登機日。機上座位事先安排得細致：羅瑞卿在機頭左側，靠窗，順著飛行方向；郝治平在對面，同一排卻背向前進。這種對式布局在軍機上常見，坐慣的人沒事，可對普通乘客極易引起眩暈。

一個半小時后，飛機飛越呼倫貝爾上空。郝治平臉色蠟黃，額頭汗珠直冒，明顯是暈機。身旁的女軍醫遞上熱毛巾仍不見好轉。羅瑞卿見狀就急了，他拉起扶手準備起身。隨行參謀趕緊勸：“首長，您腿不方便，還是坐穩。”羅瑞卿擺擺手，低聲說了句：“我不能讓她難受。”一句話，不容置疑。

幾步挪到過道，他用右手扶椅背，左手指著自己的座位：“治平，你坐這兒，我過去。”郝治平連忙推辭：“你更需要舒服的位置。”羅瑞卿壓低聲音：“我這條腿不是一天兩天了，暈機比疼腿難受得多。”兩人目光一觸，郝治平終究沒再堅持。

就這么一換，機艙重歸平靜。羅瑞卿朝窗外望去，云層像翻滾的雪海，偶有陽光穿透。副部長錢信忠回頭看見那對并肩而坐的身影，輕嘆一句：“真是患難鴛鴦。”話雖輕，卻被記錄在當天的飛行日志里。

十個小時后，飛機在科隆—波恩機場落地。德國方面派出軍樂隊和救護車，早已等候。羅瑞卿下舷梯時沒有用輪椅，只靠一支拐杖，身板挺直。機場風大，他的大檐帽幾次要被吹走，卻始終握著妻子的手不松。

隨后的日子全在病房里度過。德方先做全身評估，發現他因舊傷導致的畸形愈合較重，最終排期7月8日手術。術前一天，郝治平堅持陪到深夜，羅瑞卿對她說：“等我能獨立走，你的化療也就結束了。”醫生聽不懂漢語，卻看懂了那份篤定。

9個小時的大手術成功，鈦合金假體牢牢植入股骨。術后第十天，他在扶梯架幫助下走了三米；第三周，他嘗試不用輔助器具站立，堅持了十五秒。科隆醫院把這段影像留作教學樣片。護士長感慨：“這位中國將軍意志驚人。”

8月中旬，醫療組討論后同意羅瑞卿出院靜養。他走出病區時，手中只剩一根輕便的手杖。郝治平笑著估量：“回北京前，你應該能丟掉它。”羅瑞卿點了點頭，故作幽默：“我得兌現對你說的話。”

9月底，兩人返抵首都。飛機快降落時，工作人員特意把兩人安排在同排，方向一致。羅瑞卿聽見機輪觸地，拍拍妻子手背：“這回不用換座了。”

此行的醫學細節后來成了國內骨科教材的案例，座位互換的小故事則在解放軍總醫院悄悄流傳。幾十年后，年輕醫生提起羅瑞卿，總少不了那句評價：硬漢有情，真性情。